⊙董 蕾［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河南 新乡 453007］

作 者：董 蕾，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09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一部《长恨歌》，几乎让王安忆写尽了上海半个世纪的浮华与苍凉，也将她推向了海派文学传人的位置。风华与平淡都写尽，王安忆又将晕染出怎样的一城之景。《天香》写的还是上海，但王安忆这次要彻底地为上海的“前生”立传。抛却“现代”的繁华与苍凉，不需迎合朴质日常化的流行风气，也不需在纪实与虚构之间纠缠，她对上海现代的“前生”有更浓厚的好奇心与敬畏感。

一、又是一抹女儿红——当海派遭遇古典

《天香》的故事起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止于康熙六年（1667年）。晚明时期，上海县申家次子申明世中进士而建造天香园，园中重峦叠嶂，奇崛秀美。期间四代人的悲欢离合在王安忆静持有度的描摹中细细展开：申明世的大儿子柯海，本娶南宋康王余脉的徐家小绸为妻，后阴差阳错纳江南闵家女儿为妾，从此与小稠情意断绝；闵女儿系苏州御制织工之女，绣艺巧夺天工，于是上等绣艺至此传入申家，后才方以绣为缘与小绸携手共创“天香园绣”；后柯海之子阿潜娶杭州世家女儿沈希昭为妻。希昭自称“武陵绣史”，以书画入锈，终将“天香园锈”发展成天下一绝。

本以为王安忆又要在悲欢离合之间写一出似曾相识的儿女情长，如红楼之遗梦，怨女之哀诉，抑或以此为大叙事的由头，写一出家族与历史的兴衰。王安忆这次是用尽了古典，情节与人物的设置、园景与人情的描写，都是一派顺畅通达的好文字，对涉及到的服饰、绣艺、器物、玩意、书画、建筑、美食、品性、园艺的描绘更是古色古香，是现代白话中接近古典诗歌散文的意境。难怪很多读者和批评家都要再次将《天香》与《红楼梦》，与张爱玲，与海派比较论说。正如王德威曾经慨叹的那样，王安忆的文字是当下最接近海派的作家，甚至将其誉为海派传人，她的文字里有张爱玲的文字魔性：“以绵密饱满、兼容并蓄的叙述方式，由寻常百姓家，重新开启了我们对于海派的记忆。”①虽然王安忆的文字骨子里继承的是“海派”的一种“世俗”，是关乎上海一城的众生众象，但王安忆的文字毕竟不同于上世纪30年代的海派。对于那些被初步的现代化/西方化所迷炫的“海派”们，他们前卫、开放、趋势，厌恶官场/政治，是不可复制的思潮。而今天的王安忆们，追尽繁华之后，又以更大的前世繁华来追忆今日沉寂的海派。在《天香》面前，我们还可嗅到一丝当年京派的那种古典的情怀，有一些“浪漫的迟缓”与故作“雅态”，有一些老庄的“喜好清谈”的“文人气”。②但又不全像他们，因那天香园中的“如诗如画”却不是正统文人的诗词歌赋，而是“趣”，是“玩乐”，是俗世的性情，是人间的乐园，是类似元明之有些俚俗开放的“小曲”词，是大家里的市井气。也正因此，它更像在描述“海派”的一种“前生”，因之前者的大雅大俗，大起大落，才有机会能顺畅地与民间世俗相通联，而当海派文字与这样世俗的“古典”相契合时，这一抹女儿红，也将会是孕育现代化“海派”的传奇一种。

二、从“人性”到“性情”——文学的美学之变

许是看多了写多了太多的历史与人性，现当代文学与评论总绕不开一个“人”的文学。人在历史、政治、家族面前的柔弱可欺，是展示性格与命运的绝佳舞台，于是“大”、“小”叙事之间也总与“人”相纠缠。我们早已将传统中关乎“性情”的古典主义精神忘却了一个世纪。而在《天香》里，我们似乎找到了一点久违而古老的“托物言志”、“天人合一”的意境。“天香园锈”之所以最后成为家道中落时维持生计的手段，并由深院闺阁中的女性之“物”来承担重任，在封建家族观念上的确有点“悲剧”的意味。申家上下事事挥金如土、嫁娶婚丧铺排无度、子孙不求仕途诸种行为，也很容易让人与《红楼梦》般的悲剧相呼应。但若王安忆还是照着红楼的路子写下去，小说的文学独创性与思想性就无从谈起。

《天香》与大叙事、大悲剧、大批判无关，小说平和安静地叙述申家儿女的一代代的悲欢，留下的只是一个个精致细腻的人世间：申家男人喜欢享乐，注重感官与情趣，但这正是性情中人之为；申家造园不单是讲求气势排场，更重在园林之意境上，造园赏玩又处处体现着物我两忘的情致；柯海大费周折地制墨，终究还是对妻子小稠的一往情深；镇海修行问佛是出世，但将养老扶幼的人生责任推卸殆尽却也不失为人生最大的享受；阿潜是小稠最疼爱的侄儿，是精雕细琢的贾宝玉般的少年性情，却又因偶然的一场声色之宴，移了性情，是为情痴；阿只为实践简朴哲学的豆腐生意更像是文人的一场游戏……他们的“胡闹”都不是令人厌恶的恶习，都是性情所致，须得如此。他们将一份产业“用心”地折腾完，却没有过分的人生悲剧的意味。绣品本是女子闺阁之物，本不应为外人所用，更何况是申家这样的大家族；习惯了用当代女性主义批评话语的研读作品的学者面对这样的“古老”文本恐怕将要束手无策，抑或是大发批驳，这正是封建女性的悲剧云云。但正是申家男人如此“出格”的性情，女眷的绣品才能成为生计的手段，在他们的眼里，生计也终是为了人生里的挥霍。从这个角度来看，一切的玩赏、游冶、挥霍，全都是在衬托小说的中心——“天香园锈”的伏笔了。而每一代的绣品，一丝一线又都是因“情”所起，只不过她们是将这情织入了锈品中，而这情也随着物件的传播，走向滚滚民间，和这一代代的女性的深情往事，成为传奇的开始。从“人性”的善恶美丑的无止休的研讨、人性背后的社会历史责任的沉重的负担到“性情”与“人心”的体察、玩味、思考，莫不是具有文学意义的一种良好的开端，而这又恰恰是中国人最为熟知的中国文学的味道，是传统的生活与审美情趣，也是文化之所以繁荣的根基之一。

三、气象与生机——一座城市的抒情“考古学”

小说中所谓的“天香园锈”，就是历史上的“顾绣/申锈”，“申”家自是上海的隐喻。而王安忆选择了这个不起眼的小物件作为她这次“考古”的线索，也是有一些“机缘”的。她敏锐地发掘到历史上确有沪上“顾家”子弟不为科举得失，都是愿享受家乡的一赏风流的性情之人。到了小说中，申家兄弟打造天香园、种桃、制墨、养竹、叠石，四时节庆，忙得有声有色，曾有“一夜莲花”之名传于江南。如上文所论，小说并不为写一本警世恒言，当申家由绚烂而落魄时，小说才意外地出现了生机。

“天香园锈”由第一代闵女儿、小稠发展成特色的“绣艺”，到第二代希昭那里，开绣画新境，也是这样的艺术品发展到极致的过程。但就如希昭所说，这样的珍品是可遇不可求的：“天香园锈中，不止有艺，有诗书画，还有心，多少人的心！前两者尚能学，后者却绝非学不学的事，唯有揣摩，体察，同心同德，方能够得那么一点一滴的真知！”③因此，想再往上走取得更大的发展，就落在了第三代女性代表蕙兰的身上。蕙兰索要“天香园绣”的名号做嫁妆，在婆媳相依为命的艰难日子里，用绣品支撑起稳定的生活。不是绣品本身技艺、境界上更加精进，蕙兰做的是把这项工艺与生活、生计、生命更紧密地联系起来，给了这项工艺更踏实、更朴素、更宽厚的力量。因此说《天香》里的结局不是大痛苦与大悲悯，有的是由精致闺阁走向宽广民间的安稳与生机。由此看来，《天香》像极了一本反写的《红楼梦》，这也是她超越海派世情与言情最突出的特征。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轮回：艺术本来自民间，又经过手工艺人与知识分子的化俗为雅，成为精致的技艺，但又需返回民间去寻找后续的活力。这正是王安忆凝视上海、审视历史的方法：如果失去了当年的踵事增华、标新立异的底蕴，上海也就难以形成今日如此繁华的市民文化。而此番由一小物件而考察出的城市与历史轮回中的生机和气象，更像是一座城市的“抒情考古”。女儿们锈里的锦心蕙质，恰如城市日常生活的机理，细微而绵延不断，既是真实又如传奇。

① 王德威：《现代中国小说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② 吴福辉：《老中国土地上的新兴神话》，《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第5页。

③ 王安忆：《天香》，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