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一曲唱念做打，唱响经典故事。方寸舞台之间，演绎百态人生。戏曲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综合舞台艺术样式，在传承中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形式。而戏服则是戏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戏服上的刺绣更是独具特色。本文探讨的则是绣品中的戏曲文化，我们透过绣片可以领略到的中国戏曲文化的风采及故事。

关键词：绣品;戏曲文化;枕顶

中国刺绣是观赏与实用并举的工艺形式，绣品不仅图案精美，流光溢彩，具有较高的装饰价值，其反复绣缀的工艺还能增加衣物的耐用度。因此，中国刺绣承载着厚重的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是中国农耕文化的产物。

刺绣又名“针绣”“扎花”，俗称“绣花”。在古代，刺绣又被称为“黹”或“针黹”，是参照花樣在织物上运针刺缀以绣迹构成纹样的装饰工艺。刺绣艺术是精美绝伦的，是美好事物的象征，中国人常常称壮阔秀美的地貌为“锦绣河山”，称聪慧善言的人为“锦心绣口”。在过去，社会分工使妇女必须精通“女红”，从小就要学习纺纱织布、裁衣刺绣，由此造就了一代又一代不知名的刺绣高手。

一、别开一枝的戏曲刺绣

在近代社会中，女红被赞誉为“母亲的艺术”，也是女性聪明才智的结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在刺绣中表现戏曲故事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种题材，透过绣片中的一段段故事情节和一个个经典唱段，绣品中的戏曲文化便在方寸之间呈现在观众面前。

戏中有画，画中有戏。戏曲是一种包含演员表演、歌唱、器乐伴奏和舞台美术等的综合性艺术，为大众所欢迎。但是受时间限制，演出结束后，空无遗迹可寻，有待下次再演出。而且戏曲演出还需要一定场地——舞台，所以过去的演出大都在城市戏园或王府贵族的私邸戏台，一般农村劳动大众是难得一见戏曲演出的，唯有通过民间岁时节日里的歌舞活动，得享片刻游艺之乐。刺绣是以大众为对象的艺术，在清代中叶戏曲艺术盛极一时的影响下，北京、苏州、四川等地都有大量描写舞台戏曲演出的“戏曲刺绣”，满足了劳动大众了解戏曲演出的愿望，从而留下了一大宗今日舞台上辍演的剧情之图，可做戏曲史家研究的形象资料。

古代许多知名或不知名的艺术工作者，早就注意到戏、画、绣等艺术的互相结合、相得益彰的表现形式。宋金的石刻、砖雕，元代的壁画，明清的版画、木雕，清代的灯画、戏谱等等各种美术品类，都有戏曲故事的题材。其中把真正的“画中有戏”的观点发挥的淋漓尽致，内容最丰富，风格最多变，影响最广远的却是戏曲刺绣。

戏曲刺绣是由技巧高妙的民间妇女，选择当时亲眼所见或听说的戏曲，当场或凭想象所描绘的感人至深的情节和优美的表情身段画成底稿，带回家中进行反复修改，然后再通过刺绣表现出来。不但精要地叙述了戏曲故事的情节，还把戏曲舞台上色彩缤纷的人物形象、衣着装扮、身段程式、场面砌末一一描绘，将戏曲这种综合艺术的精华转化为刺绣造型艺术，使人观其色睹其形，如闻其声见其状。如“状元拜塔”是戏曲《白蛇传》中的一出折子戏，描写了白素贞被法海镇压于雷峰塔下，数十年之后，其子许仕林高中状元后回乡祭母，得塔神相助母子终于相见的故事。“状元拜塔”这一主题在民间有彰显功名，褒扬忠孝之寓意，在刺绣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图1）

戏曲刺绣所选的内容，并没有严格的规限，但因为是实用艺术，故极端苦情的悲剧或是有不吉祥联想情节的戏曲往往落选。吉祥的剧目《龙凤呈祥》等自是首选，其次是喜剧。但有些剧目在舞台上的演出会有些不吉利的联想，但经绣娘们在画面上的改造，便冲淡了这种感觉。例如《小上坟》一剧中的萧素贞，在舞台上原要全身素白上坟，表示有亲人亡去。但绣娘们却让她头上的彩球套上红色，裤子也绣上红、黄的纹样，画面上还加上红花绿树的背景和县官刘禄敬的大红袍、衙役的红帽，代表吉利的红色便成了最夺目的颜色，不吉利的联想便几乎没有了。

各种形式的戏曲刺绣，在荷包、围涎、围腰、鞋垫、衣袖、喜带、背包、幔帐套、枕顶、粉扑、香囊、桌围、门帘、针扎、辫筒等，甚至在家居装置中都有表现，一年之内与人们朝夕相对。大人们闲来无事，举目欣赏，思想古往今来人物的成败得失，抒发一下“戏如人生，人生如戏”的感概。或给孩子们讲述画中的戏文，通过戏文使孩子们认识民族的历史、文化，从中学习做人的道理，接受伦理的教训。“戏曲刺绣不但装饰人生，还引起人们对人生的反省。”[1]刺绣的多功能今日可能被别的东西取代了，但戏曲刺绣所表现的优美画面，仍带给我们极大的享受。

二、荷包上的戏曲故事

荷包，又称“香囊”“香包”“香荷包”，古时称“佩帏”“香袋儿”“荷囊”等。荷包既是中国传统服饰中随身佩戴的饰物，又是盛放小件的物品、钱币的实用小包。旧时，荷包可以显示人们的身份地位，在民间，荷包又是节日喜庆之际馈赠之物，在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

荷包工艺精美，能充分显示妇女的心灵手巧，又香气宜人，特别适合来达意传情，成为民间广泛流行的男女定情信物。在《红楼梦》一书中有生动的描述：第十九回描写宝玉到袭人家里造访，袭人忙不迭地招待，由荷包里取出两个梅花饼儿来，掀开手炉焚上香饼，盖好后，放在宝玉怀里。这里指的是香荷包，内放用香木面压成的香饼，放在炉内点燃后，一来驱寒，二来祛邪洁身。而在夏天，香囊里就盛放祛暑避瘟的香料。

通常情况下，荷包由女子在闺中绣制，现如今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可批量生产。在小小荷包里编织着自己的梦想，赠予他人何尝不是一趣事。湘西土家族、贵州苗族把香袋作为爱情的护身符，汉族与各地少数民族均有类似的习俗。作为定情信物的荷包，它的纹样多为寓意爱情的“并蒂莲”“蝶恋花”“鸳鸯戏水”“凤戏牡丹”等;或是以爱情故事为主题的戏曲内容，如《拾玉镯》《柜中缘》《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其中《拾玉镯》是秦腔《法门寺》中的一折。明武宗时，傅朋闲游孙家庄，遇少女孙玉娇，二人互生爱慕，傅朋赠玉娇玉镯，玉娇害羞不敢接受。于是，傅朋有意遗玉镯在地上并假意离去，当玉娇去拾玉镯之时，傅朋退步瞧见，羞得玉娇一手掩面，一手捏玉镯伸过袖底退还傅朋，恰巧这一过程被刘媒婆瞅见，便故意向玉娇调笑，并为二人撮合成亲。（图2）

婚礼是人生的大典，荷包也是必不可少的礼物。以山西民俗为例，过门那天新娘腰带上要佩戴装小铜镜子的圆形荷包，铜镜有辟邪、同偕到老的寓意，还要佩戴一对龙凤荷包，内装糖块，当新人下轿后要掏尽荷包中的糖块抛洒向众人，引得众人争抢，寓为沾喜气。新娘子过门后要见全家老小，见面礼中有亲手绣制的荷包、手帕、鞋垫等。送给长辈的荷包有“八仙庆寿”“麻姑献寿”等，以祝老人长寿;送给小姑、小叔的荷包有《拾玉镯》《卖水》等戏曲内容，以盼他们早结连理;送给新郎的荷包要绣《佘塘关》《穆柯寨》等内容，以盼夫妻白头偕老。其中，《卖水》是传统剧目《火焰驹》的其中一折。宋仁宗年间，兵部尚书李寿被诬陷入狱，次子李彦贵生活无着，卖水为生。枢密使黄璋有女桂英，曾与彦贵订婚，因李家遭难，桂英一直惦记着未婚夫，适与彦贵卖水，由丫鬟梅英代诉衷肠，遂引彦贵与桂英相会。

三、枕顶上的戏曲故事

枕顶俗称“枕头堵”，是指绣着吉祥纹样的枕顶绣片。過去姑娘出嫁前要绣上几十对枕顶，不但自己结婚用，还要送给公公、婆婆、小姑、小叔等。枕顶是软质枕头的一个组成部分，是软质长形枕头两头封口用的布片。在枕顶上绣制纹样，在明清至民国时期大量出现。枕顶的取材十分丰富，针法多样，色彩应用讲究，适用于不同的使用对象，也赋予了不同的精神内涵。

枕顶花对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戏曲人物、民间传说、祥禽瑞兽的表现十分丰富，《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等作品中的戏曲人物都在枕顶中有所体现。此外，植物纹样、动物纹样、天地景象纹样、吉祥文字纹样等多种纹样也都是枕顶花的常用纹样。枕顶花纹样的内容丰富，有民间演义的历史知识传播，有传统美德的民风民俗记录，还有期冀升官发财、人丁兴旺的美好诉求。因而，枕顶花不仅发挥着应尽的物质功能，还承载着民风民俗、人生礼仪、审美理想等文化意义的价值取向。

枕顶多为正方形和长方形，属于生活用品，绣法多用平针绣，题材多为戏曲中的才子佳人和传唱度较高的戏曲人物故事，不仅单纯表现人物造型，更多的是展现一段故事情节，或一个经典的唱段。这类图案往往根据故事情节安排紧凑，人物生活活泼热闹，绣娘们对生活、对文化的理解就展现在这绣品之上。因此，绣品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戏曲的繁荣，也为绣品提供了创作上的土壤。

四、结语

当前，“保护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已成全球性共识，随着民俗传统意识的回归，随着国内旅游事业的发展，民间刺绣迎来了复苏的转机”[2]无论是挽袖、荷包、枕顶都在重新焕发出光彩。过去的经典戏曲绣品，从民国时期人们就开始注重其价值，人们将从衣服等上面拆下来的绣品用缎衬底装裱起来，成为当时出口创汇的大宗。《牡丹亭》中的游园惊梦故事，《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等都是反复应用的题材。尽管随着时间的流逝，陈年老旧的戏服等渐渐淡出舞台，但是刺绣技艺已成为一项流传在民间的非遗项目，经过“绣娘”们的努力，戏曲刺绣必将焕发新的青春，这些雅俗共赏的绣品必将再次引起人们的重视和关注。

参考文献

[1] 王树村. 中国民间美术史[M]. 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4.257

[2] 李友友. 民间刺绣[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5.11

作者简介：郑逸（1998—），女，汉族，山东省济南市，硕士在读，研究方向：工艺美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