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天津 300042］

作 者：李伟华，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讲师。

描写“文革”时期的生活是王小波作品中所展现的重要内容，《黄金时代》《革命时期的爱情》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王小波在叙述这些“文革”故事时同传统的“文革”叙事有很大的不同，有着鲜明个人语调，尤其是作品中骨子里的严肃和表面的戏谑所构成的张力成为许多先锋评论家解读的焦点。为进一步细致研究王小波的这类作品，笔者试图把其同传统的“文革”叙事（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加以比较，来凸现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笔者从人物形象塑造、苦难反省等角度探讨王小波文革叙述的独特性。

一、存在境遇中的人物

伤痕反思作家们在对“文革苦难”的反省上，对四人帮的或旧时代专制的揭示上，无疑推动了社会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的发展。然而，他们的反省是表面的，因为他们对苦难的理性思考，被他们急于对苦难的控诉，急于对意识形态的忠诚表白所消解代替了。同样，也是由于这些原因，他们笔下所塑造人物也是失败的，真正塑造成功的人物是能够呈现出具体历史语境中个人的存在境遇的人物，能给读者以生命意义上的深刻启示。如托尔斯泰笔下的安娜，昆德拉笔下的托马斯。而反思作家笔下的人物只不过是他们传达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他们笔下的人物都被脸谱化、模式化了，余玲玲曾撰文指出这种模式化的特点，“反思作品中人物形象是在两种意义上生成的：政治意义上的人物形象和道德意义上的人物形象。从政治意义上来看，人物形象可分为迫害者和受害者，从道德意义上看，人物形象可分为恶者和善者，具体到反思作品中，这两种意义并不决然分开，而是被叠加起来，通常政治意义上的迫害者都被赋予道德上恶的品性，如吴遥、俞大龙等，而受害者则被赋予善良的品性，如葛翎、罗群等。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传统反思文本中，多是一些穷凶极恶的迫害者和无辜善良的受害者”①。无疑，这种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意识上的人物模式有利于作者对“苦难”的控诉，有利于那一代人的情感诉求和自身合法性的诉求。

王小波对伤痕反思作家的超越性，也体现在对其人物形象的超越上。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的道德品性同政治身份之间没有任何特定的联系，政治意义上的受害者不一定在道德上就具有优势，甚至其道德品质低下。如《黄金时代》中的王二，从政治意义上说，他挨批斗，写交代材料，是“文革”的受害者，然而，从道德意义上说，他并不是所谓的“道德楷模”，这主要表现在：陈清扬要求王二证明她不是破鞋，而王二却嬉皮赖脸地论证了一番陈清扬就是破鞋。《革命时期的爱情》中的王二在政治意义上也是受害者，是被革命所专政的对象，从道德品性上来讲，他是个流氓无赖，他经常戏弄“胆小怕事”的同事，用残忍的手段电死蜻蜓，这些受害者的形象颠覆了伤痕反思文学中“善良无辜”的受害者形象，把这些无辜的受害者还原为具有欲望的真实的个体。而那些在伤痕反思作家看来“穷凶极恶的迫害者”，在王小波的笔下则呈现了另一番景象。《黄金时代》中批斗陈、王二人的宣传队长，在王二看来，对他们的批斗反而成为他的一种请求，“他跑到招待所来和我们商量：能不能请陈大夫受点委屈？陈清扬说，没有关系。下回她就把破鞋挂在了脖子上。但是大家还是不满意。他只好让陈清扬再受点委屈。最后他说，大家都是明白人，我也不多说。您二位多担待吧”②。在这里，政治意义上的“迫害者”被还原为一个在现实中承担各种压力的普通人，一方面，军宣队长迫于政治的压力要批斗王二，另一方面，从感情上说，他和王二的关系不错，这使他处于两难的境地，因此他对王二的批斗反倒成为了请求。从中可以看出，在“文革”时期，迫害者和受害者并不只是批斗与被批斗的关系，还存在着更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王小波写出了被反思文学简单化了的生活，写出了“迫害者”在政治活动中的无奈感。《黄金时代》中的团长，在王二的眼中也不是妖魔化的，“有时候团长还请我们到他家坐，说起我们犯错误，他还说，这种错误他也犯过，然后就和陈清扬谈前列腺……”③。在这里，王二、陈清扬同团长的关系并不是完全对立化的，团长还需要陈清扬给他看病，团长和陈清扬就构成了“病人和医生”的关系，因此，团长对待陈清扬就十分客气，而由于政治形势的压力，他又不得不让陈清扬、王二出斗争差，最后，还是团长到军务科说了情，把王二放回内地。由此可见，团长和宣传队长一样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而他们和王二、陈清扬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他们之间不仅存在着迫害与被迫害的政治关系，还存在着一定的利益关系、朋友关系。正因为此，王二和陈清扬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受害者，领导们也不觉得自己是迫害者。

通过以上的论述，不难发现，在王小波的笔下，政治意义上的受害者不一定就具有善良的道德品质，而政治意义上的迫害者也不一定就那么穷凶极恶。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谈到一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它把人的生命简化为它的社会功能；把一个民族的历史简化为一些小型的事件；而这些事件又被简化为一种带倾向性的解释；社会生活被简化为政治斗争，再简化为只是两个全球性强权国家的对抗，人被拽进了一个真正的简单化的漩涡，在其中，胡塞尔的‘生命世界’无可救药地被遮蔽了，存在已被遗忘了。”④反思文学作家们也是在按照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方式去认识世界、表现世界，从而遗忘了“存在”。王小波的小说则摈弃这种简单化的认识方式，揭示被遮蔽的存在。王小波笔下的这些人物是对具体历史境遇中的“个人”的真正还原，是对存在的廓清。在他的眼中，他关心的不是政治意义上的谁对谁错，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谁善谁恶，它关注的是人——这一欲望个体在历史中的存在境遇。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王小波的笔下，历史的主体是受欲望煎熬的个人，他笔下的王二、陈清扬、军代表、团长、宣传队长等一系列人物，他们的行为要么是本性的驱使，要么是生活存在的现实要求他们那样做。王二和陈清扬演绎的恣肆狂欢的性爱是他们本能欲望推动的，军代表对他们的整治，也是因为军代表内心欲望得不到正确的排解而以一种扭曲的方式发泄出来。在“欲望”这一层面，政治意义上的受害者和迫害者并没有什么差异，他们都是被欲望燃烧的真实的生命个体。在这个意义上，王小波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本真的世界。

二、深刻的苦难反省

王小波在“苦难反省”上同伤痕反思作家也有不同。在对“文革苦难”的反省这一问题上，伤痕反思作家对苦难的反省并不是侧重在对苦难原因的分析上，而是着重表现主人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忠诚和信心上，把造成灾难的责任都归咎在四人帮和旧的时代政治之上。这方面的作品如王蒙的《蝴蝶》《布礼》，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这类故事从表层结构上看似乎是荒诞不经的，但是从故事的深层结构上看却在“有意无意利用传统资源（善恶有报，得人心者得天下），从不同角度维护与修理‘文革’以后有些破碎的主流意识形态”⑤，这种叙事模式对“文革”的解释是要恢复对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信心，这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对“文革”的深入探讨。

王小波对“文革”的“历史反省”则要深入得多，余玲玲认为“传统反思文学把个人遭遇归因于特定时代，在那里人只是历史的承受者，作为参与者的人缺席了或者只是执行路线意义的工具，而在《黄金时代》中……人除了是历史的承受者外还是参与者，无论是参与者还是承受者都凸现出本质意义上的自我存在，人不再是时代的符号。时代对人的影响只是浅层的、表面的，推动历史（运动）的发展是个人欲望发展的结果，运动批斗只是工具意义上的存在”⑥。具体到文本中，也就是说，王二、陈清扬的苦难际遇并不是因为政治上犯错误导致的，而是因为权力者们的生理欲望无法满足导致的。权力者垂涎陈清扬的美貌，但是特殊时代的道德律令过于严格，而陈清扬本人又喜欢打耳光，这使得他们的本性欲望受到遏制。因此，他们就通过手中的权力来整治陈、王二人。余玲玲认为，王小波提供了一条从人性的欲望来解释“文革”苦难的角度，这无疑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新颖性，但是笔者认为这样对王小波的解读还不够，王小波同反思文学相比，对“文革苦难”反省的超越性还体现在对极权文化机制的揭示上。

这主要体现在对极权文化的批判上，他揭示了“文革”时期的极权政治文化是如何控制人的意识，也就是说，这种极权政治文化是如何避免了强制性的、粗暴的方式，以一种隐性的、温和的方式来使个人自愿放弃对“个人权利”的维护，甚至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王小波通过对“苦难叙事”的思考来揭示了这种极权文化的内在机制。这种“苦难叙事”的基本特点是：旧社会穷人是如何受苦，富人是如何压迫穷人。在这种叙事中，“苦难是压迫与非正义的象征”，革命者通过对旧社会苦难的指认，为自己的革命行动提供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当革命者在新社会讲述“苦难”时，苦难又赋予了革命者“革命的美德和象征，受苦受难者被赋予了道德上的优越地位，也被赋予了历史中的主角和先锋作用”⑦。更甚者，苦难成为衡量革命者对革命贡献的价值尺度。军训员在“文革”时期涕泪涟涟地讲述旧社会的苦难，四个姑姑和四个姐姐在月黑风高之夜，被“狠心的鬼子”强奸了。王小波对这样的讲述分析如下：“在万恶的旧社会，假如你有四个姑姑和表姐被日本鬼子奸杀就是苦大仇深，可以赢得莫大光荣除此之外，还对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有人想贡献几个姑姑或者表姐出来。”不难看出，由于对苦难的过分强调而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谁拥有苦难，或者说谁经历过苦难，谁就对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必然将导致这样一种逻辑，“苦难即正义”，这必然导致或者造成人的一种自愿“受虐”和“自虐”的心理。

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王小波基本上是持一种“个人”的立场去叙述“文革”的，而传统“文革”叙事则是从政治、道德的立场去处理“文革”的。相比较来说，后者的表述是普遍化的、类聚化的，而王小波的表述则是个人化的，正是由于这种个人化的立场，从而使其表现了具体“文革”历史语境中个人真正的存在境遇。

①⑥ 余玲玲：《关于“反思”的超越》，《当代文坛》2002年第4期。

②③ 王小波：《黄金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④ 昆德拉：《小说的艺术》，时代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⑤ 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83页，第191-192页。

⑦ 耿占春：《改变世界与改变语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