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城乡统筹调研组

10月1日，在国际艺术界享有盛誉的上海双年展拉开序幕。这一思考当代都市文化建设的盛会今年首次推出了城市馆计划。在30个参展的国际化都市中，竟然有一个中国镇级“城市”跻身其中，向世界展示着自己独特的艺术思考。这座“城市”就是浙江诸暨的店口镇。

浙江乡村在世界性舞台上展示自己的魅力这绝非偶然。2010年4月，在上海世博会，来自浙江宁波滕头村的“乡村案例馆”，在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性都市群中散发着乡村的气息。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是“城市让世界更美好”，滕头村却表达了更深层的思考：“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展览是短暂的，很快落下了帷幕，但滕头村和店口镇给人留下的思考却意味深长，发人深省：城市和农村究竟应该是什么关系；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城乡统筹应该怎么统、怎么筹？城乡之间如何互补互动、如何融合一体？这不仅仅是理论探索需要回答的重大命题，更是现实实践亟不可待的直接提问。

浙江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早，工农和城乡之间失调的矛盾的呈现也较早。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正视矛盾，创新思路，设计载体，一手抓新型城市化，一手抓新农村建设，率先开始城乡统筹的实践和探索，率先从“二元分割”进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创造了城乡统筹的多个全国第一。

一、从“基层自发”到“党政自觉”

党的十六大以来，浙江始终把城乡统筹放在“重中之重”位置，深刻总结基层和农民的创造，不断强化改革的顶层谋划和设计，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大胆创新，扎实推进，初步构建了一套城乡统筹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逐渐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统筹城乡发展之路。

有人总结说：“浙江发展快主要是农村发展快，浙江人民富主要是农民率先富，浙江经济活主要是农村经济活”。这话意味深长，生动体现和蕴含了浙江与众不同、独树一帜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

上世纪70年代，为了摆脱贫困，浙江农村摸索着创办乡镇企业，大批农民带着微薄的积蓄，转移到乡镇企业就业。为了不致耽误农业生产，村集体往往给留守务农人员一定的经济补贴。时间长了，就形成了一种制度，并且越来越规范，这就是“农业发展基金制度”。“农发基金”的主要做法是从乡镇企业销售收入中提取10%，用于发展农业生产。当时叫做以工补农、以工建农，实质上是一种民间“自发”的统筹。这一制度后来被国务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这种自发的统筹就上升到了从规律的高度认识工农关系、城乡关系，上升到了有计划、有组织的推动。当时，浙江一手抓“效益农业”，一手抓“城市化”，分别制订出台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纲要》、《城市化发展纲要》。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农村现代化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大好势头。据统计，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2002年十六大召开，13年间，浙江经济年均增长13.6%，比全国高4.3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当时的省委书记张德江有个概括，叫“世界走一步，中国进三步，浙江迈四步”。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农发基金”的制度也有了新的提升和发展，在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中，“三农”开支首先必须保证。

2002年，胡锦涛总书记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城乡统筹”的概念之后，浙江深刻落实总书记的讲话精神，结合浙江的实际，创造性地展开城乡统筹的实践与探索。浙江城乡统筹由此从“基层自发”进入到“党政自觉”阶段。

浙江许多领导干部至今清晰地记得，2003年1月13日，履新不久的省委书记习近平出席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他把城乡统筹形象地比喻为解决新时期“三农”问题的“金钥匙”。当时的浙江，一方面，人口和劳动力加速流动，生产要素加速集聚，一、二、三产加速融合；另一方面，工农差别、城乡差别、地区差别不断扩大。面对这种状况，习近平指出：“我们既要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又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抓农村’，必须站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高度，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为什么要搞统筹、怎么搞统筹？2004年，浙江召开了全省第一个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工作会议，并提出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到2010年，基本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差别明显缩小。到2020年，与基本实现现代化同步，基本实现城乡一体化。紧接着，浙江制订发布了全国第一个《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纲要》，要求从产业、社会事业、基础设施、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生态环境六个方面入手，推进城乡统筹。从此，浙江的城乡统筹有了行动指南，城乡统筹从局部突破步入了整体推进。

如果说这一届党委政府从无到有，开始了城乡统筹的整体谋划、布局，设计了一个个载体，构建了一个个制度，开创了城乡统筹的大好局面，那么，党的十七大之后，新一届浙江党委政府与时俱进，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在构建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推进一体化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2010年，浙江克服国际金融危机，逆势而上，农民人均收入在全国省区中率先突破万元大关，达到了10070元。这一突破意义重大，标志着浙江“城乡二元分割”的状况得到了缓解，统筹城乡发展进入到了“全面推进城乡融合”的新阶段。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表示，要在健全有利于农业农村工作加快发展的体制机制、提升农业农村加快发展的支撑能力和推动要素资源更多更快地向农业农村配置上，不断取得新的突破和新的进展。这是浙江的新任务、新挑战，也是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从“基层自发”到“党政自觉”，尽管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变化，每一届党委政府抓工作的方法、思路会有所不同、有所调整，但在重视“三农”工作，推进城乡统筹上，浙江历届党委政府坚持不懈，毫不含糊。特别是在被人称为中国“三农”发展的“黄金十年”里，浙江把城乡统筹放在“重中之重”的位置，加强领导，加大投入，大胆创新，扎实推进，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浙江特点的统筹之路。

从浙江省农办编辑的《农村工作学习文件》中，可发现自2002年至今，浙江省委省政府领导针对“三农”的工作讲话和出台的政策文件，每年都在25件到30件之间。涉及“三农”领域的方方面面，其中有教育培训、医疗卫生、养老保险、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就业服务等等。而每一个政策文件和工作讲话的背后，实际上都是一个浩大的民生工程。这些政策文件和工作讲话相加在一起，构成了浙江城乡统筹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作为浙江城乡统筹全程参与者，省农办副主任邵峰感慨万千：十年中所有的变化，源于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和政策体系的全面重构，人们开始以城乡关系来认识“三农”问题，以城乡兼顾来创新“三农”政策，下一步还要以城乡融合来完善“三农”政策。农办作为城乡统筹的组织协调部门，也学会了城乡统筹的工作方法，这就是要“设计一个工作载体，建立一个领导小组，印发一个政策文件，安排一笔财政投入，每年召开一个现场推进会”。

目前，浙江的城市化水平快速提高，已经达到62.3%多，农民人均收入2011年已经达到13071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幅远远超过了城镇居民增幅，城乡居民收入之比已经从最高时2.49:1降至2.37:1。

二、“双轮驱动”的统筹战略

城乡失衡是工业化、城市化的副产品之一，也是世界性难题。浙江施行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的“双轮驱动”战略，将城乡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进行统一筹划，有利于降低失衡程度，有利于加快一体化进程，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

说到城乡统筹，许多人有所误解，认为搞统筹就是搞城市化。但浙江比较深刻地理解了其内涵，认为统筹就是将城乡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筹划，必须注重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省政府参事顾益康说，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就像城乡统筹的两部发动机，只有一起发动，齐头并进，才能收到理想的效果。

城市化是带动农村发展的引擎。但浙江的城市化一直很明确，走的是新型城市化道路。也就是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乡统筹的城市化，是便于农民就地就近创业的城市化。

在浙江的城乡规划体系中，一共有四个层面，一是杭州、宁波、温州和金华—义乌都市区，杭、甬、温和浙中城市群规划；二是县市域总体规划；三是小城市和中心镇规划；四是乡镇和村庄规划。目前，四个层级的规划基本都已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城乡规划体系不仅十分完备，而且十分注重梯次衔接。在实施城市的带动和辐射作用时，既做到重视3个特大城市和10个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又根据浙江经济发展的特点，充分发挥县级中、小城市的核心作用，同时，创造性地强化中心镇的前沿阵地作用。可以说，小城市、小城镇的发展是浙江城市化进程中最亮丽的设计。

众所周知，浙江的县域经济最具活力，最具实力，也最具潜力，因为县城直接连接着农村，是农村工业化、农村城市化的理想平台，因此，多年来，浙江将县域作为城乡统筹的主平台、主战场。2002年，浙江曾将地市级313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下放到县里，极大地激发了县域经济的发展，以致出现全国百强县评比，浙江一省独占30席的奇迹。

但浙江很快发现，县域城市作为带动农村的龙头，尽管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作用明显，但在带动面、带动力上尚有欠缺。在连结县级城市和农村时，还需要一个中间环节，那就是中心镇。由此，浙江迅速启动了“中心镇培育工程”，计划在全省范围内有选择地培育200个中心镇。要求这些中心镇不仅具有较强的产业和人口集聚水平，还要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较好的带动效应。

正是在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城乡统筹的新型城市化战略指导下，浙江城市化突飞猛进，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2010年，浙江城市化率达到61.62%，较2005年提高了5.62个百分点，高出全国平均水平11.7个百分点。城市经济规模也随之迅速扩大，杭宁温三市聚集了全省1/6的人口，创造了1/3的地区生产总值；33个市实现生产总值21300多亿，其中11个设区市的城区合计实现生产总值12800多亿，均比5年前翻了一倍多。

在新型城市化大踏步推进的同时，浙江高度关注新农村建设。那么，新农村建设的抓手何在？

当时浙江的情况是，经济发展较快，农民收入较高，但是，农村的环境卫生状况很差，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社会事业滞后。许多人形象地形容农村生活，“室内现代化，室外脏乱差”；“出门穿雨鞋，进门换拖鞋”；“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更有北京的中央领导调研考察浙江农村环境后，揶揄浙江说“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走过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

这种落后的农村生活状况已经引起富裕起来的浙江农民的强烈不满，许多外出打工年轻人连过年都不愿意回村，有的回老家探亲索性住在县城。城里的许多媳妇怕脏，不愿意到农村去看望公婆。

浙江决定，顺应工业化、城市化之后农村出现的新需求，从与农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环境整治着手，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地开展 “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根据浙江的计划，2003年起5年内，从全省4万个村庄中选择1万个行政村进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个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整治的内容包括清理垃圾、治理污水、改水改厕、河道清洁等。

“千万工程”一经推行，便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农民们说，政府不仅免了我们的税，还帮我们修桥铺路搞卫生，现在的政府怎么这么好！人们将这一工程誉为继家庭承包经营之后，最受欢迎的德政工程、民心工程。

农民兄弟发自肺腑的欢迎，也让政府干部得到巨大的满足。以前向农民要钱要粮于心不忍，现在出人出钱出力是心甘情愿。因此，原定5年完工的“千万工程”，在干群共同努力下，仅用4年就大功告成。2007年，浙江又提出新的5年计划，准备乘胜追击，将全省3万多个行政村全部整治一遍。“但这种整治并非简单的环境整治，而是适应规律，集聚发展。我们将中心村和一般村加以区别，提出整治的原则：缩减自然村、合并小型村、拆除空心村、搬迁高山村、改造城中村、建设中心村。”省农办副主任邵峰认为。

“千万工程”所发挥的作用难以估量。邵峰说：城乡统筹是个新概念，浙江的许多干部就是通过“千万工程”认识什么是城乡统筹的。以前，人们对城乡统筹的认识相当混乱：有的干部习惯于“城市取向”的工作方法，对“三农”工作无精打采；有的山区干部认为本地欠发达，搞城乡统筹还要假以时日；有的单位则觉得城乡统筹与己无关，高高挂起。因此，城乡统筹在刚刚起步阶段，可谓困难重重，一筹莫展。

“千万工程”完全打开了城乡统筹的局面，而且还形成了全省范围内城乡统筹的大合唱。原来，各个部门都有事关农村的项目，如交通部门有乡村康庄工程，水利部门有千万农民饮用水工程、万里清水河道工程，林业部门有万里绿色通道工程、绿化示范村工程等等，现在，各种各样的工程全部集聚到“千万工程”旗下，按照“村庄整治建设的点定在哪里，配套项目和资金就跟到哪里”的要求，全部跟进配套。

从2003年至今，“千万工程”已经走过10个年头的历程。让人刮目相看的是，浙江省将这一过程作为城乡统筹的龙头工程，一抓就是10年，不动摇，不放松。每年夏天，浙江都会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地方召开“千万工程现场会”，书记、省长以及分管领导悉数参加，一起解决比较突出的问题，树立典型进行引导。这样的现场会至今已经连续召开10年，期间没有一年中断。

由于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驱动、双管齐下，浙江的城乡统筹进入了科学发展、良性循环，城乡面貌同时大为改观。不仅城市发展了，产业和人口规模扩大了，而且农民大量转移到了城市，从事二、三产业，在城市找到了新的、更大的发展平台，成为城市化的主人。充分体现出农民企业农民办、农民城市农民建、农民市场农民闯的浙江特色。农民的转移就业，也为土地流转，为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经营创造了良好条件，留在农村务农的农民也有了更大的施展舞台。城乡之间，出现了互促互动、融合发展的可喜局面。

参加上海双年展的诸暨市店口镇，正是浙江“中心镇培育工程”中的一员，而且是“小城市培育工程”的种子选手。倒数二十多年，这个小镇籍籍无名，既无地理优势，更无政治优势，因为五金产业的发展，店口镇一跃成名。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和完善，店口镇的产业和人口不断集聚，城镇规模也日益扩大。

镇党委书记张壮雄说，店口镇已经今非昔比，享有了一系列市里的管理权限。“事权”上，规划、建设、环保、安监等部门都在镇里设立了分支机构，由镇管理或由镇管理为主。投资5000万以下的项目，镇里就有权拍板决定，而不需要到市里去来回折腾。“财权”上，实行收入总额分成，地方所得部分按8%留给镇里，营业税的地方所得增长部分全额留镇，土地出让金除了中央和省级提及上交税费外，全部由镇里支配使用。

通过一系列积极的政策干预，原先被动应付的乡镇一级政府，发展的积极性空前高涨。根据镇里所做的城市总体规划，到2020年，镇建成区面积将扩大到18.4平方公里，人口规模达到16万，城市化率达到65%。而目前，店口的建成区面积还只有13平方公里，人口加上外来的新店口人也只有12万。

新型工业化带动了新型城市化，新型城市化带动农村、农业的新发展，而农村、农业的新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店口镇的发展，不仅充分说明了浙江“双轮驱动”，推进城乡统筹的战略途径，而且很好地诠释了城乡统筹，“三化”同步的规律。

“城乡统筹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工厂下乡，将城市不容的工厂办到乡下去；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农民工进城，变成城市居民。要从解放生产力的高度，去认识生产力要素的重新配置；要从可持续发展的高度，去认识城乡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认识土地资源的重新配置，去认识技术、金融资本的重新配置。要从生产关系调节的高度，去认识农民工进城和城市人下乡。”顾益康认为。

三、生态文明背景下的华丽转身

随着“生态浙江”建设展开，“双轮驱动”的统筹战略被赋予了新的内涵。从“千万工程”到“美丽乡村”建设；从“小城镇培育”到“田园城市”勾划，浙江城乡统筹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正在快速实现着“两个转变”。

农村的环境卫生问题解决了，基础设施建设到位了，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也就脱颖而出。尽管说这种变化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但作为浙江省党委政府正式推出的一项重大决策，“美丽乡村”建设的背后，实际上体现着浙江对生态文明的宏观把握和判断。

浙江因为经济发展较快，最早遭遇资源能源与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从一开始比较单一的生态环境建设到后来综合的绿色浙江建设，再到从文明高度，推进“生态浙江”建设，浙江对生态环境的认识可以说越来越深刻，越来越系统。

正是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2010年，“美丽乡村建设行动计划”在浙江展开。该计划的出发点是促进农村地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升农民生活品质。目的是形成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农村产业结构、农民生产方式和农村消费方式。

“美丽乡村”是在“千万工程”基础上提出的新的目标，可以说是“千万工程”的提升发展，是“千万工程”的升级版。但因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产物，“美丽乡村”具有了更新、更高、更丰富的内涵。不仅对村庄建设、基础设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对农村的环境保护、生态产业发展、生态文化培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例如在人居环境上，要求到2015年，浙江的每个行政村都要实现垃圾集中收集，每个乡镇都要建起垃圾中转或处置设施，70%的村要开展生活污水治理，90%的农户要达到卫生户厕标准，还要在农村推广节能技术、推进连线成片综合整治、开展绿化美化；在生态经济发展上，要发展乡村生态农业、生态旅游业和低耗低排放工业；在生态文化培育上，要培育特色文化村，发掘和保护古村落、古民居、古建筑、古树名木。

这样的标准和要求，对任何一个农村而言，都是亘古未有的。但浙江有信心，计划从2011年到2015年之间，将70%左右的县（市、区）建成美丽乡村，60%以上的乡镇开展整乡整镇美丽乡村建设。

湖州是“美丽乡村”建设的发祥地。山清水秀，生态环境优美，历史上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素有“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文化之邦”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让湖州不仅有条件打造“美丽乡村”，而且能够在产业发展上拓展思路，收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目前，湖州“美丽乡村”创建蔚然成风，形成了你追我赶、争先恐后的局面。下属各县区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自然资源条件，确立了自己独特的定位。如安吉开展“村村优美、家家创业、处处和谐、人人幸福”的“中国魅力乡村”创建；德清开展“中国和美家园”创建，努力实现“山水美、农家富、社会和、机制新”目标；长兴打造“中国魅力水乡”；吴兴提出建设“民富、村强、景美、和谐”的“南太湖幸福社区”；南浔积极实施“中国魅力水乡”建设。

湖州市委书记马以认为，经过“千万工程”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湖州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湖州已经出现了从“经营城市”到“经营乡村”的可喜变化。这种变化有可能成为湖州农业令人鼓舞的发展方向。

安吉横山坞村是“乡村经营论”的典型代表。

村庄环境整治之前，因为是丘陵黄泥地，横山坞连行路都很困难，人们进出村庄只能扛着自行车。2003年搞了“五改一化”，村里环境大变样，老百姓个个叫好。2008年，县里搞“美丽乡村”创建，当时未将横山坞村列入创建范围，村书记郑云法主动前往申报，并且当年就完成了36项指标的创建任务，速度和质量位列全县第一。

“以前进城走亲戚，进门脱鞋很不习惯。现在农村干净整洁了，想不到农民自己也要脱鞋进家门了。”郑云法感慨。现在的横山坞村，不仅山清水秀、空气清新，而且道路整洁，民风淳朴，一如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

公共服务随之进入农村。现在，不仅乡里有“三位一体”的农业公共服务中心，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每个村里还有便民服务中心，为老百姓生活提供方便。大家足不出村，就可以把医药费报销、就业找工作、计划生育、养老保险等一系列手续搞定。

随着名声日隆，参观的、考察的、旅游的接踵来到横山坞。村里开始考虑，索性将整个农村捆绑在一起，包装成一个大景区，发展农业休闲观光项目，对外收取门票。村里的想法与工商业主一拍即合，目前，来自杭州的一家企业已经与村里合作，准备投资3个亿，共同开发这一项目。

在横山坞的计划中，今年，还要建起会所，还要进行旧村改造。投资1200万的旅游接待中心已经竣工，正准备开放迎接客人。

是乡村，还是城市；是农民，还是市民；是集体，还是企业？横山坞的正在发生的变化，让人充满不解，也让人充满期待。

而在“千万工程”向“美丽乡村”蝶变的同时，浙江的小城市、小城镇也在加速向“田园城市”蜕变。这种蜕变同样是在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悄然发生。

2010年，浙江省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中心镇发展和改革的若干意见》，试图将中心镇培育成推进新型城市化、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战略支点和节点。

浙江的目标是，到2015年，将200个中心镇培育成县域人口集中的新主体、产业集聚的新高地、功能集成的新平台、要素集约的新载体，成为县域中心或副中心。争取100个中心镇发展成区户籍人口达到5万人或常住人口达到8万人以上，区户籍人口集聚率达到45%以上，工业功能区增加值在镇里占70%以上，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5%以上，年财政收入达到4亿元以上。

在中心镇内，按照“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商则商”的原则，设立产业集聚发展功能区，还要搞商贸综合体、商业网点、专业市场，发展特色旅游业、现代服务业、精品农业。

在200个中心镇充分发育的基础上，浙江还将从中选择27个培育成小城市。这些小城市不仅将拥有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网络、比较完善的社会事业发展网络、比较健全的社会保障网络、比较繁荣的商贸服务网络、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网络、和谐有序的社会管理网络，成为人口集中、产业集聚、宜居宜业的城市化发展新平台。

1898年，英国学者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问世，引起世界轰动。在这本被园林规划设计部门作为教科书的专著中，设计师出身的霍华德将城市的优势和乡村的美好环境互为结合，创造出了“田园城市”的概念。他还将他的想象作了具体规划，并绘成简图，其中工业、农业、商业各占多少比例都有明确的安排。对资金来源、土地规划、城市收支、经营管理也提出了具体建议。但现实注定，霍华德的理想只能停留在构想，人们虽然纷纷加以效仿，但只是袭取“田园城市”的概念。

浙江虽然并未在政府层面正式提出“田园城市”的建设计划，但我们可以大胆地想象和预计，这些小城市或者中心镇的内涵，其实完完全全就是“田园城市”。到那一天，西方人霍华德未了的心愿将在东方中国实现。浙江大地将遍布人们梦寐以求的“田园城市”。

四、从“两创”到“两富”

从“创新强省，创业富民”到 “物质富裕，精神富有”，浙江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分析浙江城乡统筹的进展可以发现，“物质富裕”的难点在“欠发达地区”和“低收入农户”；“精神富有”的工作集中在文化和教育。

众所周知，浙江最富、浙江的农民也最富，但是，浙江南部广大的山区仍然比较贫困，浙江也还有一部分群众处在贫困线之下。这些地区和农户要靠自身力量得到发展，显然比较困难。因此，在城乡统筹中要达到“物质富裕”的目标，重点和难点无疑就在此处。

从2003年起，浙江的扶贫工作从消除绝对贫困进入到了减缓相对贫困阶段。因此，浙江推出了“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和“低收入农户奔小康”两个工程。针对361个欠发达乡镇，浙江实施了“欠发达乡镇奔小康工程”，到2007年，农民的人均收入达到了4500元，80%农民人均收入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针对2007年时收入低于2500元的111万户（271万人）低收入农户，浙江实施了“低收入农户奔小康工程”，到今年为止，70%以上家庭人均收入将超过4000元。

在区域扶贫和农户扶贫并举同时，浙江注重将扶贫工作融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之中，采取了异地搬迁、下山脱贫等办法。在中心镇或中心村边上为他们建设安置小区，让他们能够就近进行“来料加工”，彻底解决了他们的收入问题。

“山海协作”是区域扶贫其中的一个载体。“山”是指以浙西南山区为主的欠发达地区和海岛舟山市，“海”则指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工程的核心是，以项目合作为中心，以产业梯度转移和要素合理配置为主线，推进发达地区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梯度转移，组织欠发达地区的人力资源向发达地区合理流动，动员发达地区支持欠发达地区新农村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有人概括为“项目进去，劳动力出来”。

“山海协作”由经济技术协作办公室负责牵头，一搞就是10年。衢州、丽水、舟山3个欠发达地区在其它地区支持下很快赶了上来，成了浙江经济发展的“黑马”，其增速远远超过了其它地区。

如果说“山海协作”是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进行，那么，浙江在财政收入富余之后，又回过头来考虑，通过行政扶贫的方式推动山区经济发展。2010年，浙江推出“欠发达县特别扶持计划”，将文成、泰顺、开化等12个欠发达县列为特别扶持对象，每年由省财政支付10个亿，引导其发展。但这10个亿不是给钱了事，而是以项目的方式给予支持，目的在培育欠发达县的内生发展能力。力争到2013年，12县的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到8000元以上，年均增长11%以上。

在做好扶贫奔小康的文章之外，浙江还在培育新兴产业上下功夫。这个新兴产业就是农家乐休闲旅游业。省里不仅出台了《关于加快农家乐休闲旅游业提升发展意见》，予以支持，而且每年召开一个现场会，解决问题，推动发展。到2015年，全省农家乐从业人员数达12万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1.2亿人次，经营收入达到120亿元以上。

富阳市东洲街道黄公望村，是元代画家黄公望在此隐居和创作名画《富春山居图》的村庄，随着《富春山居图》的合拢，公望村一夜成名。党委书记夏启发说，全村现在搞农家乐有60来户，2011年，村里人均纯收入达到2.2万元，农家乐光是上缴的税收就高达300万元。

农民脱贫了，越来越富了，对精神和文化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正是把握了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势，把握了人的需求，浙江很早就制订出台政策，提出到2010年，浙江全省农村要初步构建比较完备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县、乡、村文化基础设施基本实现全省覆盖。经过不懈的探索，浙江走出了一条从送文化、种文化到保护文化的独特道路。

送文化怎么送？围绕一本书，浙江就从出书、买书、看书三个环节上做文章，推出了百种服务“三农”重点出版物工程，每年由政府补助出版“三农”图书，还搞起了新华书店小连锁、图书馆分馆。让农民不仅有书看，还能在家门口就买上书、看上书。

2008年3月，浙江临安青山湖街道朱村村等8个村通过媒体向全省农民兄弟们倡议：大家一起来“种文化”!随后，一场由农民为主体的“种文化”百村赛活动由此展开，3个多月来，100多个村报名参赛，遍及浙江11个地市50多个县区的农村。

现在浙江农村的文化设置相当普及，村里有灯光球场，有文体室，有老年活动室，有农家书屋。到了晚上，农村的生活比城里还热闹，村民们有的聚集到灯光球场跳舞唱戏，有的在活动中心看书下棋。许多农村都组建有文艺队伍，如秧歌队、乒乓队、围棋队、合唱队、腰鼓队等等，参加各种比赛。

送文化缓解了农民的文化饥渴，种文化激发了农民的文化创造力，对于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古文化、古村落、古建筑，更需要保护。今年4月11日，浙江省委办公厅和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联合出台《关于加强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的若干意见》。提出到2015年，全省历史文化村落保有集中县实现规划全覆盖、历史文化村落得到基本修复和保护。从浙江有关部门了解到，全省已普查出古建筑、自然生态、民俗风情村落共计971个，将分为重点村和一般村，由各级财政出资，共同立项实施修复和保护。

在教育培训方面，浙江也有许多举措。开始搞“千万农民素质培训工程”，如期达到目的后，又开始实施“千万农民素质提升工程”，让农民朋友能够迅速融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社会。

五、从“统一目标”到“不同路径”

城乡统筹没有统一的路径，只有统一的目标。因此，城乡统筹不能墨守成规。浙江各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各自不同客观条件，遵循统筹的普遍规律，大胆创新，勇于进取，进行着多姿多彩的不同实践。

在省级层面克难攻坚，向城乡二元结构发起挑战的同时，浙江各地，包括县市一级党委政府，根据自身不同的地理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特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选择不同的路径和方法，大胆创新，勇于进取，分别就城乡统筹进行着不懈的实践。

杭州实施“区县协作”战略。杭州坚持将政治任务和市场需求融会贯通，建立起了互利共赢的利益机制，解决了单向“帮扶”动力不足，难以持续的顽症。在城市和农村抱团，统筹发展的实践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杭州有11个城区，5个县市。2010年财政总收入1200亿，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3000元。令人不安的是，城乡之间不平衡、东西部之间不平衡。杭州的东部是平原，经济发展强劲；西部是农村，是山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统计资料表明：5个县市面积占全市的81.5%，人口占全市的37.2%，但生产总值只占20%，财政收入只占12.9%。但在市委书记黄坤明看来，这种表面差异的背后，是常人难以觉察的发展机会。他认为，杭州城区尽管发展很快，但已经进入高位运行。一方面，各种优质资源和生产要素高度集聚，亟需辐射和溢出；另一方面，发展空间越来越逼仄，机会越来越少。杭州的农村尽管发展相对较慢，但幅员辽阔、资源充足，具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因此，在城乡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

2010年，杭州正式推出“区县协作”战略，将11个城区和5个县市进行挂钩结对，成为5个协作组，实行产业共兴、资源共享、环境共保。协作组下面，城区的街道和农村乡镇全面对接，规划、党建、城管、教育、卫生、环保等各个部门全部纳入协作范畴。从“产业协作”开始，实行全方位统筹。为了推进双方之间的协作，杭州市专门设立了统筹基金，每年由市财政新增10个亿，支持下属5县市发展。各个城区同时设立专项基金，每年不低于3000万元，用于区县合作项目的前期筹备。另外还对上解基数、财政收入以及系列指标作出新的安排。以前，城乡之间分灶吃饭，大家各走各的路，各算各的账。“区县协作”后，大家资源共享，互通有无，在规划的设计和实施工程中，都把对方当作“自家人”加以充分考虑。甚至许多对外的推介会、招商会，双方都联袂登场，一起亮相。如今，“区县协作”已经初步收到成效。11个城区和5个农村县市的经济指标已有理想表现。今年上半年，5县市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市比重达到22.3%，较去年同期提高了2.3个百分点。1—7月，5县市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占全市比重分别为12.7%和13.9%，较去年同期提高了0.5和0.8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5.4%，超过全市2.9个百分点。

义乌探索“城乡新社区建设”战略。 城乡统筹是不是一定要大拆大建，大拆大建是否一定损害农民利益，农民住进高楼是否意味着农房改造“变味”，这一系列城乡统筹过着中的疑问，在义乌实施的“城乡新社区建设”战略都可以得到明确的答案。

2003年，义乌制定出台了《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将1100平方公里的市域面积第一次合在一起进行规划，一共划分为4个区。即主城区、副城区、城郊区和远郊区。其中主城区是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副城区是小商品制造业基地；城郊区介于副城区和远郊区之间，是生态农业区；远郊区因地处偏远、人口稀少、自然承载力弱，被确定为自然保护区。根据“市域一体”的理念，义乌的基础设施建设，如交通、排水、电力、通讯、环保、供气等，都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统一安排。在社区布局规划时，义乌计划把全市800个村庄整合改造为290个社区。其中城市型社区196个，农村型社区94个。义乌的计划是，分三步走，通过二十年时间，将四个区打造为一体化的大社区。这就是“四个区、三步走、二十年、一体化”。

义乌市委书记黄志平分析认为，义乌的实际情况与众不同，义乌的城乡结构发展轨迹也与其它地方大相径庭。30年前，义乌是传统农业大县，现在是国际商贸名城，无论是产业还是人口结构，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外来人口远远超出了本地人口的数量，这就给城乡统筹提出了新的课题：什么是统筹，怎样才算统筹，如何才能统筹？在义乌，城乡统筹无疑已经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答案，这就是“城乡新社区建设”。

楼西塘村紧邻义乌国际商贸城，根据这一地理区位优势，义乌将该村列为城乡新社区建设“高低结合”试点村，全部推倒进行重建。村民们可以作出自由选择。但如果选择高层安置，就可以获得1: 6倍的住房。按义乌当地房价计算，价值在千万以上。

桥西村和何斯路村也各有资源，一个是水系环绕，在义乌不可多得，因此，新社区建设中将其改成徽派建筑，每户人家都加接了马头墙；另一个地处偏僻，生态环境优美，新社区建设中帮助其修缮住房、拓宽道路。经过整治，两个村子面貌大变，都搞起了生态旅游、农业休闲观光项目。其中何斯路村还走上了公司化运作的道路，村集体和村民以及工商业主一起投入、一起分红。

丽水的战略是“养生经济”。 丽水地处浙南山区，经济欠发达，既不像杭州，城乡之间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可以在区域内实行协作，又不像义乌，经济实力强劲，可以直接实施一体化进程。作为“九山半水半分田”的丽水，自顾尚且不暇，城乡统筹又该如何突破？根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客观条件，丽水选择的是“养生经济”战略。丽水市委书记卢子跃认为，丽水山区经济欠发达，这是客观事实，但换一个角度看丽水，站在10年后看丽水，丽水的劣势就变成了优势。

因为地处山区，丽水生态环境首屈一指。森林覆盖率超过80%，空气中负氧离子含量每平方厘米高达20万个，下辖9个县（市、区）全部进入全国环境质量50强。被称为“浙江绿谷”和“华东地区最大的氧吧”，是不折不扣的“中国生态第一市”。 卢子跃认为不能简单地、机械地、片面地理解统筹。统筹并不是在丽水范围内，将工厂从城里迁到乡下，或者将农民从乡下搬进城里。统筹是将丽水放到更为广阔的时空背景中进行统一谋划，找到融合发展的思路。2008年，丽水在全国率先发布了《生态文明建设纲要》（2008—2020），提出了实施“生态产业、生态集聚、生态设施、生态涵养、生态文化”五大工程。2011年，《丽水市生态休闲养生（养老）经济发展规划》在京发布。以“秀山丽水、养生福地”为口号的“养生经济”正式亮相。在规划中，丽水市确定了生态休闲旅游业、养生养老房产业、医疗与健康管理业、养生养老教育培训业、休闲养生养老文化产业、生态休闲养生农业等八大养生经济发展重点，并形成“五养”共同发展格局，即“食养、体养、水养、药养、文养”。“养生经济”让丽水经济发展从被动走向主动，产业发展从低层次走向高层次，也为山区城乡统筹找到了一条必由之路。

从2010年至今，丽水旅游形势一片大好，游客和旅游总收入连续以30%多的幅度在增加。

只有统一的目标，没有统一的路径。浙江各地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根据各自不同客观条件，遵循城乡统筹的普遍规律，大胆创新，勇于进取，创造了多姿多彩的不同实践，予人深思，催人奋进。

六、从“展望未来”到“坚持特色”

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触及的矛盾越来越深，推进的难度越来越大，为此，浙江展开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

经过10年不懈的努力，浙江城乡统筹取得了阶段性成果。随着融合发展阶段的到来，浙江城乡统筹面临着新的挑战。省委书记赵洪祝分析认为，浙江在体制机制方面仍然存在着城乡差别和二元分割问题，这是影响“三农”工作的主要瓶颈，是进一步促进城乡统筹躲不过、绕不开的制度性障碍。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触及的矛盾越来越深，推进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必须通过新一轮农村改革，为一体化发展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如果说此前浙江城乡统筹的主要工作，是构建比较完整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政府只要有心，只要花钱，就可以收到成效，那么接下来，改革将进入“深水区”，必须从制度层面实施突破，从根本上动摇二元结构的基础。因此，浙江一方面在面上进行改革创新，另一方面，选择试点进行试验，对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先行先试，待取得成效之后再做宣传推广。

浙江新一轮农村改革将从九个方面展开：一是深化农村经营体制改革，着力构建集约化家庭经营与产业化合作经营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经营体制；二是创新农业技术研发与推广体制，着力形成农科教产学研一体化格局；三是深化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制度改革，加快形成总量控制、存量盘活、流转规范、布局优化的管理格局；四是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机制，加快形成和谐共处的农村新社区管理方式；五是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加快构建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六是建立农民创业服务体系，促进农民收入持续普遍较快增长；七是深化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八是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加快形成与户籍相分离、责权利明确的农村产权制度；九是深化公共服务制度，促进农村民生加快提升。

根据这些改革内容，按照每个市原则上设立一个省级农村改革试验区和“地方申报、部门推荐、办公室选择”的办法，浙江确立了16个市县作为首批改革试验区，并明确了相应的试验主题和内容。

可以预见，浙江农村的改革将迎来新的春天。

为了浙江城乡统筹健康快速推进，浙江在明确改革目标的同时，必须进一步挖掘并弘扬已有的经验：

（一）注重协调政府、市场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城乡统筹是党委政府的决策，但其中牵涉面广，关系错综复杂。浙江在推进城乡统筹时十分注重协调政府、市场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市场是自由运行，农民是自主推进，政府是自觉引导。市场发挥的是基础作用，农民发挥的是主体作用，政府发挥的是主导作用。政府是城乡统筹的主导者，但绝不越俎代庖，成为主体。所谓政府主导，就是政府通过制订规划、制订政策主动地发挥引导作用。在城乡统筹进程中，政府绝不搞一刀切，也不搞强迫命令。政府创造的是让市场自由运行，让农民自主创业的环境。政府通过市场化的办法，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让农民主动推进城市化，而不是被城市化。农民自觉自愿了，城乡统筹的进度自然就加快了。

（二）坚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之路。当前，城市化的问题不是要不要搞，而是如何搞的问题。特别要防止要地不要人、见物不见人、见城不见乡、重工不重农的做法。这正是浙江注重克服的地方，值得各地借鉴。浙江的城市化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城乡统筹，坚持社会和谐，坚持就地城市化，坚持大中小城镇和谐发展，让农民成为城镇的主人，让民营企业成为创业的主体。这种城市化战略大大推进了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浙江将城乡关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统一筹划，通过新型城市化带动、引领农村发展，让更多的农民到城市发展，到二、三产业就业，成为工业化、城市化的真正主人。在城乡之间最终建立起要素自由流动、优化组合的互促共进的和谐关系。这种“双轮驱动”的统筹战略，是城乡关系加速融合的最佳选择。

（三）继续把县域作为主阵地，把小城镇作为前沿阵地。县域经济的发展，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基础。农民可以就近到县城，到二、三产业去就业创业，去经营，去发展，这就给农民创造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农民城镇农民建，农民市场农民闯，农民企业农民办，把县域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主阵地，是浙江发挥体制改革先发优势的一次成功实践。与此同时，浙江将城乡统筹的节点和支点前移到了小城镇，让小城镇成为城市文明辐射农村、城市设施延伸农村、二三产业带动农业的桥梁。可以更加便利地发挥辐射和带动作用。这种做法无疑有利于城乡统筹、一体化发展。

（四）既要缩小城乡差别又要彰显城乡差异。城乡的差别要缩小，但差异要体现。城乡一体化不等于城乡一律化、一样化。新农村建设也不能照搬照抄城市建设的模式。浙江城乡统筹注重让城乡各得其所，各扬其长。城市像城市，乡村像乡村。城市动感、时尚、集聚；乡村宁静、美丽、生态。城市以二、三产业为依托，农村以农业产业为依托，城乡之间形成互为消费主体，互为市场对象的融合发展。城乡之间的平等首先是地位上的平等。不是一讲城市化，所有的农村都要城市化，也不是一搞城市化，就是所有的农民都要进城。应该是农村要素进城，城市要素下乡，城乡之间建立一个开放的、更加全方位的要素流动、交易的平台。最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双方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得益彰，互促共进。“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城市更向往”。

最近，在全国经济增速回落，处于筑底企稳的背景下，浙江经济用一份“三季报”，向外界传递出率先“企稳回升”的信号。

浙江省委副秘书长、省农办主任章文彪分析认为：为什么每一次挑战浙江都能顺利渡过，应该说得益于浙江对“三农”工作的一贯重视。经济发展取决于内需、投资和外贸出口三个方面的拉动，在投资和出口受制的情况下，农村内需的扩大是经济增长的希望所在。有“三农”工作的良好局面，有城乡关系的持续向好，浙江快速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在意料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