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 彦

中韩同属东亚文化圈，特别是中国的浙江省，无论是人口、面积等自然因素上，还是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等方面，都与韩国有很多相似之处。在人口、面积等方面，韩国人口大约5000万，面积9.96万平方公里，是人口密度很大的国家；浙江省面积为10.18万平方公里，据2010年的人口普查，人口数为5442.69万，是中国面积最小、人口密度最大的省份之一。在经济发展方面，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在2007年首次突破2万美元，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跌落至1.9296万美元，2011年，韩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35万美元左右；2011年，浙江全省生产总值达32000亿人民币，人均GDP达到9000美元。在多元文化影响方面，韩国面临着多元文化和多种宗教的影响，在东西方文化的交织影响下发展；浙江省是中国改革开放较早的地区之一，既有东方文化的根基，也有外来文化的影响参与，既有传统的地域文化等传承，也有现代“浙江精神”的弘扬。

因此，从探讨多元文化和道德认同的视角入手，通过研究韩国国民核心价值观建构的问题范式、实践经验、建设路径等，概括韩国在国民核心价值观建设过程中的存在问题和有益经验，促进不同文化体系之间的自觉交流和沟通对话，对浙江省构建和建设“我们的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应用价值。

一、韩国国民价值观建设过程中还存在的问题

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影响、社会转型和急剧发展的弊端呈现、现代和后现代的交织，使得当代社会出现了某种“价值观的迷误与失序”。具体说来，韩国在国民核心价值观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困境，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政治认同的式微。我们都处在现代国家的治理环境之中，政治生活无时无刻不影响到国民的切身利益，因此认同首先表现在对于政权合法性、执政合理性、政策合情性等方面政治认同程度。这一过程主要表现在国民对政治现象的关心、执政行为的敏感、国民对于执政党的轮换、对于民主选举的关注和参与度、对于各类政策的关心程度、青年公民对于政治事件的敏感度和响应度、各种宗教组织对于政治统治的冲击以及各类政策贯彻的热情和政治价值的关注中，这些表现的漠视、淡化和质疑是价值失序的直接表现，会影响到韩国政治认同的实现，从而最终影响到国民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成效。

文化安全的威胁。对于韩国来说，一方面近年来输出了大量的“韩流文化”，通过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特别是电视剧、电影、音乐、明星文化，协同韩国饮食文化、服装文化等，影响到亚洲及欧洲的很多国家。同时，近些年来韩国文化传播的自满主义趋势明显，表现在争抢文化遗产、歪曲丑化他国、废除汉字运动等方面，也呈现出其较强烈的封闭主义倾向，韩国过分强调本国文化的优越性和正统性，对他国文化加以排斥，对外国文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做得远远不够，在各国沟通交流成为大趋势、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这些不利于韩国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道德冲突的加剧。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环境与发展的两难、功利主义的弊端、工具理性的大行其道、等级制度与自由开放精神的冲突、对女性尊重的缺失、韩流传播方式和传播内容的重组、道德教育方式的日趋呆板、数字化时代人际交往的日益冷漠、难以根除的腐败贿赂问题、宗族中严格的贵贱、嫡庶、长幼的等级边界和财产权威继嗣的不均衡性等等，这些道德冲突的存在和加剧都成为韩国当前道德困境的种种表征，这些现状吁求着健康向上的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建构与践行。对此，韩国大邱教育大学崔信一教授阐述了韩国社会当前的道德特征：“ 第一，由西方国家推进的现代化浪潮在相当程度上弱化了我们社会珍视的传统的价值。第二，在近代化过程中，我们经历了价值正确性的矛盾状态，并在价值的混乱中接触了近代化的过程。因此，很难对道德及价值确保我们自身的整体性。第三，利己主义之膨胀破坏了传统的共同体意识，进而也破坏了组成共同体的市民伦理，个人主义与共同体间的矛盾更为激化。第四，由于传统道德共同体的丧失，膨胀了极端的道德相对主义，学校与社会全体陷于道德缺失症的境地之中。”①崔信一：《韩国道德教育的现在与未来》，《日照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7年6月。

宗教信仰的失范。据韩国海外公报馆的统计资料的显示，韩国信仰宗教的人占总人口的54%，其中，从东方传入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从西方传入主要是基督教和基督教新教，当然还有各种鱼龙混杂的异教、邪教等。在2012年进行国会选举和总统选举之际，韩国基督教新教方面有人试图通过直接建党或者选择支持特定政党和政客的方式积极参政，引起了广泛的忧虑。可以这样说，宗教问题，特别是由此引发的突发性群体事件，对社会发展造成的影响，都远远超出了信仰它的人群和范围。同时，宗教作为社会群体的一种信仰和组织形态，已经成为地区发展与安全的焦点和国际关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规范是韩国国民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韩国国民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有益经验

韩国国民核心价值观建设过程中形成了诸多有益经验，具体说来以下方面：

（一）挖掘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韩国被称为“世界第一儒教国家”和“儒家文化的活化石”。儒家思想几乎融化在了韩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中和生活方式之中。“韩国被称为儒家的第二故乡，受到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并在韩国的学校教育中成为共识。”②Xinzhong Yao ：“An Introduction to Confucianis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p115。其中，以儒家精神为主要办学理念的“成均馆大学”《学则》说道：“本大学院根据教育法，继承我国的传统思想，特别是以儒学为基础的韩国传统思想，并使其现代化，从而创造出一种使全体国民达到共识的新的伦理观和自主的民族文化，培养出有能力的人才。”

直到21世纪的今天，儒家思想在韩国社会中仍占有绝对的地位：“韩国的儒家伦理对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是家长式的威权主义政府，还是家长式的企业经营体制；无论是国家的选举活动，还是社会关系网络的组成，大到国家的政府体制，小到家庭生活、亲情关系、地缘关系等儒家伦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③罗峰：《韩国文化与现代政治转型》，《东北亚研究》1998年第3期。在韩国传统的281所乡校和84所书院中，至今仍然还设立有“忠孝教育馆”，经常开展有关儒学的各种学术活动，韩国的社会共同道德至今仍然是中国宋代提出的“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此外，中国元代时期的《朱子家礼》仍然是当代韩国人家庭伦理的规范基础。在日常生活中，韩国就非常注重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教育。其中，有一类民画多装饰于家境较好的人家，特别是男子的书房，就包括带有儒家精神及王室使用的屏风画，内容多为具有儒家思想的仁义礼智信的《文字图》、《孝悌图》等，还有鼓励勤奋读书、进取功名的《册架图》等。

（二）爱国主义的有机生成

在韩国，可以明显感受到韩国人的爱国意识和爱国情怀，他们强调以国民精神教育为根本来提高民族生存能力和强化爱国精神。韩国的爱国教育在学校中首先被高度重视，韩国的学校教育中注重培养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一般韩国学校中，都会通过安排课程讲授韩国被侵略、被压迫的苦难历史，并大力宣传在战争中涌现出的英雄人物和英勇事迹，组织学生参观历史博物馆、访问历史名流的故居遗址、祭奠抗日英雄纪念碑等，一方面使学生亲身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另一方面进行爱国主义的洗礼和教育。例如，幼儿园的每间教室、幼儿活动室、教师办公室、园长室、接待室以及幼儿生活的各个场所，都端端正正地挂有国旗。此外，韩国人的“国民精神”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席卷亚洲的金融风暴中，更让世人瞩目。当韩元兑美元汇率狂跌时，韩国人喊出了“一人一元救国家”的爱国口号，市民们把自己的金银饰品卖给国家，只收欠条。从1998年1月5日到月底，韩国各地约170万国民排着长队，向国家出售120吨“爱国黄金”，令世人动容；①卢新德：《韩国经济率先全面复苏的原因》，《当代亚太》1999年第8期。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数韩国人都热爱自己国产的物品，比如“韩牛”的价格就比进口的牛肉要贵，韩国人认为自己国家的饮食是最健康的、普遍使用本国生产的电子产品、汽车、服装等等。

（三）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视

韩国非常重视道德教育，把德育作为立国和兴国之本，作为复国强国之根。韩国教育部的指导文件指出：“为形成国民意识而加强民族教育和政治教育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尤其像韩国这样一个国民团结比较脆弱的社会更是迫切需要伦理道德教育。”由于深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响，儒教是韩国社会发展和民族自立自强的力量之所在。韩国人把这种体现韩国民族精神的儒教精神作为学校德育的主体框架，通过德育使儒学反作用于韩国的社会和文化建设，培养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道德感的韩国人。

从韩国的德育发展史看，韩国每次教育改革，都把道德教育改革放在首要的位置，并且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不断从国家层面上调整学校道德教育的目标。“韩国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方面力量互相配合和支持的德育体制。”②凌靖波：《朝鲜与韩国学校道德教育比较及其启示》，《思想教育研究》2010年第1期，第24-27页。同时，韩国的德育内容带有明显的时代性、开放性。在对待传统道德上，发扬传统伦理道德，营造良好的传统道德文化氛围，同时将民族文化传统和现代文明相结合，使传统文化有机地融于现代文明之中。韩国的儒教在内容上剔除封建色彩的学说，力图体现时代特色和社会发展。并且，韩国学校善于把西方文化中竞争意识、效率意识、价值意识与儒家伦理相结合，教育学生既要重视个人价值，又要推崇社会价值。

（四）融入细节的道德生活

韩国融入细节、贴近生活的道德生活是韩国在长期的教育过程中不断整合东西方思想文化资源，政府对学校国民精神教育给予足够重视的结果。韩国建立健全“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的联合教育格局，并且适时革新学校国民精神教育的内容，从而积极创新国民精神教育的思路和途径，诸如韩国政府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了“秩序教育、亲切教育、清洁教育”三大教育活动，大人守秩序、讲礼貌、不插队、不占座、不乱扔垃圾、孝顺父母、在公共场所不喧哗，孩子就会跟着学，从礼貌精神、礼仪形式到实践行动，都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且，韩国电视台还经常播放以礼仪为主题的各种公益广告，并号召家庭成员共同收看。此外，韩国道德教育方法灵活多样，主要有直接灌输法、实践教育法、隐性教育法和学校、家庭与社会的综合教育法等，并通过开设有关道德伦理课进行直接教育、通过开展社会服务活动进行实践教育、利用本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进行隐性教育等。

例如：韩国初中开设《道德》课，内容分四个领域：个人生活，家庭、邻里、学校生活，社会生活和国家民族生活。每个年级在每一领域中的内容均有所不同。“个人生活”领域主要是加强对人生和道德意义的认识，强调人与自我的关系；“家庭、邻里、学校生活”领域主要是让学生懂得在家庭邻里和学校生活中的礼节和道德问题，并正确处理好这些关系，强调人与他人的关系；“社会生活”领域主要是使学生深入到社会范畴，学会如何处理社会道德向题，强调人与社会的关系；“国家、民族生活”领域主要对学生进行民族主义和客观存在主义教育，为实现南北统一而努力，强调人与国家、人与世界的关系。这四个部分是一个有着内在联系的统一体，注重从不同层面不同维度上把个人生活、家庭生活以及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与前途统一起来，在横向上紧密联系，在纵向上浑然一体。

（五）孝道家庭伦理的传承

可以说，在世界各国中，韩国社会可能是最强调“孝道”的。孝道在韩国社会精神文化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渗透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学校和家庭很重视对儿童进行“孝道”的熏陶，教育孩子孝敬老人、赡养父母是一种神圣的道德义务。比如，儿女们安排父母旅游被称为“孝道旅行”；向父母送礼物被称为“孝道礼物”；字大、屏幕大且价格便宜的手机被称为“孝道手机”，此外还有“孝道商品券”等等。可见“孝道”两个字使用很广。这可能是重视忠、孝的韩国社会独有的现象。在观念上，韩国的孝亲观念非常浓厚，对父母长辈的孝不仅仅在物质方面，也从精神层面上尊重老人的想法和意愿。对个人的评价如果是不孝的话，就会直接影响其事业和前途。虽然，我们不一定提倡个人的孝德一定要与个人的前途联系在一起，但能作为评价人的一个重要标准，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监督个人孝德的社会舆论和外在压力，从而为全社会形成孝德的普遍氛围创造条件。

此外，韩国儒家的孝德和家文化也体现在韩国的企业文化上。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即家族控制的治理模式、垂直控制的管理模式和重视亲缘关系的文化模式。其中，血缘关系是韩国企业治理的主要线索，地缘关系和学缘关系是血缘关系的补充和扩展，在韩国熟人推荐是找工作的一个很流行做法。当然，虽然韩国企业文化中有很深的中国“家文化”思想的烙印，但在现代化过程中吸收多元文化，形成了许多值得重视的优秀文化，其中包括追求第一、创新精神、集团主义、人才培养和勤勉意识等。

三、韩国国民核心价值观建设对浙江的启示

韩国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公民道德教育、重视文化软实力和国民核心价值观的建设，有着卓有成效的建设目标、建设路径、建设方式和评价机制，对浙江省目前建构和建设“我们的价值观”具有多方面的借鉴作用，启示我们在“务实、守信、崇学、向善”等方面拓展更深广的建设路径。

第一，务实求真，加强公共伦理建设。在政治领域，务实、求真的价值原则是首先应当被重视和践行的。在这方面，韩国通过制定《公职人员伦理法》，从制度、机构等方面体现了在公共政治领域的伦理秩序和价值要求。1948年7月12日制定、1987年10月29日第8次修改的《大韩民国宪法》规定，公职人员应该为全体国民服务，并明确提出公职人员应把国民利益作为主体，而不是为特定集团局部利益服务这一总的伦理标准。韩国宪法的这一公共伦理精神，在韩国《国家公务员法》、《地方公务员法》、《公职人员伦理法》、《公职人员伦理实施令》、《公职人员伦理法实施规则》、《公职人员伦理宪章》以及《公共事务条例》等里面都有具体明确的体现。此外，韩国公共伦理的内容在《公职人员伦理法》中作了更为细致的规定，内容包括为：“总则”、“财产申报与公开”、“礼品的申报”、“限制退职公职人员的就业”、“补则”、“惩戒和罚则”。其中，“总则”第一条指出：“本法目的是把公职人员、公职候选人的财产登记和财产登记公开予以制度化；是对利用公职取得财产、公职人员申报礼品、防止公职人员不正当的财产增值，确保公务的公正性，确立为国民的服务者——公职人员的伦理准则。”同时，韩国设立了多领域、多层次、具有实权的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具体地说，就是在国会、大法院、宪法裁判所、中央选举管理委员会、政府、地方自治团体以及直辖市、道教育厅，分别设立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总之，公务人员作为公共领域的治理者和服务者，其权力是人民让渡和赋予的，因此浙江省更应在价值观建设上树立务实、求真、高效的服务品质和价值理念，大力推进公共伦理的建设。

第二，诚实守信，加强信用伦理建设。《说文》曰：“诚，信也；从言成声。”信的解释则为“诚也；从人从言，会意。”“诚”在于“内诚于心”，强调内在之诚；“信”强调“外信于人，取信于人”。一般意义上，“诚信”更多的时候是一种道德价值判断。孔子讲“言忠信”，意思一为“诚实”，二为“践诺”。在韩国，超市买好东西付好帐，快递员送货上门，即使家中没人，东西放在门口也没有其他人会去拿；手机丢了或者落在哪里了，也没有人拿走；韩国企业在经商过程中也是注重“讲诚实、重信用、求质量”。对于浙江人，特别是浙商来说，尊重规则、诚实守信是浙商伦理中风险观和责任观的直接反映。浙江人在市场经济中是讲信用、重信誉、守规则的群体之一。他们在长期的商业实践中体会到，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游戏规则必须遵循。诚信不仅是一种品行，更是一种责任；不仅是一种道义，更是一种准则；不仅是一种声誉，更是一种资源。人无信不诚，民无信不立，国无信不兴。因此，作为一种道德准则的信用，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与仁、义、礼、智并列的道德规范，它强调无论对人、还是对己都必须发自内心的诚和实，信用与利益之间没有功用性的联系。这种以传统文化为精神特质的伦理信用，是一种发自人本体和内心的道德需求，并没有法律的刚性制约。于是，在世俗的生活里人们对于伦理信用可以讲也可以不讲，讲者得名声，不讲者也不会受到什么制裁。所以，一般人往往因为自私、利益、懒惰等原因而难以遵守与兑现。所以，浙江价值观的“守信”的信用伦理面临着一种现代性的困境，需要在现时代大力加强信用制度和信用伦理的建设。

第三，好礼崇学，加强学习城市建设。韩国关于终身学习城市的建构给我们建设好礼崇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以深刻启示。韩国终身学习城市的建设和推动，是政府推动，是政府各部门的共同事务。韩国终身学习城市的推展，受到社会投资论的影响，将建构终身学习城市视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投资。韩国将推展终身教育列为政府的重要政策，并明定于宪法中，使之不因政权的更迭而有所影响。韩国建立10000多个开展终身教育经营活动的终身教育机构，从事终身教育项目的设计、开发、组织、评价等活动，并提供终身教育服务。韩国将终身教育作为通向学习型社会的手段和前提，公民全员参与终身学习的氛围比较好，终身学习的愿望强烈，需求多样，并且通过乡村的社区教育运动，大大减少了城乡终身教育环境和人均教育水平的差距，而且韩国颁布了《终身教育法》，依法保障终身教育的实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①黄富顺：《韩国终身学习城市的实务运作、成效与启示》，《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1年第2期。对浙江来说，应积极汲取韩国经验，一要以终身教育理念为先导、树立正确的终身教育观念；二要以社区教育为基本途径，以终身经营机关为基本单元、应全面启动社区教育为实施终身学习提供支持；三要以终身教育经营理论为指导，以终身教育经营专门人才培养为关键；四要以终身教育法为保障、必须加强有关法制建设；五要重视终身教育经营活动，逐步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形成社会化、学习化、开放化的学习网络。

第四，尚德向善，加强公民道德建设。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前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李瑞行先生认为：中国和韩国价值观在现当代最大差别的原因在于，韩国强调的是孝文化的传承，中国更突出了忠文化。因此在社会价值观的建设层面，出现了不同的特征，韩国由家庭到学校到社会的公民道德体现在自主自律自由的方面，自下而上的延伸比较多；中国更强调的是大社会大政府，个人服从国家，因为社会价值观的建设往往自上而下地推行、倡导比较多。因此，当前的浙江省在建设尚德、向善的终极价值目标上，更加要重视公民道德的基本建设。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目标和规划，为帮助公民形成正确的价值认知和道德认同提供了重要指南。应该从公民个体的价值愿望和价值追求的角度出发，使得浙江省的核心价值观的认同与吸纳构成多元环境下个体存在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成为人们行为选择和价值追求的科学导向。在浙江省，公民道德建设有着多维进路，从价值主体来说，我们要从立足空洞的、抽象的、宏观的对象向立足具体的当下的个体自主的对象转型，关注每一个活生生的浙江人，关注身边诸如吴菊萍、吴斌等一个个不平凡的普通人，关注“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从价值需求来说，要将核心价值体系的共同理想与公民的个体理想相结合，从突出为国为民的理想境界向为国为民为家为己并重的现实境界转型，抛弃那些大而空的所谓远大理想，立足民生事业，立足公民切实生活相关的道德维度；从价值取向来说，要从单纯的利益导向向公民道德信心完善的目标前进，着眼于公民的道德意志和道德信念的夯实，加强对浙江省对家园对事业的认同感和幸福感；从价值目标来说，要把抽象的、未来的、整体的道德目标与具体的、现实的、日常的道德目标相结合，使得公民道德建设成为神圣价值和世俗价值的有效集合。

以韩国国民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及其对浙江的启示为研究论题，包含着对当代浙江社会历史方位的基本判断和对浙江现代化进程的批判性审视，并以此为前提为浙江人的现实道德生活和社会发展确立价值坐标和价值规范基础的一种努力。因此，在多元文化的情景下，立足于文化安全和社会转型的境域，在国际化的坐标中，参照世界各国建设社会价值观的有益经验，借鉴韩国公民道德教育实践中共同验证的相似性和有效经验，是重塑当代人文精神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当前构建浙江省“我们的价值观”体系的需要，是回答当代浙江人在追求“物质富裕、精神富有”的目标下，在内的张力和外的压力下如何自处、选择和行动的需要，对于增强浙江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针对性、时代性、特色性和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①邵任薇：《韩国公共伦理制度建设及其启示》，《探求》200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