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华

摘要：抗战期间，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进入高潮，而政府则是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主要推动力量。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对银行补充资本、维持信用、稳定战时金融与经济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不过，抗战爆发后不少私营银行的公司化，过于看重资本的筹集而漠视银行的转机建制及内部治理结构的优化，也存在经营非审慎、业务投机化、脆弱性高的问题。现代民营银行的改制重组，应以此为鉴。

关键词：抗战时期；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

中图分类号：F121.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0-0221-02

中国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源自民国初期，1915—1926年重庆聚兴诚票号、平遥蔚丰厚票号、镇江通惠银号、上海豫园钱庄、北京大成银号、长春益发钱庄、青岛中鲁钱庄相继改组为公司。不过抗战爆发前传统银钱组织公司化的数量仍有限。抗战爆发后，私营传统银行的公司化才进入高潮。

一、生存与发展仍是战时私营传统银行公司化的内在动力

战时，各地仍有部分传统银钱组织因业务发展、应付挤兑和通胀的需要而主动增资并改制为公司组织。例如福州升和钱庄资本家罗勉候任福州商会会长期间，中南银行老板黄奕住等人即有意与罗氏家族合作，拟将该钱庄改组为公司组织。抗战后期，罗家按《公司法》的规定，以升和钱庄为基础，成立了升和钱庄股份有限公司；后来又计划吸收外股，将升和钱庄改组为福州海南实业银行，该计划得到了国民政府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