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雷宝

(浙江财经学院财政与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政府和非政府投资的增长,具有典型的投资驱动型路径特征。例如,1978-199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中各类投资贡献率平均为30.3%,1990-2000年上升至36.1%,而2001-2008年间在政府投资的强力刺激下,投资贡献率出现加速变化的态势,平均投资贡献率更是上升到了49.5%①陈露:《政府投资驱动经济增长》,《证券市场周刊》2009年5月14日。。有迹象表明,我国某些地区政府投资 “大跃进”现象有所显现,而政府投资的 “发高烧”与消费市场的 “低温度”之间的反差也引人深思。与此相伴随的是,政府投资也越来越紧密地与官员腐败、豆腐渣工程以及政绩工程等问题纠缠在一起。投资对任何经济体来说,都是保持经济增长的重要 “发动机”和 “助推器”,但依赖投资 (尤其是政府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其效率水平及其可持续性却值得怀疑。

中国各级政府投资的持续扩张,已越来越多地引发了国内外学者以及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例如,Aschauer[1]、Tanzi&Hamid[2]、Demruger[3]、Fan&Robinson[4]以及世界银行[5]等大量研究文献表明,政府投资引发的效率与公平问题一直是学术热点和难点问题。樊胜根[6]、郭庆旺和贾俊雪(2007)[7]等国内学者运用数理模型,较有说服力地论证了政府投资通过需求扩张和资本积累对一国或地区长期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但戴园晨[8]、郭文轩[9]、张军等[10]则通过研究揭示了政府投资可能引致的不良后果 (如投资乘数下降、“GDP”锦标赛、区域重复建设、腐败机率增加等),从而让我们对政府投资失灵问题有所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