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江永,于晓燕

(山东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青岛 266590)

一、问题的提出

纺织业一直是中国传统行业中的就业 “大户”。自1992年以来,中国纺织业的就业人数逐年增加。尤其是加入WTO以后,纺织业就业人数出现了明显上涨,其中纺织业外资企业的就业规模不断上升。在纺织业就业规模变动的背后,外商直接投资 (FDI)对中国纺织业就业的贡献是正的还是负的?FDI是否通过不同渠道对纺织业就业产生不同的影响?这是本文试图回答的两个问题。

国外研究FDI对东道国就业影响的文献最有代表性的是对墨西哥、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比如Lipsey(2002)[1]、Feenstra和Hanson(1997)[2]、Hanson(2003)[3]、Nunnenkamp和Bremont(2007)[4]等。国内文献对FDI就业效应的研究总体上可以分为基于整体FDI就业效应的研究和基于地区差异、行业差异的FDI就业效应的研究[5][6]。现有文献的研究结论表明,FDI在东道国就业效应的影响渠道非常复杂,总体而言分为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直接就业效应比较直观和容易理解,而间接就业效应则要复杂得多。考虑到中国转型经济的实际情况,越来越多的学者把制度因素作为考察FDI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的控制变量[7][8]。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制度因素可以具体化为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或表述为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一体化程度越高的劳动力市场,越有利于劳动力在不同企业间的配置,也越有利于劳动力就业。综合以上的分析视角,本文主要研究FDI通过竞争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和制度变迁效应三种渠道对中国纺织业就业产生的间接影响,最后综合考察FDI通过直接渠道和间接渠道对纺织业就业产生的总体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