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强

1937年新年前夜，托马斯·曼写信给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信中他回忆说，很长时间以来，他竭力不■德国政治的浑水，远离是非，以避免将其与德国文化的联系，最重要的是与德国读者的联系置于危险的境地。然而独善其身是不可能的。他的祖国发生的一系列恐怖事件迫使他打破沉默。他无法在退隐到孤独的文化存在中蹲守。如果说纳粹政体给了他教训的话，那就是他终于洞见到，文化不可能与政治毫无干系，社会生活与精神生活也须共存”。就在一年前，“出于令人同情的动机”，波恩大学剥夺了其曾在1919年授予曼的荣誉博士学位。之后，哈佛大学重新授予了他被剥夺的头衔。“不管他是作家还是民主人士，美国都将成为对他礼遇有加的国度。”(沃尔夫·勒佩尼斯《德国历史中的文化诱惑》，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而在1918年一战接近尾声时，曼的《一个非政治人物的反思》还宣称“民主和德意志精神水火不容，德国文化和德国军国主义根本就是同一硬币的两面”。两次世界大战前后曼的观点发生了巨大变更，但无疑，文化和权力的关系贯穿了他思考的全部。这一关系在德国向来有两大传统：一是1813年随着俾斯麦的普鲁士战胜法国，德国转变为文化国家，从此“文化与权力并肩生存，政治国家和文化国家成为一体” 。布克哈特、尼采等思想家则相反，前者认为“权力与文化是分离的，是文化的敌对力量。权力有其自身要素，而且这个要素究其本质就是罪恶”，后者认为“对权力的追逐与袒护会导致文化的日渐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