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鹰

爸爸与胡风的私交一直是不错的。

1978年底胡风在四川狱中服刑时所写的最后一篇思想汇报《从实际出发》[1]中曾这样讲到邵荃麟：

1942年在桂林，和邵荃麟从过去的认识关系变成了熟识的朋友。他对当时文艺上的虚浮风气也很反感，同情我对文艺的看法。

胡风在“文革”后写的回忆录[2]中又说到在桂林时：

我常去邵荃麟家，他当时是地下党负责文艺方面的领导人之一。在上海左联同事时就认识(那时他就和葛琴在一起了)，在武汉他又给我来信并给《七月》投稿。我用了他的稿，我们两人的关系一直很好。在桂林又见到了，大家都感到高兴，我常去看他，有时就留下吃饭，谈公事谈私事态度都极友好……我和他在文艺问题的看法上从来没有对立的意见，我认为他是理解我尊重我的。

的确，在40年代初期，荃麟对于文艺创作的态度是赞同胡风关于“艺术应该是人的心灵的倾诉”的观点[3]，而在现实主义的文艺批评上，例如，对曹禺剧作《北京人》的成就和不足，他们也有着共鸣[4]。

此外，从1941年起荃麟便一直关注着“文化界的冷落倾向”[5]，努力追究为什么“文艺运动在朝低潮走”[6]，为什么在桂林会显现“文化虚胖病的现象”[7]。除了伴随政治低潮、战时物质困难、“思想言论上的缺乏自由”等外部原因以外，他多次指出这是由于“思想的贫乏”[6]、[7]、[8]、[9]，“文化的战斗精神远不如以前”，以至于“在克服主观主义的斗争中，却产生了纯客观主义的倾向，颇有一种无所为而为的样子。为了适应客观，结果却忘记了改造客观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