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越 王克非

(1.北京语言大学 继续教育学院，北京 100083;2.北京外国语大学 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北京 100089)

1.引言

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是中国文化在世界传播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国外读者了解和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有效途径。我国现代著名作家老舍作品的英译证明了这一点。一部分老舍作品，如名作《骆驼祥子》英译本Rickshaw Boy(Lau Shaw，1945)，1945年受美国媒体及“每月读书会”(The Book-of-the-Month Club)的大力推介，曾在美国创下百万销量(Yan，2005)，成为中国文学英译的里程碑;老舍中篇小说力作《新时代的旧悲剧》甚至被选入美国大中学外国文学课本(Lau et al 1981)，受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爱好者的极大关注。他的5篇短篇小说(Wang译，1944)也多次再版，至今畅销不衰。但也有部分译作反响平平，未引起读者的关注，少数作品甚至未走出国门。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跨文化现象。我们研究发现，老舍作品英译的成效与其译介模式相关，不同的译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译作的传播和接受。

无论翻译实践的数量还是翻译理论探讨，都是以外语译入母语为多。国内外翻译研究学界迄今尚未注意译出、译入两种路径对比研究。老舍作品的英译正是译出、译入的典型案例，且译出包括中国内地的译出和香港的译出，而译入则包含英美国家的主动译入以及其译者同作者本人一道的译入行为。本文以老舍作品译出、译入路径差异及在西方的传播和接受的影响为研究重点，探讨其间的特点和异同，以期为中国文化外译提供一个新的思路，为构建新型译介模式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2.老舍作品英译概况

老舍作品英译活动自1938年发端至2010年《骆驼祥子》第四译本在美国问世，已有73年。其间，老舍9部长篇小说(含2部未竟之作)、4部中篇小说、34篇短篇小说、5部话剧作品及7篇散文被译成英文，且多部作品有多种译本，如《骆驼祥子》、《二马》、《黑白李》均为四译本;《开市大吉》为三译本，另外多部作品为两种译本。多译本大多为译入作品，较受读者欢迎。

从译作出版数量看，英语世界以美国主动译入作品数量最多，影响最广泛，以中国内地为代表的译出作品次之。美、英译入语国共翻译老舍8部长篇小说、2部中篇小说、28篇短篇小说及3个剧本。译入作品包括《骆驼祥子》多译本、《牛天赐传》、《离婚》双译本、《猫城记》双译本、《二马》双译本、中篇小说《新时代的旧悲剧》及《阳光》、短篇小说译集一部及散落于各译文集中的短篇小说多篇;除此之外，老舍在美国期间还促成3部译作的问世——《离婚》、《鼓书艺人》、《黄色风暴》(《四世同堂节选》)。中国内地共出版长篇小说译作3部，戏剧2部，中短篇小说集一部，散文6篇，其他在《中国文学》杂志上刊登的短篇小说共5篇;香港主要依托三联书店出版长篇小说《二马》译作、《牛天赐传》英译修改版，依托《译丛》杂志刊登译入作品节选及2篇短篇小说译作，依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茶馆》及《骆驼祥子》双语版。由此可以看出，译入、译出两种路径还可分为美英译入语国译入、作者参与的译入语国译者译入，以及中国内地源语译出、香港地区源语译出四个亚类。

3.译介路径

文学作品的译介有译出、译入两条路径。译出指文学作品的选材、文本翻译、出版均由源语国发起实施，而作品的接受、传播发生于目标语国，是传播的间接方式(见下图1);译入指文学作品的选材、翻译、出版、发行均由目标语国发起实施，接受和传播也在目标语国进行，是传播的直接方式(见下图2)。从世界通行的译介模式来看，欧美世界尤其是西方大国多采用译入模式，译作出版后直接在本族语世界传播。

图1 译出路径示意图

图2 译入路径示意图

以勒菲韦尔(Lefevere，1992)为代表的“改写”理论强调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的制约，提出赞助者通过意识形态及诗学观操控翻译的学说。他们是基于普遍的译入式翻译现象做出的研究假设。我们以此理论考察和分析老舍作品的英译，发现译入译出两种路径在文本的选取、翻译策略和译本的影响等方面以及所谓赞助者的作用上都有值得注意的不同表现，非“改写”可完全概括之。我们知道，源语国与目标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存在巨大差异，赞助者为文本翻译所提供的意识形态与诗学观影响选材和读者接受，其中政治意识形态更促成文本的选择差异，制约诗学观的形成。侧重表现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如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文革时期的文学多关注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而中国古代或当代作品、英语文学及其读者多关注文学作品的文学形式功能。因此，译出、译入在选材、翻译、出版阶段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翻译作品的传播和接受程度。

4.老舍作品英译的译入译出路径分析

以下我们从不同路径的译介对比译出、译入各关联因子异同，包括译介各环节涉及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译本的出版和影响等。

4.1 文本选择

从老舍作品英译选材来看，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译出、译入语国的主动译入及作者参与的译入这四种路径存在很大差异。

中国内地文本翻译的选择权主要由中国外文局或出版社负责(熊振儒，参见耿强，2010)，具有官方背景。中国外文局及下属出版社作为中国内地翻译场赞助者，对文本选择的操控力度大，呈现显性特点。外文局(1963年以前为国际新闻局)肩负对外宣传的重任(杨正泉等，1999)，严格把控文本选择，在改革开放前，译者无权参与其中。选材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题材尽量反映社会进步及主流意识形态，文学的元价值与审美往往被忽略。比如，老舍的《龙须沟》(1951/2009)因揭露旧中国的黑暗、讴歌新中国政府努力为民改善居住环境而得到官方充分肯定，并于1956年翻译出版。而反映30年代中国现实，表现国民劣根性、国家腐败、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作品《猫城记》(1933/2008)不仅未入选，文革期间还遭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官方对作品反映的价值观的操控力度相应减小，以杨宪益为代表的精英译者获得选材权(耿强，2010)。这些精英译者相对自由地选择作品，开始考虑读者期待问题。此时期选材标准注重文学性、反映中国文化及社会现实，选择的绝大多数作品写于三四十年代，作品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倾向不明显。《骆驼祥子》、《茶馆》、《正红旗下》、《二马》、《老舍中短篇小说》等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集中翻译出版的(其中《骆驼祥子》由中美合作出版)。

香港地区的翻译选材不同于中国内地，选择权基本由译者及出版社承担，没有官方背景。译者绝大多数来自译入语国，熟悉当地文化，了解读者期待，如香港中文大学编辑出版的《译丛》杂志，有三百多位译入语国译者为其提供译作。《译丛》选择的作品一部分反映新旧文化、思想意识、社会更迭等的矛盾冲突，如《老字号》、《牛天赐传》等;一部分作品描写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状况及现实表现，如《鼓书艺人》、《骆驼祥子》等;还有一部分反映人间真情与人性表现，如《宗越大师》、《我的母亲》、《老年的浪漫》。虽然源语和译入语读者对文学作品反映的思想意识、价值观、认同态度存在差异，但香港地区选择翻译的老舍作品反映了各个文学系统都能接受的社会价值观——对下层人物的同情、人道主义、人性的表现、对社会丑恶现象及人性丑陋的揭露等，因此老舍的此类作品易跨越语言、国界的障碍，走入国际文学视域。

以《译丛》杂志为代表的翻译出版机构赞助者的多元化特点不同于中国内地翻译场赞助者的操控，对作品反映的意识形态与诗学观念的操控不十分明显，价值观包融性强。译者熟悉英语世界语言文化，翻译选材基本符合读者期待，因此，作品易被读者接受。

译入语国老舍作品的译入是整个翻译活动的主流。总的来讲，赞助者对翻译活动的操控不如中国内地明显。译者本人或出版社负责文本选择，赞助者的意识形态及诗学观对翻译活动的操控往往与市场、读者期待及教育机构需求结合。商业性质的赞助者不过分关注译者对文本的选择及翻译策略，保证译本符合市场需求是赞助者首先考虑的。学术背景的赞助者，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俄亥俄大学出版社、密歇根大学出版社等选择文本一般是由译者与赞助者共同负责，选材主要从文学性、语言风格及教学需要考虑。另有一类赞助者是学术性质的基金会，如译者陶普义(Britt Towery)提供赞助的陶氏基金(The Tao foundation)，旨在推进美国的老舍研究，选材较为自由。译者也是基金提供者之一，译者按照个人爱好选取文本翻译，这类作品较好地满足了老舍作品爱好者的需求。

总之，译入作品的选材决策人由译者或出版社承担。决策人无官方背景，所侧重考虑的是市场利润或学术需求，因此，是否受读者欢迎、是否反映中国社会现实与文化、是否反映中国人的国民性格、是否具有文学价值等是决策人最为关注的。

老舍参与的译入行为选材完全由作者承担，更多反映源语国的审美情趣及意识形态需求，不过也考虑读者兴趣，调整了作品的部分内容。老舍1946年赴美访问期间与译者合作翻译了《四世同堂》、《鼓书艺人》和《离婚》。前两部小说包含中国人民抗战题材，与老舍临行前周恩来总理的嘱托有密切关系(舒济，1982);《离婚》是老舍本人最为满意的作品，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译者艾文·金(Evan King)未征得作者本人同意，擅自改译《离婚》情节，结果个人感情悲剧演变成爱情喜剧。译者的改译招致作者本人上诉美国法庭，最终判定允许译者在其个人书店售书，老舍可委托他人重新翻译(钱念孙，1989)，于是老舍与译者郭镜秋(Helen Guo)合作翻译了《离婚》，取名为《老李的爱情追求》。

综上所述，中国内地译出选材更关注源语国的各种需求，未充分考虑译入语读者期待、人类共通的文学审美诉求;香港翻译场与目标语国的选材比较相似，两者都以译入语读者为中心，但香港的选材非常注重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传播;美英等目标语国的选材刻意满足读者期待及学术需求，试图通过文学作品了解中国社会现实、中国文化、中国的文学发展。

4.2 翻译策略

1949年以后中国内地老舍作品的译出基本遵循“信、达”翻译原则，除个别“有损中国形象、有伤大雅”之处被删译外(如《龙须沟》对肮脏龌龊的描写)，其他内容非常忠实原著。这种忠实充分表现了赞助者及译者对作者的尊重态度及原汁原味再现原作内容、传译中国文化的意图。译者语言基本贴近老舍原著风格，虽有人认为译者语言稍显过时(孔海立，参见耿强，2010)，如下例所示。

(1)原文:看见办公的地方，他放慢了步。那个地方不大，他晓得。城里的大小公所和赌局烟馆，差不多他都去过。他记得这个地方——开开门就能看见千佛山。现在他自然没心情去想千佛山;他的责任不轻呢!他可是没透出慌张来;走南闯北的多年了，他拿得住劲，走得更慢了。

(老舍，1948/2008:1)

译文:When he came in sight of the building where he would be working，he slowed down.It wasn’t very large.He knew the place.He had visited nearly all the offices，gambling houses and opium dens in the city.He remembered this place—when the door was open you could see the Mountain of Thousand Buddhas.Nearly at the moment he had no interest in the Mountain of Thousand Buddhas;his duties would be heavy!But he showed no agitation.He’d knocked about for years he knew how to make his feelings.He walked slower still.

(Lao She，1985:123)

例(1)译者沙博理语言转换过程中突出了老舍语言特点——词语简洁、通俗、语句短小精悍。译者试图通过质朴的语言、简短的句式阐释原作特点。

总体而言，中国内地老舍作品的翻译基本由中国外文社、中国文学杂志社的专职译者承担，比如沙博理、杨宪益、戴乃迭、科恩等，改革开放后才出现非出版社译者，如施晓菁、Julie Jimmerson、John Howard-Gibbon、张培基、刘士聪等。鉴于老舍的文学大家地位，其作品的主要译者都是高水平译者，翻译质量相对得到保障。但从2001年《中国文学》的闭刊(许慎贵，2007)及学者(耿强，2010)对熊猫丛书的分析，译者没有充分了解译入语国文化及文字驾驭能力问题是中译外遭遇瓶颈的重要原因。

香港地区老舍作品翻译始于1978年老舍平反昭雪后。该地区担当老舍作品翻译的大部分译者来自译入语国，也有少数译者长期生活、工作在英语世界国家，对译入语国文化、语言、诗学价值、翻译规范等非常了解，也了解译入语国读者与市场需求，翻译中遵循“忠实、顺畅”原则。截止2011年，为《译丛》杂志提供译稿的译者数量达到331位。该杂志在其官网详细列述了翻译要求(http://www.cuhk.edu.hk/rct/renditions/guideline.html#schedule)。翻译首先必须准确、完整、透明;其次，尽量保持原文化特色，提倡英语国家通用的功能性等值翻译。《译丛》杂志的翻译风格、翻译质量受到译入语国评论家高度赞赏(Bailey，1995)。

译入路径的翻译策略具有时代特点，早期翻译活动改译、删译严重，比如《骆驼祥子》译者艾文·金针对美国40年代社会文化背景及读者需求，改译小说结尾部分，删除第一章人力车夫类型及背景地貌的描写，增加某些中国文化成分的描写及性描写。另外，插图、封面、装帧等吸引大众读者的手段被该类译者及出版商充分利用。这种改译往往扭曲作品主题，使文学作品表现的价值观与文学审美接近译入语读者需求。继改译《骆驼祥子》后，该译者又如法炮制改译了老舍另一重要作品《离婚》，使原著离婚未果的老李们终成眷属，改变了原著的主题与主要内容，以迎合大众读者。1964年《猫城记》翻译时也遭此对待，被译者删减大量内容。老舍作品中晚期译作主要由大学出版社翻译出版，满足文学教育需求，因此译作比较忠实原著，大部分作品遵循“顺畅”翻译原则，最典型的作品当属译者莱尔(Lyell)翻译的作品，如下所示。

(2)原文:……他预备出去。风又打起来，不怕;奔走了一辈子，还怕风么?他盘算这一天该办的事，不，该打的仗。他不能再把自己做好的饭叫别人端了去，拼着这一身老骨头跟他们干。

(老舍，2005:28)

译文:The wind was blowing hard again，but Old Liu wasn’t about to let himself be intimidated by that.After taking a lifetime of knocks，was he now to be browbeaten by the wind?In his mind he went over all the errands on his agenda for that day——no，better to say all the battles he had to win.No more would he allow others to make off with the fruits of his own labor.He vowed to stake those cold bones of his on a fight to the bitter end.

(Lao She，1999:91)

上例的“a lifetime of knocks”、“browbeaten”、“all the errands on his agenda”、“make off with fruits of his own labor”都是目标语中非正式文体常见表达，用词简单、生动、不失幽默感。该类词汇及句式的使用使译作语言延续了老舍风格。

老舍参与的《四世同堂》及《离婚》翻译，从内容看均为删译本，原因各异。前者共一百章，含三部曲，对普通译入语读者而言篇幅太长，因此删减23章，并增译少许释译内容(中国文化元素部分)。译者刻意追求异化翻译，给读者阅读造成很大障碍，但其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内容吸引了少数译入语读者。《离婚》译本改名后只围绕老李的爱情与家庭主题展开，其他几对夫妻的描写被删译。可见前者是主动删译行为，后者为被动删译，不得已而为之。

4.3 译本的出版和影响

中国内地老舍作品的出版主要由中国外文出版社与中国文学出版社负责，依托《中国文学》与“熊猫”丛书平台，具有对外宣传与官方性质，易受到欧美世界的消极抵制，因此改革开放前《中国文学》主要销往亚非国家。熊猫丛书境况有所好转，部分作品得到再版(熊振儒，参见耿强，2010)。从读者接受数据看，反映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龙须沟》并未得到真正传播，因为50年出版作品大部分销往亚非国家(徐慎贵，2007)。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导致英语世界及大多数欧美国家对来自中国的作品基本采取抵制态度。改革开放后翻译出版的老舍作品在英语世界的传播效果好于《龙须沟》，这一点从我们收集的再版数据、馆藏情况(www.worldcat.org)、亚马逊网图书销售数据(www.amazon.com)及书评数据、读者反馈得到证明。特别是《老舍短篇小说集》，读者认可度高于其他作品。该译作集所选作品均是作者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短篇力作，注重表现小人物与社会底层人物的人性特点，较为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中国传统价值观、人生观等主题，没有政治说教，与目标语国读者的期待比较接近，因而受到许多中国文学爱好者欢迎，作品多次再版。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某些作品受到欢迎，对比译入作品的接受效果，译出作品还存在较大差距。

香港地区老舍作品的翻译出版主要依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和三联书店，出版社无官方背景，具有学术背景的出版社易于被译入语国接受。不过，译出模式的出版都受到出版地的制约，读者很可能不熟悉作品或出版社，或者对来自外域的出版社并不认可，再加上促销措施不力，缺少像《纽约时报》这样的媒体对作品评介，发行还需寻找译入语国的代销机构，因此销量很难达到译入语国出版社的水平。

译入作品的出版则不同，老舍作品的译作主要通过译入语国的大学出版社、信誉极佳的出版公司及跨国出版公司出版发行。读者熟悉出版社，发行及时，而且由译入语国负责翻译出版的汉译英作品，符合国际通行惯例，读者接受的可能性较大。以读者为中心的选材宗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读者期待，因此，主动译入行为的接受效果最为明显。比如，《骆驼祥子》Evan King译本(1945)曾创造百万销量的奇迹，《新时代的旧悲剧》入选美国大中学校的外国文学课本，表明译入作品更易被读者接受与传播。我们以《骆驼祥子》世界性馆藏为例，根据www.worldcat.org数据库统计了《骆驼祥子》所有译本的馆藏量。见表1。

表1 《骆驼祥子》英译本世界馆藏量统计

表1数据表明:译入语国金译本及詹姆斯译本馆藏占据绝对优势，2010年译本因出版年份较新，收藏量相对较低。而译出国版本(包括双语版)总量不及译入语国总量的三分之一。虽然馆藏量只是接受效果参量之一，但从中可窥见一斑。

我们于2010年8月13日对世界图书最大销售网亚马逊网(www.amazon.com)老舍在售作品进行了在线统计，数据见表2。

统计结果再次表明译入语国图书网络发行数量更多(70%)，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的在售总量还不到译入语国的半数。值得一提的是译作的网上发行方式为读者提供了接触作品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译出作品的被动发行局面，为中译外新译介模式的有益尝试提供了参照。

书评是影响图书接受的重要手段。积极肯定的推荐促进图书的发行和阅读;否定性书评则抑制图书发行，并最终影响图书的接受效果。有关译入译出作品书评数量对比也说明译入作品更受到译入语国文学批评家的关注(见表3)。

表2 美国亚马逊网(www.amazon.com)在售译作情况概览

表3 老舍作品译作书评统计

5.结语

上述分析表明，译出、译入路径的英译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出版与影响等方面各具特点。中国内地译出活动赞助者的操控较为显化，译者无文本选择权利，其翻译体现源语国的翻译宗旨与目的，译本翻译遵循“信、达”原则。译入路径中，文本的选择由译者或出版社负责，译者有较大自由选择文本，确定翻译策略。早期译作改译删译严重，中晚期译作较为忠实、顺畅。老舍参与的译入作品由老舍选定，译者翻译策略不尽相同，即出现非常极端的异化翻译，也有较为顺畅的翻译，并伴随改译现象。从翻译的最终目的即接受效果考虑，译入效果较为显著，最能体现读者期待，而译出作品往往“水土不服”，传播效果不佳。总体分析，译入路径优势更为明显。因此，当前的中国文化外译活动应充分考虑译入、译出路径的利弊，尽力消除译入、译出界限，构建一种新型的中外合作的译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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