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辉 张天伟

(1.南京国际关系学院 科研部，江苏 南京 210039;2.中国传媒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24;河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1.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CDA)与认知语言学是语言学研究中的两个不同的领域。批评话语分析以《语言与控制》(Fowler et al.，1979)的出版为标志，而认知语言学以《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Lakoff&Johnson，1980)的出版为标志。两者在研究理念、目标、方法和理论背景等方面截然不同。然而两者的发展趋势都是在向交叉学科发展，批评话语分析与认知语言学的交叉与融合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已由单一的系统功能语法延伸到认知语言学理论、进化心理学理论(evolutionary psychology)等领域。Van Dijk(1998)最早提出了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的认知取向，然后他并没有进行细节问题的研究。洪艳青、张辉(2002)、张辉、江龙(2008)、Hart(2007，2008，2010，2011)和 Chilton(2004)等学者认为认知语言学揭示的概念化过程在意识形态的表达和交际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通过一些具体的分析认为认知语言学可以为批评话语分析提供理论框架。Hart(2011:72)认为CDA和认知语言学都依据以使用为基础(usage-based)的观念，通过语言的使用来识解(construe)经验，语法结构也是有意义的。John Benjamins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语境与认知中的批评话语研究》标志着两者的交叉研究已初具规模，认知在语篇与社会的关系中已经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权力和不公平的推理性再产(discursive reproduction)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认知语言学视角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促进了批评认知语言学这一交叉学科的建立，然而目前的研究大都局限在应用隐喻、范畴化、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理论等视角对语篇中的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很少涉猎概念转喻视角的研究，而转喻不管是从传统的修辞学视角，还是从认知语言学视角，它与语篇分析，特别是与政治语篇或新闻语篇的意识形态表达都是密不可分的。

2.概念转喻与CDA

概念转喻是认知语言学中的一个概念。与传统的修辞学研究不同，概念转喻是一种概念操作，喻体可以被用来识别本体，本体与喻体在这种概念操作中相互联系。Lakoff(1987)认为“理想认知模式”(Idealized Cognitive Model)包括命题模型、意象图式模型、隐喻模型和转喻模型等四种模型。转喻被看作是ICM中的一种形式。Langacker(1993)认为转喻是一个“认知参照点现象”(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 phenomenon)。Alac&Coulson(2004)认为不同的转喻由“相对凸显”(relative salience)的认知原则提供理据，中心的和高度凸显的事物作为认知参照点唤起其他不那么凸显的事物。转喻本质上是基于邻近性的。概念转喻视角的语篇分析研究已经是转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目前国内外的相关研究主要涉及从概念转喻视角对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功能的解释、回指问题探讨、基于ERP的语篇连贯及其心理表征研究和对某一具体修辞现象或文体的解释。CDA作为语篇分析中的一种，主要关注语篇手段及其生成、表现和理解过程中的显性和隐性的权力关系，力图透析意识形态，使话语非神秘化。CDA不仅把语言和语篇作为分析对象，还试图对其社会机制和过程做出理论描述，并对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个人和社会群体如何与语篇互动并由此创造意义的社会过程进行分析和解释，社会和认知已成为CDA发展的两大取向(辛斌，2007)。因此CDA必然要借助认知语言学的视角，对语篇生成、表现和理解背后的概念意义，以及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进行更为广阔和深入的分析;而概念转喻在语篇分析中的应用和深入也必然要涉及CDA这一领域，所以从概念转喻途径对CDA的研究是一种必然趋势和结果。

3.意识形态与转喻

在CDA的视野中，意识形态是语篇，特别是政治语篇分析的重要内容，其研究内容主要表现在语篇中意识形态的表达手段、意识形态表达中的语言外因素、意识形态与权力的关系、意识形态表达与语境的关系、意识形态表达的社会和认知研究取向等。目前，从概念转喻途径对语篇分析研究已经成了概念转喻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语篇分析研究的一个新亮点，因此从概念转喻视角探讨语篇中意识形态的表达及其相关研究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首先，转喻表达中的很多词汇在一定的语境下都可能与意识形态表达有关，如转喻“PLACE FOR INSTITUTION”和“WHOLE FOR PART”的表达，可分别例示以“Downing Street refused comment”和“The European Union has just passed new human rights legislation”，其中“Downing Street”和“The European U-nion”在一定的语境下势必要表达特定的意识形态，有时为了避免给决策层带来负面影响，而隐含表达特定的意识形态，故意采取转喻表达;其次在CDA的认知语言学研究中，主要视角有范畴化、概念隐喻、指示语(deixis)、认识的情态(epistemic modality)、图解参照框架(iconographic frame of reference)、侧重或背景、心理空间与概念整合路径，其中概念隐喻在塑造意识形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相关研究在已有文献中也是最多的(洪艳青、张辉，2002;Charteris-Black，2006;Koller，2004;张辉、江龙，2008;Hart，2011)，而概念转喻与概念隐喻的关系最为密切，转喻可能比隐喻更基础(见下一节)，因此我们认为从概念转喻视角探讨语篇中意识形态的表达及其相关研究，必将为现有的研究拓宽思路，开辟一个新的领域。

4.CDA中的转喻识解操作

4.1 侧重与背景操作

Croft和Cruse(2004:46)曾区分了四种一般性的认知识解过程，注意(attention)、比较(comparison)、视角(perspective)和组合(constitution)。与注意观相联系的认知识解过程是侧重(profiling)和背景(backgrounding)。从注意观的角度看，转喻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侧重或背景。侧重和背景是认知语法中的一对重要概念，用来解释认知词汇语义学中的词义范畴与认知背景的关系。侧重指被一个词所指派的实体(entity)或关系，是以背景为衬托而被凸显的部分。凸显的部分通常是较大结构中的一个“子结构”(substructure)。侧重的过程也是一个背景被选择的过程。一个词语的背景是该词语固有的概念内容，侧重是在背景上凸显的部分，背景与侧重相结合才能得到一个语义结构。以knee为例，它凸显了在一个较大的概念结构下，即背景leg下的一个特殊子结构，如果没有leg，就无从说knee。认知语法中的侧重关系是在给定场境中的两个(以上)参加者之间的一种语言编码关系(Evans，2007:171)。Evans以“Max kicked the ball”为例，认为在此话语中，参加者之间的一种侧重关系被编码在Max和“the ball”之间，这种侧重关系是关于焦点参加者，即“射体”(trajector)Max和第二参加者，即界标(landmark)“the ball”之间的一种概念上的不对称关系，反映了一般感知与焦点现象之间的图形—背景(figure-ground)认知模式。我们认为侧重和背景关系只是图形—背景认知模式中的一种，以(1)为例:

(1)丛林的白桦树上有只小鸟。

在(1)中，“丛林的白桦树”是背景，“小鸟”是图形。如果孤立地说“小鸟”则不一定联系到“丛林中的白桦树”。然而knee与leg的关系截然不同，孤立地说knee，必然要联系到leg。因此侧重和背景关系从属于图形—背景认知模式。而概念转喻本质上也是一种凸显关系，但只是侧重和背景关系中的一种特殊模式。因此，我们认为概念转喻、侧重和背景和图形—背景的认知模式是一种类属关系，都是以“注意观”(attentional view)的认知为基础的，如图1所示:

图1 转喻与侧重—背景等关系图

Hart(2011:73)认为侧重和背景关系对于CDA研究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关系为解释“语法隐喻能够神秘化施事关系”(mystify agency)的说法提供了概念基础。辛斌(2007)也认为认知语言学的凸显观可以用来解释句子和语篇的信息结构、主位结构、名物化和被动化等语言现象。以被动化为例，它是CDA自始至终研究的课题之一，旨在削弱和隐藏施动者和行为之间的关系(Hodge&Kress，1993:26)。无施事关系的被动化被看作为一种语言策略，使得语篇作者能够在语篇中掩盖与全局语篇的意识形态框架不相协调的施事关系(Toolan，1991:28)。Hart以(2)、(3)为例对移民语篇中的被动化问题进行了分析:

(2)Thirty-five Nigerian immigrants were deported yesterday under the latest asylum crackdown.

(3)Authorities deported thirty-five Nigerian immigrants yesterday under the latest asylum crackdown.

移民语篇中的驱逐问题报道，由于其表达的意识形态问题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所以经常以被动语态形式报道。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看，语态承载着概念意义，并且在概念层级上表现出一种特殊意象图示的变体。这种意象图示在语态中表现为“行为链”(action chain)(Hart，2011)。行为链表现为动能的传递从一个参加者到另一个不确定的参加者，直到最后一个参加者不再蕴含任何动能的传递(Langacker，2002:215)。在行为链中的侧重部分通常是从句子的主语开始，并依次顺延下去，人们在以主语为起点的基础上建立起侧重和背景关系。(3)的行为链表现为图2:

图 2 (Hart，2011:74)

图2的填充部分表示侧重部分，即主语Authorities和宾语“Nigerian immigrants”都被侧重。图中双线箭头表示致使关系，单线箭头表示地点。与主动语态不同，被动结构的主要功能是对施事的“去焦点化”(de-focus)。这种“去焦点化”反映了作为从句主语受事的侧重。在(2)中，为了避免意识形态上的争议，故意避免强调执政当局对移民采取的驱逐政策而采用被动语态，虽然施事也可以在背景的语境中找回，但比较(2)和(3)，前者的施事(相对于受事)已被“去焦点化”，如图3所示:

图3 (同上)

图3所展示的意象图示与图2相比，侧重部分只是受事，而不是施事。上述分析也同样适用于名物化(nominalization)。如(4)和(5):

(4)the detention of black pupils(辛斌，2005:80)

(5)the shooting of 174 Africans(同上)

名物化指说话者本来可以用动词结构或句子表达某个意思，但却选择了名词短语，从而削弱整个语篇的动作感(同上)。(4)和(5)的表达掩饰了动作的发出者和执行者，即谁下命令和谁具体执行了扣押黑人学生或射杀174名非洲人。从认知语言学的视角看，也是为了意识形态原因，通过侧重名词短语的突出表达，进而刻意掩饰动作中的施事关系和因果关系，满足隐含表达意识形态的需要。

4.2 概念转喻操作

概念转喻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侧重和背景的识解模式(Hart，2010)。侧重和背景的识解模式除了概念转喻外，还包括“标准调整”(scalar adjustment)等其他形式。转喻可以被看成一种指称上的概念转移(Kvecses&Radden，1998)。而指称转移与本征(intrinsic)性密切相连。本征性和非本征(extrinsic)性是决定转喻的一种语义关系。非本征性关系指居于两个邻近实体之间，如人和人所在位置之间的关系;而本征性关系指内在或相对固定的关系，如人和人的属性之间的关系。本征性关系又可分为内向(inwards)概念转移和外向(outwards)概念转移(Hart，2011)。Croft以“This book is heavy”与“Proust is tough to read”相比较，认为前者不是明显的转喻，因为虽然前者母域BOOK的一个次域“PHYSICAL OBJECT”通过形容词heavy凸显，但次域在书的概念域中是本征性的。因此本征性使次域未能成为书的概念实体，没有产生指称转移，所以Croft认为转喻靶域必须在源域母域中是非本征性的(张辉、卢卫中，2010:43)。我们认为本征性转喻与非本征性转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两者都属于转喻，但由于语义指代关系上的不同，非本征性转喻相对于本征性转喻而言，属于明显和容易识别的转喻。在CDA中，转喻可以为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服务。Reisigl&Wodak(2001)认为非本征性转喻可以使施事关系神秘化，而本征性转喻可以被用来强调指称策略中某一个体的特性或者构建和传播“社会原型”(social stereotypes)。在无施事的被动句中，非本征性转喻常会涉及从施事到其他实体指称上的概念转移。Langacker(2002)认为这些转喻涉及行为链中的侧重和背景问题。Hart(2011)以(6)为例，对非本征性转喻在CDA中的作用进行了解释。

(6)An amendment to the Immigration and Asylum Bill going through parliament will exempt such people［asylum seekers］ from the 1948 National Assistance Act.

(6)中的行为链包括施事、主题(Theme)和受事。其中施事是对修改议案负责的议会议员，主题是议案的修改，受事是政治避难者。在“PRODUCT FOR PERSONS”的转喻中，施事在行为链中没有被侧重，虽然也可以从背景中识别，但却被“去焦点化”。而主题和受事都被侧重，这种行为链中动能流的表现如图4所示:

图 4 (Hart，2011:75)

Hart认为本征性转喻同非本征性转喻一样，也涉及侧重和背景，但不同的是，本征性转喻的侧重并不在一个行为链类。本征性转喻侧重“给定域”(given dominion)中的某个成分或者侧重整个给定域，这种区别涉及指称中的概念转移是内向还是外向的。如(7):

(7)Tony McNulty，the immigration minister，seemed to accept that there may be between 310，000 and 570，000 illegal in Britain.(例出 Hart)

(7)涉及内向指称的概念转移，是一种“ATTRIBUTE FOR ENTITY”的转喻。在给定域“一群人”中侧重“不合法身份”的特别属性。这种识解操作的意识形态效果是:一群具有一定历史和动机的人作为背景，这群人的身份识别中的某一特殊属性“由于犯罪原因而被看为罪犯”被选为焦点。这种表达式的意象图示如图5所示:

图 5 (Hart，2011:75)

外向型指称的概念转移可以在“CLASS FOR INDIVIDU-ALS”的转喻中出现，Hart以(8)为例进行了解释:

(8)［It］isn’t because the British are work-shy but because the Poles are willing to work for less money.

从概念上说，(8)中的一群人在同一个范畴内被指称，这样给定域本身就被侧重了，即“the Poles”。这种外向本征性转喻允许说话人进行概括，进而上升到社会原型层面(Hart，2011)。如图6 所示:

图6 (Hart，2011:76)

有些时候，政治语篇中本征性转喻和非本征性转喻会同时出现。如(9):

(9)The White House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Bashar Assad must step down before he takes his country further“down this very dangerous path”(The Times of India，Oct.8，2011)

在(9)中，“the White House”是“PLACE FOR INSTITUTION”的非本征性转喻，指代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他的幕僚;而“Bashar Assad”是“INDIVIDUALS FOR CLASS”的本征性转喻，指代叙利亚现政府。为什么新闻语篇的题目会出现本征性转喻和非本征性转喻两种表现?这与该语篇的意识形态表达关系密切。该语篇表达的是继埃及、利比亚相继发生革命后，美国政府对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的警告，显然作者对美国政府持的是积极和支持的态度，因此美国对叙利亚政策的决策者的名字只字未提，而以转喻表达代之，以免为决策层带来负面影响。同时，语篇突出了叙利亚统治者Bashar Assad的名字，用其指代整个政府，蕴含其并未实行“西方式民主”，美国对叙利亚政策的调整和相关警告与制裁，只是针对Bashar Assad一个人及其领导的政府，而与叙利亚的老百姓无关。所以该语篇中本征性转喻和非本征性转喻的共现是为了意识形态表达的需要，体现了语篇的主观意图性。

我们认为CDA中转喻的本征性研究和非本征性研究反映了人类认知能力中的认知参照点现象。认知参照点在人的认知域中属于凸显部分，这些凸显和不凸显的成分构成了参照点的范围，对这些成分的识解取决于与参照点的联系。通常由转喻词语指定的成分充当参照点，为想要描述的目标提供心理可及性(张辉、卢卫中，2010:11)。转喻作为认知参照点，即把转喻看作是语篇中凸显的成分，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个语境。在这一语境中，一个进行概念化的人与语境中其他不那么凸显的成分建立了联系。在CDA中，凸显的转喻则隐含着一定的意识形态，并进一步延伸到社会原型领域。

4.3 隐转喻模式操作

转喻与隐喻的认知研究是密不可分的。二者的区分和联系一直是认知语义学探讨的重点。转喻是一种概念关系，用X代表Y，而隐喻是另一种概念关系，X通过Y来理解(Evans，2007:141－142)。转喻基于邻近性，而隐喻基于相似性。两者间相互作用的主要观点有Goossens的隐转喻、Barcelona&Radden提出的隐喻的转喻理据、Riemer的后转喻和后隐喻、Ruiz de Mendoza的概念相互作用模式以及Geeraerts的隐喻和转喻相互作用棱柱形模式等(张辉、卢卫中，2010:51－64)。我们更多地赞成Goossens(2003)的隐转喻(metaphtonymy)观点，即隐喻和转喻是互动关系，隐喻更多地根植于转喻关系，隐喻解读建立在转喻基础之上。一方面隐喻来源于转喻，另一方面转喻存在于隐喻中。例如，close-lipped既可以转喻地指某人“沉默”，也可以隐喻地解读为“说了却没有泄露”，这种隐喻解读是通过“沉默”的义项来理解的，所以隐喻是来源于转喻的。又如“He caught the Prime Minister’s ear and persuaded her to accept his plan.”这个例子可以借隐喻“ATTENTION IS A MOVING PHYSICAL ENTITY”解读，然而这个隐喻同时也是个转喻，用ear代替attention，在功能上作为隐喻ATTENTION概念的载体，即转喻存在于隐喻中(转引自张天伟，2011)。Barcelona(2003:31)认为，每一个隐喻映射都预设着一个更基本的转喻映射。Radden(2003)和Taylor(2003)也认为，隐转喻相互关系的基础在本质上是转喻性的。例如，高度(height)通常和数量(quantity)相联系。当液体倒进玻璃杯中，高度会随着液体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如果把这种联系应用到更加抽象的域中，如“高价”(high price)，这种隐喻的理解首先是来自转喻的(Evans&Green，2006:320)。我们通过高度和数量的关系来理解高价，然而这种相似性的理解是建立在价格代替数量的邻近性替代关系基础上的。虽然目前关于隐喻和转喻的区别和联系的观点很多，百家争鸣，难有定论，但我们更认同Goossens的隐转喻观点，转喻比隐喻更基础，相似性可以视为邻近性的一个子类。在CDA中，概念隐喻的分析模式已多有研究(洪艳青、张辉，2002;Charteris-Black，2006;Koller，2004;张 辉，江 龙，2008;Hart，2011)。Hart(2011:171－192)认为转喻倾向于注意观的认知模式，而隐喻倾向于比较观的认知模式。从隐转喻的观点看，作为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隐喻分析也要涉及批评转喻分析。比如(10):

(10)JOURNEY TO THE WEST

An illegal Chinese immigrant embarks on a long and dangerous odyssey from Fujian Province to the promised land of A-merica.(洪艳青、张辉，2002)

上例是美国时代周刊一篇关于中国人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的报道，洪艳青、张辉(2002)从隐喻和意识形态的视角对它进行过分析。标题“JOURNEY TO THE WEST”与中国古代名著《西游记》的常见英译名一致，是一个典型的隐喻，同时句中odyssey和“the promised land”也是一个隐喻，分别与荷马史诗《奥德赛》和《圣经》相联系，意喻中国福建偷渡青年不畏艰难险阻，力图去美国圣地寻求幸福，其语篇表达中的意识形态清晰可辨。我们从另一个视角看，该例中的隐喻也涉及转喻，JOURNEY和 WEST分别体现为转喻“PLACE FOR PROCESS”和“PLACE FOR EVENT”，指代“艰难偷渡的过程”和“去西方国家过上幸福生活”的引申义;Odyssey和“the promised land”同理。因此该隐喻的解读是建立在转喻的基础上的。又如(11)的分析:

(11)黑龙江现真实版“让子弹飞”，副镇长冒名顶替20年。(新华网，2011.10.31)

这是新华网主页上的一则新闻标题，搜狐、新浪等媒体也相继在主页上转载。该新闻的背景是黑龙江省虎林市东诚镇副镇长董泗臣原名本姓徐，20多年前他冒名顶替“董泗臣”上大学，并将此名沿用至今。这一事件引发网民热议，因为电影《让子弹飞》姜文假冒新县长马邦德走马鹅城，演绎了一出惊险跌宕的故事。所以该镇长被戏称为“现实版马邦德”。(11)是隐喻映射源域中的转喻。该句从总体上讲是隐喻，转喻只是为隐喻提供源域，使电影中的故事情节被映射到现实生活中。由于转喻“SINGLE ENTITY FOR COLLECTION”，《让子弹飞》的电影名被用来指代影片的主要故事情节，该转喻作为源域隐喻性地映射到另一场景，即镇长冒名顶替上大学，是现实版的马邦德。而该新闻与“罗彩霞事件”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是在父亲的“运作下”上学，因此在“罗彩霞事件”的背景下，该新闻表现的意识形态是:要认真反思我们现有的招生和考试制度，政府、学校等相关部门应该加强管理和核查工作，所有权力都应得到有效监督制约，封堵冒名顶替入学之门，避免类似的社会不平等现象。该映射过程如图(7):

图7 (改自Ruiz de Mendoza，2000:122)

图7表示CDA中的隐喻表达是建立在转喻的基础之上的，同时在语境等因素作用下，反映语篇中一定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原型。

5.结语

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已经成为批评话语分析发展的趋势之一。而概念转喻视角为CDA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可见，与概念转喻相关的侧重与背景操作、转喻操作和隐转喻模式操作的认知识解模式在鉴别和分析语篇中意识形态及其相关研究中彰显了较强的解释力，因此批评转喻分析方法对于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是批评认知语言学的重要内容，必将对现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做出有益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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