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三大盛世兴衰的执政启示①

2012-04-18陈美贞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2年4期

关键词：执政者盛世

陈美贞

(中共泉州市委党校科社教研室,福建泉州362000)

中国古代三大盛世兴衰的执政启示①

陈美贞

(中共泉州市委党校科社教研室,福建泉州362000)

西汉、唐朝和清初三大盛世是世人认可的盛世,在中国历史上地位非常重要。三大盛世从出现到结束,有一些内在规律可寻,后人多有研究。对于执政者而言,从以民为本、权力监督、选才用人、统治策略等方面借鉴盛世出现、持续的经验,有利于执政者抓住关键、找准方向、审时度势地调整政策;从反面吸取盛世衰亡的教训,有利于执政者面对现实、正视问题、寻找解决方法、消除社会矛盾。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最终促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和小康社会实现,是我们学习历史的最好态度。

三大盛世;兴盛;衰亡;执政;经验;教训

盛世,既是政治术语,也是历史名词,它一般具备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吏治清明、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人心所向且持续时间较长等特点。综观中国长达2300多年的封建社会,能够达到盛世标准的朝代有三个,即西汉盛世(公元前180年—公元前49年)、唐朝盛世(627年—756年)和清初盛世(1662年—1796年)。这近400年盛世占据封建社会1/6时间,在其余5/6时间里,中国社会状况令人堪忧。我们在感慨盛世如此少、如此短之后,应该是理性思考。现阶段正在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公平正义、民主法制、诚实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它的内涵与外延都比古代盛世更深刻更丰富,但三大盛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最重要的共同点——人民的期许。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改善民生是“十二五”规划的工作重心,借鉴古代三大盛世兴盛经验,吸取三大盛世衰亡教训,对当前执政者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动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三大盛世兴盛的执政经验

西汉、唐朝和清初三大盛世的出现,促进古代中国社会繁荣富强,也影响到周边国家发展。纵观中国历史,在承接经济凋蔽、社会动荡的大乱之后,建立新朝、形成大治盛世的朝代不多,从大乱走向大治的经历蕴含着偶然与必然共同作用的规律,有经验值得借鉴。

(一)以民为本,重视农业发展

《史记·郦食其列传》记载“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这突出体现中国古代盛世农业文明的特点,人民丰衣足食是其主要表现,同时也体现执政者能抓住稳定局势、发展经济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对农业生产极其重视。

1.重视“民”

封建社会是一个以官府为主导、民众个体发展空间受到严格控制的社会,但是在以尊重王权、遵守王法为前提的三大盛世之时,为维护皇室统治,统治者在一定程度上是重视民意的。唐朝吴兢在《贞观政要·君道》中所言:“为君之道,必先存百姓”,这与唐太宗“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1]具有相同含义。虽然古代“百姓”的深层含义是“臣民”,而非现今所指“公民”,但相对于其他朝代君主无视“民”的存在,已是非常大的进步。以民为本还体现在对人和人格的尊重。西汉文帝时,废除肉刑、诛连刑、诽谤法和妖言罪。“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依朕父母。”[2]体现了唐朝对少数民族的尊重。今天倡导“以人为本”与古代三大盛世的“以民为本”有异曲同工之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群众利益,至高无上”、“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等等都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政治上的集中体现。

2.重视农业发展

中国古代盛世是农业文明,农村广阔,农民众多,历代统治者确定农业为国之根本,强调通过轻徭薄赋来减轻农民负担。西汉初年“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唐初年“均田制”和“租庸调制”、清康熙“更名田”和雍正“摊丁入亩”等政策,都加快了农业恢复和发展,并为发展其他行业、活跃经济奠定基础,也为稳定社会、构建新统治秩序创造条件。目前中国有13亿人口,解决吃饭仍然是各届政府必须重视的问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业开始试点并取得成功,当改革扩展到其他领域时,农业却逐渐被忽视,直到2000年3月,李昌平反映“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的情况,才让执政者如梦初醒,“三农”问题由此进入人们视线,截止2012年2月初,中央先后发布11个关注“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由此可见,农业依然是经济发展中特别要重视的基础问题。

(二)监督制约,规范权力运行

现代民主制度起源于西方,其最主要内容是制约政府权力和保障人民权力。在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专制统治之下,也有相对民主的制度,它通过监督约束官员和皇帝权力来实现。首先是制度约权。监察御史制度是约权机制下最基本、最重要的制度,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监督司法、独立行使监察权,监察御史由皇帝直接任命。西汉初年设置“上计”制度对官员进行年度考核。唐朝在中央设置与三省并列的御史台,御史台下设台院(纠察中央政府、官员,相当于中纪委)、察院(巡查地方州县官员,相当于地方纪委)、殿院(负责向皇帝进谏,相当于人大、政协提议案)。清初建立多元监督约权体制,包括监察制度、巡按制度、养廉银制度、回避制度。史官纪实也是一种约权制度。唐太宗曾定下一个制度:“中书、门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谏官、史官随之,有失则匡正,美恶必记之”。[3]执政者力图通过制度建设强化监督、约束高层、追究责任来整肃吏治,从源头上加强管理,实现在专制政治框架内的权力规范运行。其次是机构间相互牵制。唐朝中央政府机构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之间建立驳议制与合议制,实现三省间监督与合作关系,这与现代民主制度极其相似。第三是执政者自我约束。虽然国家盛衰治乱的关键是法令制度,但法令制度是否最终发挥作用取决于执政者态度。东汉王符认为:“且夫国无常治,又无常乱。法令行则国治,法令驰则国乱。法无常行,法无常驰。君敬法则法行,君慢法则法驰”[4]。执政者自我约束是实现其他约权的前提,执政者放权和自我约权,有利于巩固封建专制王朝统治,实现皇族利益最大化。

权力是政治本质,监督是政治本能,在政治之下,权力与监督保持平行是政治良性运行的保障,建立有效合理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是我党自身发展完善的必要选择。当前权力监督制约体制体系是全方位的:上中下监督,前中后全程监督,内外结合监督,自律与他律互补,但由于侧重不同,导致监督制约效果有限。为了规范权力运行,必须把重点置于两方面,一是前期监督,即要求重视权力配置,无论选任还是委任的授权方式,都应时刻铭记“权力取之于民,受制于民”;二是官员自律,这非常必要,因为权力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监督制约权力也是如此,权力运行、权力监督最终由人来操作实现。官员不是道德完人,但必须是有道德的人。从官员职务和政府职能来说,官员只能做对人民和国家有利的事,以保障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

(三)知人用人,首选德才兼备

官吏在以人治为主、法治为辅的封建社会政治结构中起支撑作用;在社会生活中,官吏也与民生休戚,官吏在政治结构和社会生活这两个领域里的作用甚至到安邦与亡邦的边界。贤明圣主除自身具备超凡才能之外,更重在用人。《史记·高祖本纪第八》记载刘邦一段话:“……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扶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话语中带有胜利者的得意之气,但也道出一个真理:懂得用人更能体现领导者智慧。作为君王或上级领导,都希望得到德才兼备、才行兼俱、务实出众、清正廉洁的人才,可惜如此全才之人少之又少,在退而求次之下,对德才的要求有所偏重:乱世偏才,盛世重德。乾隆帝也持相同观点:“大凡论人之道,才品兼长,固属甚善……但才胜于品,虽一时图饰可观,而心志不诚、根本不固,将来荡检逾闲,必至难驾驭。若品胜于才,虽一时肆应不足,而心术端方,操守廉洁,将来扩充历练,必能不愧循良”[5]。这也应证了民间老百姓流传的话:“有德有才,大胆使用;有德无才,培养使用;有才无德,坚决不用”。

当前执政者的德主要体现在共产党人、领导干部的好作风上:爱民,密切联系群众;节俭,坚持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从古代君主广开言路、善于纳谏中吸取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大度胸怀等等。“一般人的无德与领导干部的无德或失德所带来的危害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官员失德,特别是从政一方的官员失德,就会损害社会进步、危害人民利益、贻害党的事业,因此执政者首先必须有官德、政德”[6]。由此可见,政权根基能否坚固稳定,取决于法律和制度框架之内官员的德,包括私德、公德、官德、政德,先有德而后才有绩。随着干部人事制度不断改革,中国的执政党、执政者更加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党中央在十七届四中、五中和六中全会上都高度关注干部人事,重视干部德行,特别是十七届四中全会“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选拔任用干部既要看才、更要看德……,从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行等方面完善干部德的评价标准,重点看是否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2011年10月13日中组部印发《关于加强对干部德的考核意见》的通知要求,细化干部品德考核,再次表明干部提高德行休养的重要性。

(四)兼容儒法,巧用礼德治国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核心,法家思想是中国政治本质。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法并用的思想和方针就一直占据统治政策中心,表面的儒与实质的法相互交融,盛世时相得溢彩,危世时用之偏颇,儒法间平衡点的确定取决于执政者及执政集团的智慧。执政者倾向“法”的刚性,被统治青睐“儒”的柔性,明智的执政者既不损害自身利益,又能取悦被统治者,从而实现双赢。甚至有执政者巧妙地把“法”隐藏在“儒”中——汉武帝就是这方面的高手,或者干脆以“儒”示人,以“儒”中的“礼德”呈现在世人面前:把私德中的伦理、规范、亲缘关系等运用到公礼中,实现从“内仁”到“外礼”;把礼德紧密地捆绑在国家政治秩序上,孝顺延伸到忠诚、长幼有序升华为等级身份,内省和谦逊,仁义到仁政。

汉初文景时,推行仁政,减轻农民负担,皇帝带头树立节俭典范,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儒学实践。汉武帝时董仲舒“天人感应”思想认为“阳之出也,常悬于前而任事;阴之际出也,常悬于后面而守空虚。此见天这亲阳而疏阴,任德而不任刑也。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于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7]。汉武帝利用“天人感应”理论把政治制度、政治理念融入社会生活中,以天理之名把德礼推至人道、王道,这是一种巧妙、大胆且似理非理的推论。唐朝的儒法结合体现在推行宽容政策,从太宗开始,一直到高宗、玄宗。唐太宗认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8]。德是道的具化表现,唐太宗推高有德、无德成为衡量能否为人君的标准,可见他极其重视德,敬畏德,因此,贞观时期,行仁政、重人性、守法纪。康熙帝尊崇儒学的另一种形式——程朱理学,他认为:“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几所著作及编纂之收,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9]。康熙确立理学为正统官方哲学,透彻地理解了“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遁心”的道理,把儒学说教具化为人们日常行为准则,曰“圣谕十六条”(详细内容见《清圣祖实录》卷34)。雍正帝强化“天人感应”,也崇尚儒学,强化伦理道德,整饬社会风气,强调忠、信、礼、义、廉、耻。乾隆对待儒学的态度更接近康熙。

统治者批判地吸收了原始儒学中对自己有利的思想并充实新内容,经过高水平改造后,儒学成功地转型为统治哲学和统治思想,以盛世人道主义思想取代危世纯功利主义思想,这是盛世明君的明智之举。且不说盛世帝王巧用礼德是为笼络民心、维护其家族王权统治,但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是:咱老百姓就吃这一套——体现百姓利益所在。儒法结合、突出礼德的方针实现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距离最小化。综观今日之中国,经济发展、国际地位提高、法制不断完善,但鼓起的腰包掏空了心灵,个人私德与社会公德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创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很有难度,因此,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执政者们仍然要大力推进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二、三大盛世衰亡的执政教训

盛世出现需要好几代人持之以恒的艰苦努力,却可以在短时间内崩溃,极具代表性的是唐朝,八年“安史之乱”就摧毁了一百多年盛世,唐朝由盛转衰;清朝康雍乾盛世也很辉煌,但乾隆晚年积累的统治危机导致嘉庆初年发生白莲教起义。“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盛世由盛转衰具有征兆,我们要警惕盛难衰易,盛极而衰。

(一)进取忧患消退,持盈享乐误国

盛世从形成到结束一般经历几个阶段:奠定基础—开始—高峰—转折—结束。奠定盛世基础正值新王朝建立之时,此时的执政者们,包括皇帝、文武百官、学者、政论家都充满着忧患意识、务实求治精神和忧天下之安责任感,他们制定政策、采取措施,经过十几年、几十年积累,盛世雏形渐显,盛世继而到来。由盛到衰转折往往发生在盛世高峰之时,统治者、朝廷内外、社会上下弥漫着持盈享福、安逸享乐风气,上层社会生活腐化、不思进取,中下层小富即安,及时行乐,忧患、节俭、积极、进取、向上、努力的精神消匿殆尽。

西汉盛世发展到武帝时进入巅峰,一方面经济繁荣,国库盈余,一方面社会腐化,从皇帝、皇室开始逐渐向下、向外漫延。西汉皇室从武帝开始就挥霍浪费,费用开支逐年增加,仅皇室膳食、服饰、器物开支就达5亿多,而当时全国年财政收入是40亿[10],可见皇室生活极其腐化。唐玄宗为宠妾杨贵妃的姐妹韩、虢、秦三位夫人修府第,“一堂之费,运输千万”[11]。唐玄宗本人生活也骄奢淫逸,挥霍无度。天宝九年(750年),贵戚们向他献食,水陆珍奇食品数千盘,一盘费用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之产[10]。乾隆帝晚期,六度南巡,“供亿之多,驿骚之繁,将十倍于康熙之时”[12],乾隆还开清朝“以钱抵罪”先河。“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室奢靡作风刺激官员神经,下行下效,官员攀比、腐化逾演逾烈。

进取忧患消退、持盈享乐误国的另一个表现是机构逐渐庞大,官员增多,俸禄支出增长过快,掏空国库。西汉盛世发展至宣帝时,官员俸禄支出是汉初官员40倍。具体数额是:国家财政年度收入约40亿,俸禄支出约20亿,占50%。唐初文武百官只有600多人,到唐中期,文武官员达18800人,增加30多倍[10]。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高速发展,物质财富不断积累,但安逸享乐、奢侈浪费的不良社会风气也开始滋生。实际上中国所面临国内外局势不容乐观:国际环境不平静、民生急待改善、执政党建设要加强、生态环境遭破坏、政治民主化进程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日益紧迫,经济领域的欧债危机、北美经济复苏乏力、人民币升值压力、各种形式贸易保护主义等等,都预示着中国政府执政压力巨大,社会可持续发展阻力增大。在此社会转型关键时期,“安而不忘,治而不乱”的忧患意识更显必要和紧迫。忧患意识不是漠视成就、否定自我,而是要保持对存在问题清醒认识,探寻解决之策;另一方面要预见可能出现新问题与可能产生新矛盾,由此建立适当的预警机制,时刻准备迎接新挑战。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还要向社会提出更理性、更有创造力的奋斗目标,使整个社会保持积极进取的新活力,最终实现保稳定、保增长、保发展、保和谐,这样更有利于共产党的长期执政。总而言之,我们要牢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教诲,用居安思危的态度把忧患放在当前,面向未来。

(二)贪污黩职盛行,激化社会矛盾

各个朝代衰亡原因不尽相同,但腐败是一大共因,腐败现象盛行于盛世高峰之时。经济繁荣,财富增加,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而财富分配是否合理、均衡,则更加考验执政智慧,在某种程度上,财富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政权稳定。当社会强势力量以非法或超越政策手段直接或间接地侵占弱势群体财富时,原有平衡的社会状态被打破了,社会群体间的关系逐渐紧张,社会矛盾逐渐呈现。

打破社会平衡状态的力量之一是官员贪污,乾隆的宠臣和∉是最极端的例子,“所抄家产,珍珠手串二百余,大珠大于御用冠顶。宝石顶数,整块大宝石不计数。藏金钱、衣服逾千万。夹墙金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人谓其家财八万万,敌全国当时岁入十年以上。遂有‘和王申跌倒,嘉庆吃饱’之谣”[13]。腐败另一种表现形式是黩职,即无视法律规章制度存在。众所周知,明君对盛世产生至关重要,维持盛世、发展盛世则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盛世之时,法律制度相对完备,由此可见,盛世由盛到衰转折原因不在于法律制度出现真空,而是法律制度失去权威性和约束力,成了摆设。如西汉用于选拔人才的察举制就遇到这种情况:官场请托、人情泛滥,察举制名存实亡,官场日益腐朽。赢者霸占社会优势资源,国家公权私有化,有法不依、有令不行、不禁不止,权力、私欲对法律制度的傲慢态度和干预行为,阻止盛世延续。其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钻空子、潜规则、弄虚作假、作秀、台上台下不一致等都属于黩职的表现。盛世中的腐败,往往不是个案,而是出现集团化、普遍化趋势,且数额越来越大,慢慢地延伸到政权高层,以至于腐败成为官场公开秘密。这些现象一方面降低政府威信和执行力,破坏国家机器正常运转,行政机制也变得支离破碎;另一方面伤害了民众对朝廷的向心力,人心背道而驰,社会矛盾激化,社会开始动荡,民众与政府互为对立面,人民起义最终暴发,无政府状态到来。

三大盛世衰亡的教训告诫世人: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因为腐败从根本上动摇了执政根基——人心向背。腐败形式多样,其本质都是滥用权力,以权谋私。腐败的个体行为扩大后产生强势群体、利益集团,甚至形成一个阶层,进而延伸到社会,腐败成为普遍现象、一种生活方式。腐败公开化最大危害在于干群关系疏远、紧张、对立,执政党与政府公信力下降,社会冲突频发,社会发展、进步受阻,政权统治危机产生。反腐败是当前执政党的首要任务,重中之重。反腐应从根源、过程中进行,当腐败萌芽于信仰无落、道德变质阶段就要被掐断。当今中国反腐主要借助制度、政策约束官员行为和职权,但这种专业的国家政府政治行为虽有名有实却难以执行,这导致腐败行为顺利成长,考验最后一道屏障——突破法律。现实中反腐是两个极端,一是个体举报,二是庞大的宏观反腐制度体系建设,两者均忽视提早介入个体、约束个体腐败行为,最终仅靠法律审判宣告反腐结束,这是反腐漏洞所在。

(三)国防武备废驰,危及盛世延续

中华民族有深厚和平主义传统,但和平从来是以强大军队和雄厚国防为前提,赢得战争胜利往往是统一疆土、安定国家的无奈选择。从正面看,三大盛世形成与强大武备有紧密联系,如西汉政府面临匈奴威胁,唐朝有突厥搔扰,清初疆土四分五裂:内有三藩、南明、台湾郑氏、西北准噶尔,外有沙俄东侵,在这些紧要历史关头,执政者们选择战争的考量多于和平,用相当长时间为战争做准备——西汉在继文帝、景帝后,武帝才敢对匈奴出兵,或者在相当长时间里直接用战争去解决问题——清初就打了凄七十多年的仗。从反面看,盛世衰亡与武备松驰也有紧密联系。唐代玄宗开元盛世时,均田制遭破坏,府兵制呈瓦解之势,削弱中央军事体制,而地方藩镇武装力量越来越大,中央武备日益空虚,至天宝元年(742年),边镇节度使握兵49万,而朝廷管辖部队只有12万[14],这是封建专制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的最大忌讳,安史之乱最终发生,不可避免。清朝入主中原后,八旗军过上了安定生活,享尽荣华富贵,消磨尽骁勇善战锐气,成为王朝累赘;常备绿营军也荒废训练,武器陈旧,制度落后,经不起任何武力对抗。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主题。我国目前国防安全形势总体比较稳定,但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国周边领域隐性争端纷呈;在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的背景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引起西方恐慌,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不友好,以上表明我国国防安全隐患甚多。我们倡导和平,但和平需要用实力去争取。国家层面要重视国防军事,重视人才培养,激励创新。当中国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国防武备却被甩在后面,这是很不匹配的。中国古代三大盛世衰亡教训表明:武备废驰,盛世危也。中国所处严峻国际环境的现实表明:加强国防武装力量迫在眉睫。

历史是过去了的现在。推古验今,鉴往知来,所以不惑。当前中国进入十二五规划新时期,在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过程中,应该把历史文化纳入政治政策领域。中国古代三大盛世社会秩序相对稳定,各方面相对合乎民意,但也存在着许多问题。吸取盛世兴衰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探寻历史发展内在规律,在共产党领导下和执政者们指导下,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是可期可盼的美好愿望,而且不久将成为现实。

[1]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八[M].北京:中华书局,2000.

[2]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2000.

[3]司马光.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七[M].北京:中华书局,2000.

[4]王符.潜夫论·述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清实录·高宗纯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2008.

[6]《人民日报》评论员.领导干部要有历史担当[N].人民日报,2012-02-06(2).

[7]班固.汉书·武帝本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吴兢.贞观政要·论政体第二[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9]周宪文.清圣祖实录:卷249[M].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1995.

[10]黄文模,赵云旗,刘翠微.汉唐明清四大盛世的财政危机及其启示[J].现代财经,2001,(10).

[11]叶振鹏.中国历代财政改革研究[M].北京:中国财经出版社,1999.

[12]费哄智,苏建军,等.廉政大观[M].北京:长征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