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 天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南京 210001）

在现代国家，仅通过暴力手段维护统治越来越困难。马克斯·韦伯指出，“一切经验表明，没有任何一种统治自愿的满足于仅仅以物质的动机或者仅仅以情绪的动机，或者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毋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1]239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认为，“如果某一社会中的公民都愿意遵守当权者制定和实施的法规，而且还不仅仅是因为若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而是因为他们确信遵守是应该的，那么，这个政治权威就是合法的”。[2]35-36我们可以这样总结：执政者的合法性来自于社会成员对于执政者的自觉和广泛的认可和同意，同理，执政合法性反比于民众的不满程度，民众不满程度越高则执政者合法性越低。因此执政者总会穷尽办法降低民众不满。

如何控制民众不满情绪以维系合法性是一个宏大的命题。近现代以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是一种控制民众不满的重要手段。本文将通过数学建模的方式讨论此种做法的成败条件。

一、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两种结果

爱国是人类的朴素、高尚情感，但爱国精神也会被具有“政治智慧”的政客利用。当面对“敌人”威胁的时候，人们有时会忽视平时遭遇的问题——生活贫困、贫富差距、阶层固化等等，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也就成为了一种较为流行的应对合法性危机的做法。在特殊的时间点上，未尝没有政府或政治团体通过此方法渡过难关、获得机会；同时，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最后玩火自焚者亦比比皆是。笔者认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成”或“败”，均源于此举导致的以下两种后果。

（一）民众降低对社会内部矛盾的关注从而减少社会不满

心理学早已证明人类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当人们高度关注某一事物时，必然会降低对于其他事物的关注程度。例如父母会在幼儿哭闹的时候，通过晃动玩具或者唱儿歌将幼儿的注意力转移、分散到其他方面。这种从人类幼儿阶段就开始的习性，在成人社会同样存在。

笔者认为，在人类大同实现之前，任何社会都会存在社会成员的不满。通常情况下，这些不满源自于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利的匮乏或权利分配的不均衡。“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3]434当社会可以使人们在发展过程中充分普享各种权利之时，社会不满会趋于平静，反之则会不断滥觞激化。这种社会不满具有高度的指向性——执政者作为社会管理者，必然成为社会不满情绪针对之目标。

因此，当社会发展出现较严重不公正，或社会遭遇经济、环境等严重危机之时，执政者执政合法性必然出现动摇。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往往需要较长时间，问题在于，社会往往不会给合法性动摇的执政者很长的时间去推行变革。在此情况下，执政者刻意营造存在外部“敌人”威胁之社会舆论氛围，转移、分散社会注意力，将执政者宣传为战胜外敌的中流砥柱以获得民众支持就成了一种常见的做法。

据此，我们可以建立数学模型1，如图1：y 轴表示社会不满情绪程度，x 轴表示对于外部威胁的宣传力度，建函数y=t-ax。

t 表示无外部威胁的信息宣传、民众注意力完全集中于社会内部矛盾时社会不满的程度，此仅为一个理论值，人类大同之前任何国家民族均不可能没有“敌对势力”，而有敌对势力就必然存在相应的舆论反应。a 体现为外部宣传的单位效果，即人们注意力分散、转移对宣传力度改变的敏感程度。

图1

（二）执政者无法达成民众期望从而增加社会不满

发动宣传、运动群众、利用群众、代表群众，是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基本手段。这可以提升民众对于执政者的认可程度，但亦会给执政者带来麻烦。

在民族主义情绪的感召下，民众会对执政者提出一系列的外交、经济、政治甚至军事要求。民众的民族主义诉求正比于执政者的民族主义宣传。作为执政者，如果无法满足此诉求，则必然激发民众不满。

执政者的能力总是有限的。民众之所以暂时忽略对国内矛盾的关注，并非是放弃了改变现状的要求，而是将外争国权的新要求暂时置于处理内部问题的要求之上。可是，执政者宣传煽动民族情绪的目的，却往往并非真的是要外争国权，或者说，即使对外采取强硬举措亦未必能够奏效。因此“一致对外”的民意一旦形成，原本操纵舆论的执政者又往往面临这样的处境：要么顺应民意对外采取政治、经济甚至军事行动，要么由于无法顺应民意引发民众不满。进一步说，即使顺应民意采取了强硬行动，由于能力和周边环境的限制，这种行动有可能毫无胜算，一旦失败，更会激发出民众的极强不满。

萨达姆发动侵略战争妄想吞并科威特，招致更严酷的国际干预封锁，最终导致国内民怨鼎沸，当真遇到外敌入侵时军队竟大规模潜逃，政权土崩瓦解；马岛战争中，阿根廷加尔铁里政府军队突袭击沉英国战舰，加尔铁里被视作“民族英雄”，但阿根廷随后被英国击败，导致阿根廷国内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加尔铁里被迫下台；日本野田佳彦政府“国有化”中国钓鱼岛后四处碰壁，支持率回光返照一个多月后迅速下降，导致民主党选举惨败。历史上众多搬石砸脚的案例均说明，宣传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有可能形成这样的效果，发动宣传-民众期望高涨-执政者无法满足诉求-社会不满增加。

据此，我们可以建立数学模型2，如图2：y 轴表示社会不满情绪程度，x 轴表示对于外部威胁的宣传力度，建函数y=bx-k。

k 表示宣传力度正处于这样一种临界状态：当宣传力度继续加强时，执政者由于无法满足民众期望而开始导致民众不满。显然，k 与执政者能力与周边环境有关。如果发动宣传的执政者具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军事或外交才能，抑或执政者领导的国家（地区）具有较强的实力，易于满足民众打击外部势力的诉求，则k值较大，否则k 值较小。

图2

与模型1 中的a 一样，在模型2 中，b 表示宣传的单位效果，体现人们不满增加情况对宣传力度改变的敏感程度。

二、执政者进行社会情绪调控的数学建模分析

我们发现，煽动民族情绪会产生两方面的后果，固然可以通过转移视线降低社会不满，同时又会因为无法满足民意要求增加社会不满。一旦执政者试图通过煽动民族情绪的方式提升执政合法性，则必然涉及“度”的把握——确立一个合适的宣传力度，将社会情绪调控至最利于维系执政合法性的状态。我们对此进行如下分析。

（一）“最大有效原则”

建立数学模型3，如图3：表示宣传力度增加、民众视线转移并导致社会降低的函数y=t-ax，与宣传力度增加、执政者无法满足民众诉求导致社会不满增加的函数y=bx-k 相交于p（x0，y0）。

图3

反之，当宣传力度小于x0时，民众视线转移的程度不足，社会不满还有进一步降低的可能性。当宣传力度处于x0 时，社会不满将保持在最低程度y0。

据此我们可以提出“最大有效原则”并在本文中使用：在y=t-ax 以及y=bx-k 函数中有两个表示社会不满的值，其中最大值体现在当前的民族主义宣传力度下民众不满的实际情况。

（二）处于动态发展状态中的社会情绪调控

社会的发展永远会超出人们的预期，对于执政者来说，寻找最优宣传力度x0的进程必然是一个不断尝试的进程。即便在某一时间宣传力度正好处于最优，随着社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两个函数曲线亦会变化，宣传力度亦必须随之调节。

根据经验，对于宣传力度的调控往往体现为评估、调整的往复运动。即首先评估：在当前宣传力度之下，民众视线转移导致的社会不满降低之程度是否大于无法满足民众诉求导致的社会不满增加之程度，如果结论为是，则可继续加强宣传力度至两个程度相当；如果结论为否，则减小宣传力度至两者相当。之后再进行下一轮评估、调整。

根据经验，随着民族主义宣传，民众视线会被立刻转移；民众会对执政者提出相关应对要求，但需要一段时间后才能发觉此要求无法得到满足。据此，我们可以提出以下三点定律：

1.当前宣传力度决定于此前的评估情况。

2.当前无法满足民众的民族主义诉求导致的社会不满程度取决于此前的宣传力度。

3.当前民众视线被转移情况取决于当前的宣传力度。

(2)要经常检查与混凝土面接触的两层草袋，使之保持湿润，如果草袋干燥，则掀开上层薄膜和草袋浇水，然后将薄膜和草袋恢复原状。

据此，对于宣传力度的评估调整过程将存在两种可能。

（1）设初始的宣传力度为x1，且初始宣传力度小于最优宣传力度。如图4 所示，此时对应两个函数，存在两个社会不满程度。在表示转移民众视线降低民众不满的函数曲线y=t-ax 上，社会不满程度为y1；在表示执政者无法满足民众诉求导致社会不满增加的函数曲线y=bx-k上，社会不满程度为y2。显然此时y1＞y2，依据“最大有效原则”，民众不满实际表现为y1。对于执政者来说，要实现社会不满的最小化，必然通过调整宣传力度以追求y1=y2之最佳状态，其将按照以下步骤对宣传力度进行调整。首先，评估y1与y2的差距，并评估要在y=t-ax 函数中，将y1调整至等于y2需要增加的宣传力度。其次，调整宣传力度，将x1调整至x2，此时在y=t-ax 函数上，y1降低至y2。此过程直观表现为p1→p2→p3。

图4

（2）设初始的宣传力度为x1，且初始宣传力度大于最优宣传力度。如图5 所示，对应两个函数有值y1、y2。显然此时y1＜y2，依据“最大有效原则”，社会不满实际表现为y2。要调整宣传力度以求y1=y2之最佳状态，执政者将如图2 所示，按照如下步骤对宣传力度进行调整——首先，评估评估y1与y2的差距，并评估要在y=t-ax 函数中，将y1调整至等于y2需要减少的宣传力度。其次，调整宣传力度，将x1调整至x2，此时在y=t-ax 函数上，y1增加至y2。此处的疑问是：执政者调控的目的是最大化减少社会不满，为何此时要基于y=t-ax 函数，使y1增加至y2；而不是基于y=bx-k 函数，使y2减小至y1？答案是，在初始评估完成后，将得出要减少宣传力度的结论。同时，无法满足民众的民族主义诉求导致的社会不满的变化，将在宣传力度调整完毕一段时间后才会显现。也就是说，执政者无法基于y=bx-k 函数、只能基于y=t-ax 函数进行宣传力度调节。我们可以这样描述此种状态，即执政者发觉宣传力度过大，导致民众民族主义诉求高涨且无法满足的问题成为主要矛盾，于是在明知会使民众视线重新投向国内的前提下，最大化减少民族主义的宣传力度。其调整的边界是，新的宣传力度下，民众对国内问题的不满，不比此前对政府御“敌”无能的不满更大。待民众民族主义情绪降温后，执政者将再启动新宣传转移民众视线。

图5

（三）社会情绪调控的两种结果

基于模型3，我们将评估-调整过程设为两次，即可得出两种可能结果：一种趋于失序（模型4），一种趋于均衡（模型5）。

（1）趋于失序的模型4

图6

模型4 如图6 所示，假设初始状态宣传力度偏小，那么两次调整过程为p1→p2→p3→p4→p5。在两次调控后，p5的宣传力度小于初始状态，且此时社会不满更高。还应注意到，显然在模型4 中，如假定初始状态宣传力度偏大，在两次调控后，一样可以得出比初始状态更不利的结论。在此种状态下进行的任何调控，都必然进入逐步失序的状态。民众对国内问题的不满，以及对执政者对外无能的不满，在调控过程中振荡放大。如果执政者面临模型4 所描述的情况，启动民族主义宣传以图维系执政合法性的任何举措，都必然最终葬送自身的执政地位。

（2）趋于均衡的模型5

图7

模型5 如图7 所示，假设初始状态宣传力度偏小，那么两次调整过程为p1→p2→p3→p4→p5。在两次调控后，p5的宣传力度大于初始状态，且此时社会不满更低。还应注意到，显然在模型5 中，如假定初始状态宣传力度偏大，在两次调控后，一样可以得出比初始状态更有利的结论。在此状态下进行的调控，执政者只要按照评估结果进行宣传力度调整，追求效果最大化，就可以将社会不满压缩至最低程度。显然这是任何启动民族主义宣传，试图降低民众不满并挽救执政合法性的执政者最希望得到的格局。

（四）执政者进行社会情绪调控的成败关键：函数弹性

根据上述分析，执政者对社会情绪调控的成败，其实与民众心理状态密切相关。换言之，如果民众心理状态适合，执政者只要依据评估—调整的既定步骤就可实现最大限度降低社会不满的既定目标，即使个别环节调控出错也不至于损害最终的均衡。但如果社会环境不适合，相关做法则必然失败。通过数学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成败关键在于两个函数的弹性差值。

任取模型4 或模型5 进行分析，进行两次调控行为均可以描述为p1→p2→p3→p4→p5。设p1的横坐标为x1，可运算出p1至p5坐标如下。

当a＞b，值大于0，p5横坐标大于p1横坐标，此为趋于均衡的结果（模型5）；

当a＜b，值小于0，p5横坐标小于p1横坐标，此为趋于失序的结果（模型4）；

在本文中，y=t-ax 函数弹性a 表示：民众视线转移导致的社会不满量值变化对相关宣传力度改变的敏感程度。y=bx-k 函数弹性b 表示：执政者无法满足民众民族主义诉求导致的社会不满量值变化对相关宣传力度改变的敏感程度。上述分析表明，如果在宣传力度变化时，相对于执政者无法满足民众诉求导致的社会不满的变化，民众视线转移程度变化更大，则调控趋于均衡，否则趋于失序。

三、影响社会情绪调控成败的三大因素

综上可以初步得出结论，用煽动民族情绪之方式维系执政合法性的做法成败，取决于人们的心理状态，与执政者自身的理性、评估或调整的精确程度无关。社会心理对民族主义宣传的反应取决于众多因素，一旦某种因素必定改变两个函数弹性的差值，将使调控结果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因此对两个函数弹性产生相反影响的因素应被重点分析。笔者认为，社会信息化程度、社会祛魅程度、执政者公信力将直接决定相关社会心理状态，并对民族主义宣传的结果产生决定性影响。

（一）社会信息化

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增加，y=t-ax 函数弹性会减小，y=bx+k 函数弹性会增加。换言之，社会信息化程度越高，民众视线将不会轻易被民族主义宣传左右，而民众对执政者无法满足民族主义诉求产生的不满却会更多增加。这将使通过民族主义宣传调控社会情绪的做法趋于失序。

y=t-ax 函数弹性反比于信息化程度。信息化的环境下，在执政者启动民族主义宣传时，除了执政者掌握的媒体资源会发出声音，其他的“杂音”亦将存在。特别是在执政者刻意小事化大、无中生有，试图引导舆论制造假想敌之时，所传递的信息有可能迅速被民众发现破绽和错漏。同时社会当中存在的问题不会因为出现了“敌人”而消失，就算传统媒体的头版被民族主义宣传占据，但有关社会问题的“负面”信息仍然会在互联网、手机等新媒体中继续传播，民众视线不会被民族主义宣传轻易转移。

y=bx+k 函数弹性正比于信息化程度。如果没有互联网，执政者大可以通过宣传将自身塑造为民族英雄，将国际对抗的失败描述为胜利，将“敌人”的反制措施描述为仓皇退让，将国际上的失道寡助描述为一呼百应，从而使民众相信，执政者满足了民众民族主义的要求。但信息化颠覆了上述社会心理操控方法。在信息化环境下，民众将明确了解执政者对民族主义要求的满足情况，执政者无法满足民众民族主义要求所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将会更全面的暴露，民众不满将极易发酵。

可以认为，信息化会使民族主义宣传的结果发生本质变化，民众视线将更难转移，同时更容易形成政府无法维护国家利益的印象。

（二）社会祛魅

“祛魅的时代是一个世俗化和功利化的时代，是一个工具理性替代价值理性、责任伦理替代信念伦理并主宰人们生活秩序和精神追求的时代”。[4]祛魅的社会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将趋于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们将习惯于通过功利主义式的评价方式衡量事物优劣。随着社会祛魅程度增加，y=t-ax 函数弹性会减小，y=bx+k 函数弹性会增加，将使调控趋于失序。

y=t-ax 函数弹性反比于祛魅程度。祛魅程度越高，人们必然疏离宏大叙事的“理想”。对于民族主义宣传而言，亦要更多地让人们相信：“敌人”确实损害了人们的切身利益，执政者对外强硬将带来安全感，人们需要配合执政者调动社会资源。换言之，民族主义宣传必须改变传统的话语逻辑：从“牺牲个人利益保护国家利益”，转变为“保护国家利益的目的是保护个人利益”。同时人们亦会分析：对外强硬的做法对自身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有无负面影响，执政者对外强硬带来的“安全感”收益能否抵消现实利益损失。显然，面对这样的理性宣传受众，民族主义宣传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人们的视线将更难被转移。

y=bx+k 函数弹性正比于祛魅程度。在传统社会，民众的民族主义要求往往带有主观或意识形态的色彩，例如，相对于国家经济利益，人们更看重于国家政治利益或“影响力”。在国际对抗中，人们更期望看到“敌人”态度上的软化或退让，这种期望甚至有可能超过对于现实的国家利益的要求。但在世俗化的情况下，执政者将很难通过话语主观化地解释国家利益。人们评价执政者对外政策绩效时，将主要关注领土主权、资源归属、经济利益等现实问题。此类问题的评价标准是客观化的。这意味着执政者一旦在国际交锋中失败，民众将立刻意识到执政者的无能，对此执政者将毫无解释余地，民众不满将迅速增加。

据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历史上凡是执政者利用民族主义宣传维系合法性并在某个时段取得成功的案例，几乎都发生在世俗化、功利化程度较低的时代和国家。

（三）执政者公信力

较强的执政者公信力将导致较大的y=t-ax 函数弹性和较小的y=bx+k 函数弹性。具有较高公信力的执政者较易通过民族主义宣传维系执政合法性，反之，以民族主义宣传调控社会情绪的做法将极易失败。

y=t-ax 函数弹性正比于执政者公信力。对于任何宣传者来说，自身公信力都是宣传效果的保证。较高的公信力将使受众易于接受宣传者灌输的观点，将减少社会中对于所宣传的理论、纲领、政策等的怀疑。执政者启动民族主义宣传后，如自身具有高公信力，民众将易于接受民族主义的说辞并转移视线，函数从而具有较高弹性。反之，民族主义宣传的效果会受损，函数弹性较低。

y=bx+k 函数弹性反比于执政者公信力。人类对于信任的对象往往会体现出习惯性的赞同。同样，对于高公信力的执政者，民众甚至会在执政者犯下显著错误的情况下主动为其开脱责任。反之，民众对执政者的不满会迅速放大，乃至将不可抗力形成的问题归因于执政者无能或主观故意。在执政者启动民族主义宣传、民众形成诉求、执政者却无法满足诉求之时，执政者的公信力是社会不满保持较低水平增长的最后保证。

问题在于，执政者启动民族主义宣传往往是因为社会不满日益高涨，不得不采用相关方式转移民众视线。换言之，在启动民族主义宣传之前，执政者公信力已经存在问题；同时，执政者公信力又是民族主义宣传效果的保证。在此悖论中，执政者启动民族主义宣传只能是饮鸩止渴。

四、结语

学术研究的价值往往体现在两个方面：提出一种新的观点，或验证一种新的方法。本文的主要研究价值显然在于后者。当然，在民族主义思潮间或滥觞的大背景下，本文亦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利用民族主义做文章的政权或政治团体有无“胜利”的可能性。

社会信息化，以及马克斯·韦伯所言之“世界的祛魅”，已经被公认为时代潮流。在本文看来，这意味着民族主义政客玩火自焚的概率会越来越高。同时，也印证了此前我们的一种直观感受：为何利用民族主义谋求政治利益的政客或政治团体，为何总会为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发展坐立不安，反对舆论开放；为何总会要致力于打造被崇拜的图腾，甚至将质疑和还原现实、历史真相的研究者贴上“不爱国”的标签。

采取民族主义宣传谋求政治利益似乎是一种“普世”做法。进一步说，渴望成为执政者的“在野”政治群体，亦会采用这种方式打击作为执政者的政敌。特别是在国内社会问题严重，执政者公信力严重受损的情况下，“在野”的政治团体更容易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扩大影响。而我们相信，即使“在野”的群体通过此种方式实现“在朝”，亦无法摆脱我们文中设立之模型的推算。因为“在朝”之后，原本执政者所背负之压力：社会内部问题以及导致的执政者公信力问题，无法满足民众民族主义要求导致民众不满的问题，都会被新执政者继承。新执政者要避免自己在模型4 中的麻烦，只有寄希望于“改造社会”。但是，在祛魅的时代，信息化的时代，恐怕没有谁能成功地开历史倒车。据此笔者可以较乐观地认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做法，也许在短期内还会有人尝试甚至取得成功，但长远看，此种做法必然最终消亡，成为各科研究者们解剖的历史标本。

在世界范围内，利用民族主义谋求政治利益的政治团体一般被描述为“右翼”或“极右翼”。但在一些地方和一些研究领域，此类团体又被称之“左”或“极左”。因此，在名词界定无法统一的情况下，笔者采取了一些最不会引发歧义的语言描述方式，显得冷僻或冗长。这一点，是作者也不愿意看到的。

[1]〔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2]〔美〕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郑世平，公婷，陈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王泽应.祛魅的意义与危机——马克斯·韦伯祛魅观及其影响探论[J].湖南社会科学，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