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广耀

(佳木斯大学学生工作部,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自由何以可能?
——马尔库塞新感性观述评①

孙广耀

(佳木斯大学学生工作部,黑龙江佳木斯154007)

启蒙理性在张扬人的主体性、倡导近代科学技术的同时,逐渐演变为技术(工具)理性,成为发达工业社会奴役人的手段。启蒙精神非但没有兑现“促进人的自由,实现人类解放”的承诺,反而成为了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异化力量。在工业社会压抑的意识形态控制下,感性以异化的形式存在,幸福与自由出现了分裂。马尔库塞在对理性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旨在重建人的感性、恢复人的本能、实现人的解放的新感性观。新感性观肯定和恢复了感性的地位,表达了对人类摆脱异化现状、实现自由解放的关切,从现实的感性存在突显人的本质,提出了感性的重建和引向感性革命,为我们重新审视艺术审美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

马尔库塞;新感性;理性;感性;自由

一、理性的危机与自我断裂

文艺复兴之后的社会文化一直崇尚以明朗、乐观、理想色彩为主调的理性主义。然而自资本主义的启蒙时代开启以来,文化逐渐由对上帝的信仰转变为对科学理性的膜拜,宗教审判被理性审判所代替。到了19世纪,理性尽管还无可争议地占据着权威的地位,但它已不是在笛卡尔和莱布尼茨那里是明白清楚的概念,也不再具有自明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而是受到了一些思想家的怀疑甚至否定。正如马尔库塞所言,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正逐渐表现为科学技术理性、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理性不能全面地、具体地、历史地和发展地看待自身,而是走向经验性、片面性和抽象性,导致技术理性成为支配社会一切领域的“压抑性的理性”。

马尔库塞和他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洞察到了启蒙时代以来理性的危机,他在1955年所著《爱欲与文明》中深刻地指出,“西方文明的科学理性在开始结出累累硕果时,也越来越意识到了他所具有的精神意义。对人类和自然环境进行理性改造的自我表明,它自身本质上是一个攻击性的、好战的主体,它的思想和行动都是为了控制客体。它是与客体相对抗的主体。”[1](P83)在这个对抗过程中,不仅人类自身,包括自然也成为人类某种斗争和征服的对象。这场斗争是从内部永远征服个体的“低级”食欲、性欲等机能开始的,而征服是自柏拉图以来就一贯被作为人类理性的组成部分看待的,人类理性从其功能上成为压抑性的。自我是控制生产和行动的主体,斗争的最终结果是进攻和控制、开发和征服外部自然。理性从而成为统治的合理性,服从于社会统治和管理的现实原则。

表面看来,19世纪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所发生的文化危机似乎是近代以来由科技革命造成的理性过度张扬和膨胀,实则却是对古希腊以来被西方奉为最高价值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失望与困厄。“一方面,每一种文化危机基本上是迄今所承认和相信的价值的危机,另一方面,哲学的问题大部分始终是在于寻求最后的绝对的价值,或者是完全怀疑这种价值。”[2](P24)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成为发达工业社会使人性趋同的强大力量。启蒙理性在张扬人的主体性、祛除愚昧、倡导近代科学技术的同时却走向了它的反面,使人受制于技术(工具)理性,人们不仅仅在公共领域,而且私人空间也被工具理性逐渐渗透和控制,人性本来丰富的、多样化的和批判的一面在工业进程和机械化条件下被固定化、单一化,个人只能成为遵从现实、不能对社会提出抗议的“单向度的人”。在这个技术(工具)理性足以支配一切领域的社会中,理性经历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自身分裂,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工具技术理性与目的理性、历史理性与逻辑理性、艺术理性与科学理性等分离对立,理性从各个方面表现出自身的异化特征。[3](P167)

二、“文明社会”与“虚假意识”

席勒认为现代文明的病症在于人类的感性冲动与形式的冲动之间的对立,以及这种对立的残暴解决:以理性压抑的现存专制体制压倒感性,使得人原本的感性受到压抑。马尔库塞高度赞同席勒的理论,并进一步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理性自我断裂的同时,感性的含义也发生了裂变——感性接受性由主动变为被动,或主动去迎合社会通行的时尚标准;劳动的异化否定了快乐原则,快乐出于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而被理性化;人们在虚假意识的支配下获得了虚假的满足,充满“不幸中的幸福感”,整个社会呈现为“虚假和谐”。

马尔库塞在1968年《单向度的人》一书中重点研究了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和工业文化问题。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并不能真正反映当前社会的思想意识,而是一种代表统治意识的“虚假意识”。在这种“虚假意识”的统治和支配下,社会成为牺牲品,人沦为失去自由和批判精神的“单向度的人”。虚假的意识催生了虚假的需要,虚假的需要是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给个人的,使诸如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这些需要的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压抑性”需要,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主需要。实际上人们已经无法真正回答什么是虚假的需要和真正的需要,“只要他们仍处于不能自治的状态,只要他们接受灌输和操纵(直到成为他们的本能),他们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就不能认为是他们自己的。”[4](P7)马尔库塞从消费的层面对发达工业社会的消费主义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所推崇的是一种“强制性消费”,它通过意识灌输无节制地刺激本不属于人的本性的物质需求和物质享受,使得人们把虚假需要当作真实的需求,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都成为完全被商品拜物教所支配的畸形存在,失去了自由自觉选择的能力,成为了物质的附庸,人与产品的关系完全颠倒、异化,人成为使产品能够被消费而存在的“单向度的人”。

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给了马尔库塞重要的启示。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意识[das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5](P72)

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物质交往活动融为一体的,是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思维、精神和想象都是物质行动的产物。马克思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5](P73)把思想意识置于现实之中并不意味着“思想意识的终结”,相反发达工业社会的文化较其前身更加意识形态化,因为当今的生产商及其商品已经将整个社会制度强加(出售)给人们,产品本身就起着操纵和灌输的作用,意识形态已经包含在生产过程之中。

马尔库塞在分析人类文明发展史时传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他深入分析了发达工业社会生产和消费的意识形态特征,认为生产和消费再生产着统治并为其辩护。个体的代价是牺牲了时间、意识和愿望,而文明并没有兑现它最初的承诺:正义、自由与和平。工业文明的文化创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把人类有机体改造成更敏感、更具交流性的工具,但生产一再被统治利益所支配,其潜能遭到抑制和转移,生产本身成为普遍的控制工具。

三、感性的异化存在

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是一种生产意识,是统治阶级的精神现象,它有意识地试图履行社会操纵的功能。在意识形态的操纵下,人们仅能以事物在社会中所给予、造就和使用的形式获得感知,没有主动创造的能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在一个以异化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人的感性是迟钝的。”[6](P138)人们只感知由现存社会所规定和限定在现存社会内变化了的可能性。如马克思所说,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可以揭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马尔库塞认同马克思关于人的异化的理论,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个“病态社会”,也是个“防御性社会”,它的病态和罪恶在于全面压抑和扭曲了人的本性,造成了人的异化。作为“虚假意识”的意识形态是被统治阶级内化的意识,它无异于萨特和黑格尔所说的不幸的意识和坏的信仰——其中一方面表现了压抑,另一方面表现为自我欺骗。自此,多元化的现实成了意识形态化的、欺骗性的东西,它继续扩展着操纵和协作。

在全面压抑的意识形态控制下,感性以异化的形式存在,幸福与自由出现了分裂。幸福和自由本义上应该是一致的,古代哲学对快乐主义的批判阐明了对幸福与自由之间联系的理解。马尔库塞认为,幸福作为个人潜能的全部实现,是以自由为前提条件的。也就是说在本质上,幸福即自由。幸福的本来意义不仅是一种满足感,而且是一种实在的自由和满足。现代社会中理性受到支配和操纵,强大的教育和娱乐机器使人与人的交往同化并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就幸福是“完全的满足”而言,工业社会的自由在本质上是与幸福相对立的,因为这种所谓自由对杏福做了压抑性的改变。由于现代社会整个控制过程的强制性,幸福日益呈现出低级享乐的鄙俗的特征,自由不可避免地与幸福分裂。在单向度的社会里,人们的幸福意识反映了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即相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并且相信这个制度终会不负所望,这种顺从主义已经成为社会行为技术合理化的一个方面。之所以是“新型的”,因为其合理性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

工业文明社会操作主义盛行的背景下,无论是公共政治话语领域,还是私人言论和活动空间,自由的流行方式奴役,平等的流行方式是强加给人不平等,社会和人们普遍接受各种欺骗,压制其中的异己因素,整个社会呈现出单一的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更是处于分裂的状态。同样条件下,享受与劳动也是相分裂的。工业社会中的人们享受的可能性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也就是说,实质上处在异化状态的享受客体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享受的可能。当代社会的享受与幸福不可能是普遍的,政治和合法的管理补充了对享受在经济上的控制,现实的劳动过程中没有任何道德手段进行解决,劳动者的享受只能通过“闲暇时间”获得。马尔库塞指出,在重复的永无止境的劳动中,劳动者的感觉器官逐渐萎缩、粗糙、退化了,处于社会底层的人们的感觉欲望不会超出技术必需的最低限度。享受和劳动相分离,劳动成为异化的劳动,劳动不是享受而是苦役。劳动不再是劳动者的消遣和自由的创造,而是被动的接受和服从。在操作原则占据支配地位的发达工业社会,人的身心俱已成为异化劳动的工具。

四、“新感性”的生成和感性意识的解放

在剖析了发达工业社会的虚假和谐、科学技术的异化,以及技术理性统治下“单向度的人”的生存困境和文化异化现象之后,马尔库塞并未囿于对现实的不满和单纯的批判层面,而是在对理性批判性理解的基础上提出了扬弃异化、实现幸福和自由的途径。[7]马尔库塞沿袭德国传统古典美学,借鉴了康德、弗洛伊德和席勒等杰出思想家的美学理论,吸收了马克思的感性思想和劳动实践学说,并进一步将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与个体的理智、激情和冲动相结合,提出“个体感官的解放”是人类普遍解放的起点和基础,把人的解放归于审美的解放、自然的解放和感性的解放,阐发了独特的“新感性观”。

在1969年完成的《论解放》中,马尔库塞对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学生造反运动进行了评价,尤其对运动中出现的个人主义马克思主义发表了看法,阐述了他的“新感性”概念,认为在目前非剥削和非统治的方式开始发挥作用,实现社会主义的任务不应推迟到未来,应突破资本主义技术理性对人性的压抑,重新建立起一种“活”的感性。为激进的反抗现存社会制度的运动打下基础,首先必须要“解放意识”,“没有意识的解放,感觉的解放以及所有激进的积极性都仍旧只能是盲目的和自我毁灭的。”[6](P187)政治实践始终有赖于教育和理论,说服和理性,只有用新的感性去发展新的合理性才能经得住教育过程的考验,这是向政治行动过渡的必要前提。

革命的目标和前途在于“新感性”的建立和感性的解放。“新感性”即私人的、个体的感性,是彻底摆脱现有感性、完全自由的感性,是人的原始本能得以释放的本质描述。对新感性的理解需要从艺术层面和社会解放的角度切入,因为艺术以自身独特的功能表达真理,并且能够“单独用感性来表达它的真理”;新感性是在艺术和审美活动中造就的一种生命的需求,它感受的是自然中的感性的美的质,是“自由的新的质”。他一再强调审美活动中的感性解放,指出审美形式是感性形式,是由感性秩序构成的,“艺术的真理是感性的解放”,其途径是感性与理性的协调和融合。由于发达工业社会的操作原则实行的统治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异化已经深入到人的本能和心理层面,所以马尔库塞强调,发展激进的非顺从的感受性具有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反抗和造反就必须从这个层面展开。

与以往的和现存的感性不同,“新感性”毫无疑问是指向历史的感性。以往或者现存的感性是受到统治的技术理性压抑的感性存在,是丧失自由、异化存在的感性。现实社会中个体感官所遭遇和领悟的对象,是特定文明阶段和特定社会的产物,感官反过来又被引向它们的对象。这种历史的相互作用甚至影响到原初的感觉。因此,当代生活中感觉的媒介是相同的,感受是机械的、被强加接受的,甚至是带有攻击性的。新感性则是建立在对以往感性否定的基础上的,是新的历史条件的产物和表现。因此,马尔库塞指出只有与具有攻击性和剥削的连续体——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决裂,同时与被这个世界所决定了的感觉决裂,才能进入新的感性层面。新感性之所以“新”,在于它颠覆了传统的理性秩序,打破了以往和现存感性的格局。它反对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贫困和奴役,抵抗带有连续性和攻击性的剥削,批判为满足压抑需求而征服自然等现象;它赞颂人的安宁、美丽、游戏,因为通过这些性质会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平静和谐。新感性预示着一个崭新的前景——不再有压抑和暴虐,自由与必然、艺术与现实将达成历史性的同一,现代人将重建感性秩序,实现非压抑的升华,从而走向幸福自由的境界。

五、余论

新感性观是马尔库塞诸多思想的一个交汇点,也是理解他的思想的关键所在。作为一名关切人类幸福解放的有良知的思想家,马尔库塞继承了马克思社会革命理论和实践学说的积极意义,对恢复感性的理论价值进行了深入探讨,为我们进一步思考理性和感性问题提供了有益指导。新感性观肯定和恢复了感性的地位,试图以弗洛伊德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恢复劳动的原初含义和价值。恢复感性就是尊重人类本身的价值,亦即恢复劳动实践的优先地位。新感性观是建立在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基础上的对人类生存现状的本质诉求,它对近代哲学以来主观与客观、感性与理性、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模式进行了批判,从现实的感性存在突显人的本质,提出了感性的重建和引向感性革命,将艺术和审美视作改变人的心理结构、实现人的解放的有效途径和救世手段,为我们重新审视艺术审美的当代价值提供了新的视角。但这一观点脱离了实际的物质生活条件,缺乏与当时历史境遇的契合,而且在艺术和审美应当怎样建立新感性这一问题上停滞不前,其结果难免导致对现实的失望和悲观态度。唯有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新感性才是革命的。马尔库塞的新感性观仅从个体解放的意义上探讨人的自由与幸福,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本能的释放和感性意识的解放,无法从本质上代替否定私有制度的社会革命。

[1]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M].黄勇,薛民,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2]施太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M].王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3]范晓丽.马尔库塞批判的理性与新感性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尔库塞.工业社会和新左派[M].任立,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7]孙广耀.从对立到和解——论马尔库塞的理性批判与新感性观[J].哈尔滨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1,(3).

B089.1

A

1007-9882(2012)04-0001-03

2012-06-30

孙广耀(1978-),男,黑龙江佳木斯人,哲学硕士,佳木斯大学学生工作部讲师,研究方向为西方马克思主义。

[责任编辑:陈如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