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鑫,计志杰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戴维·哈维环境问题之背景隐喻①

王 鑫,计志杰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戴维·哈维对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进行了探究,认为启蒙运动时期,统治自然的观念开始盛行,且这种观念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得到了强化。他认为,全部社会—政治规划都是生态规划,反之亦然,对环境问题批判性考察也就是对社会的批判性考察,因为两者之间内在的变迁是相互关联的。为此,他强调表达环境问题就需要一种生态社会主义语言。

统治自然;环境问题;背景隐喻;生态社会主义语言

戴维·哈维(David Harvey)是国际知名的社会理论学家,当代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在其著作《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哈维以犀利的眼光、严谨的逻辑和翔实的材料考察了环境问题的观念根源,认为环境问题其实也是社会问题,环境规划也即是生态规划,且指出表达环境问题需要生态社会主义语言。

一、统治自然的观念及其批判

17世纪欧洲人自然观的特点是从关注自然的神奇转向了关注发现统治自然或是控制自然的工具,以便获得自然隐藏的财富。这种自然观认为,“自然的奇迹是能够操纵的,并且根据造物主的意志,这些隐秘奇迹的发现会提高人们的地位和尊严。”[1](P66)统治自然,在那时已经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东西,且导致了人们这样一个信念,人类社会只有通过建立在科学技术上的工业体系,不断改造自然界,才能为自身的发展开辟道路。

在论述到对统治自然观念影响极大的思想家时,哈维谈到了弗兰西斯·培根。他认为培根对自然的哲学观点是统治或者教化。我们知道培根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持积极鼓励态度,认为科学的任务就是认识自然,发现自然的规律,从而改造自然,进而达到人类生存状态的改变。

启蒙是对蒙昧的批判和对自然科学的追求而闻名的,其目标是揭示那种深植于事实之中而不依赖任何超验解释的普遍原理和法则。哈维认为,启蒙思想的途径是通过发现自然的“真正法则”。而其“真正法则”的模板便是笛卡尔的理性和牛顿力学体系,即笛卡尔心—物两元论和牛顿机械世界观。在笛卡尔哲学中,他把自然解释成“他者”,并因此使自然具体化为一种与思想世界完全分离的物—即成为一个纯粹的外部“他者”。在牛顿力学看来,自然界不过是在外力作用下按因果规律运动着的机器。既然是机器,那么认为人就可以通过对自然的冷静观察、精密实验来把握自然,从而实现对自然的操纵和支配。这两种思想引出的自然观就是,认为自然界是具有均质形态的事物构成的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限性物质能量库,即后来海德格尔抱怨的那样,自然成为人类掠夺的“巨大的加油站”。

人类评价自然世界的历史漫长而复杂,评价方式也存在异质。哈维认为,支配自然的意识形态所遭受迎头痛击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指出,旨在征服自然和把理性从神话镣铐下解放出来的启蒙运动,由于其自身内在逻辑而转向了它的反面。启蒙精神最初是作为对神话的“祛魅”出现的,发展到后来,其自身的理性却成了神话。启蒙使得人从自然和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即是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然而在这种胜利的背后是人统治自然的观念盛行。启蒙理性不仅没有真正实现其目的,反而使人陷入科学技术的奴役中。“神话便成了启蒙,自然界变成了单纯的客观实在。人们以他们与行使权力的对象的异化,换来了自己权力的增大。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就像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2](P7)也就是说,那种旨在征服自然和使人从自然世界中摆脱出来的启蒙精神,逐渐变成一种对自然加以统治的知识形式,仅仅把世界归结为它的量的方面。理性的启蒙已经蜕变为理性工具化,理性变成物或“物化”,这种知识的理性变成统治自然的工具。需要说明的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并没有抛弃科学,只是质疑作为一种解放力量的科学研究的作用。

自然既是人类某种外在的东西又是一种内部现实。“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同步增长。统治原则的辩证颠覆,人类借此使自身成为他所征服的同一自然的工具”。[2](P36)这即是说,对外部自然的奴役需要并产生了一种对内部自然的压迫性统治,对自然的控制却转变为对人的控制,征服自然的目标是为生命安全及其能力的增强,但当前追求这些目标所运用的手段却包含着潜在的破坏性,它们在生存斗争中被充分利用,这将导致迄今为止付出如此巨大痛苦代价才获得的全部利益都化为乌有。

法兰克福学派对统治自然观念的批判影响甚广,许多思想家认为当年法兰克福学派开启了批判自然以及科学技术工具化的先河。哈维也对法兰克福学派给予了很大的赞赏,他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积极贡献在于它的乌托邦思想、它的信仰—在某地,以某种方式可能存在着‘没有暴政的统治’……它不会屈服于阶级力量和权力,这种力量和权力保持着思想的摇摆,有利于阶级特权和权力日常地并因此短期地保持。”[3](P169)简言之,对于资本主义利益集团来说,没有什么比不受约束的技术乐观主义和进步教条更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

二、“生态计划即是政治计划”

哈维认为,有关社会—生态变迁的历史地理记录可谓是汗牛充栋,这些记录清晰地表明了社会—政治和生态计划相互纠缠在一起的方式,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变得彼此不分。当代多数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就其对多学科和“深度”的表面偏爱来讲,这些材料要么显得不重要,要么存在也只是道听途说的论据。这样的辩论仍然停留在纯粹的话语层面,而且不能将自身与物质实践的历史—地理结合起来。好多马克思主义学者也在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理抽象层次上进行。我们可以看到,当前的生态争论没有将历史和地理的维度整合进历史唯物主义。当然部分的原因哈维认为是源自话语辩论中把“自然”范畴均质化以及聚焦于其作为一个统一范畴的社会意义和构造,应该从内部广泛而多样地将其视为一个空前的差异领域。

社会竭力为自身创造出生态条件和环境,这些条件和环境不只是有利于它们自己的生存,而且也是特殊社会关系的“本质”表现和例证。因为没有一个社会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而不遭遇某种无意识的生态后果,所以社会和生态的变迁之间的矛盾就成了问题,甚至时不时地使社会处在生存危险之中。这个观点是早在1864年就已经由研究环境变迁之历史—地理学的先驱乔治·珀金斯·马什提出了。他认为,人类确实极大地改变了地球表面形式,其方式决不总是对自身利益有害。我们长久一直忘记了地球是供我们使用的,不是消费的,更不是挥霍浪费的,自然的和谐最终变成了不和谐。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地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对自然界的全部统治力量,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4](P383)这都暗示出一种绝对必要,即必须始终严肃地考虑社会和生态变迁的双重性。

“因此,巩固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道路之一便是生态改造,为维持这种改造,需要那些特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3](P209)国家级的一些生态水利工程,维持最终至关重要的依赖于创造和维持集中的国家权力和某种阶级关系。哈维认为,社会关系矛盾必然会使土地承担社会矛盾,并且使之内在化到生态系统工程自身。这样富人占据有利的居住环境,穷人却在有毒害得地区工作和生活,而且每一个改造生态系统的计划都具有其社会关系的意味。所以,人工生态系统往往反映着创造社会系统。作为一种物种的人,不仅能适应环境,而且也能创造环境。他们不只是自然环境的客体改变自己以适应必然性,而且是活跃的主体,根据自然法则改造自然。也就是说,贯穿于社会过程的各种斗争的历史地理学,借由这些斗争,环境得以改造,这也意味着,为了重新亲近自然,我们不可能不付代价就能抛弃巨大的既存生态系统结构。

与其他有机体一样,人类是根据自然法则改造自然的活跃主体,并且总是处在适应他们自己创造的生态系统之中。因此,说到社会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就好像它们是两个相互作用的独立系统。将社会和环境的相互作用分离开来,以这样的方式思考我们周围的世界,这种典型做法不仅几乎不具有直觉意义,而且它也几乎不具有根本性的理论或历史理由。

三、生态社会主义语言

环境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着复杂的关系,也在许多方面引起了一些误解,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关心生态问题。哈维认为,尽管有各种充分的理由,但环境问题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进入到马克思主义者们的研究视野,这是令人遗憾的。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中,哈维批判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著作《易受伤害的星球》中提出的观点。在这本著作中,福斯特提出这样的论断,地球的危机不是自然的危机而是社会危机。他论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为资本积累而进行的资本积累和共产主义世界为生产而生产,对世界环境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从而使得当代生态危机成为日常生活的问题。哈维认为,福斯特有关生态危机的假设,即地球本来就是易受伤害的,或者我们实际上破坏了地球。那么潜命题就是地球有些脆弱,我们应该成为它的保护者或管理者。如果我们要阻止制度化对地球造成的无可挽回的掠夺,那么就需要我们有意识的集体性的组织。哈维从而认为,福斯特很好地解释了这些后果可能具备的破坏性,但是,当这些相同的规律被社会主义应用就会产生困难。实际上,“他(哈维)同意福斯特将许多环境问题的生产与资本主义发展动力机制相联系的努力,但批判其对于环境主义的虚夸言辞过于退让,以至于诉诸于一些隐喻、危机、自然的终结这样的隐喻在当今关于环境问题的多样性的描述中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在哈维看来,这种激进的虚夸言辞部分是因为将资本主义危机与崩溃的根源从阶级问题转到环境问题上来”。[5]

当前有两种观点,一种是我们正在走向悬崖,即是说我们因为生态匮乏人口极限,这样下去人类就会灭亡;另一种是我们人类嵌于生生不息的生活之流中,在这过程中我们自己的行动影响着我们共同的东西。哈维认为,后一种观点符合环境思维方式又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各种各样的事物影响着我们,我们是被困在“生命之网”中的积极的行动者。我们应该对隐喻的背景进行研究,且在“生命之网”的隐喻中找到建构生态社会主义的视角与路径。首先必须考虑人类过去和现在不同行为所产生的消极和积极后果,既从了我们自己(对于阶级、社会和民族差异的关照),也从他人(包括非人类物种和全部的生活环境),两个向度出发。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认识自己的行为如何慢慢地影响着那张相互联系之网。

一方面,可持续性、生态匮乏、环境恶化和人口过剩等概念都同资本逻辑深深纠缠在一起,我们绝不能由于接受资本逻辑而限制自己选择。另一方面,“我们不可能回避改造资本主义生态体系这个难题,在这个体系中,货币循环和剩余价值的榨取已经成为主要的生态变量。因此任务是定义一种特殊的生态社会主义规划,并为之奋斗,把我们从资本主义通过其非常明确的生态规划而生产出来的特殊社会压迫和矛盾中解放出来。”[2](P222)同时马克思也暗示了这样的困境:“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都好像包含有自己的反面。……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6](P4)于是,人们按照恩格斯所指明的道路试图为生态以及社会的困境找到有效的办法,“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我们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认识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

革”。[4](P385)

哈维坚持认为,表达环境问题需要一种社会主义的语言,一种生态社会主义语言,这正是他与众不同之处。在这种特殊层面的意义上,哈维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的、生态改革的观点,即作为地球上的栖息物种的人与其它物种是一样的,都在用自己的能力与力量改变周围的环境。如同马克思所主张的,我们处在与周围环境不断变化的或是新陈代谢的关系之中,我们在改变世界的同时也通过自己的实践与劳动改变着我们自身。作为人类,我们的独特之处就在于我们有能力去改变和适应社会组织的形式,去创造阶级结构和制度,通过语言或话语建立历史的记忆,积累知识和理解以便于引导未来的行为,增强我们的能力与力量。人类实践的独特性结果就是使得适应人类存在的转变和物种环境与文化、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改变的步伐与方向保持一致。对环境的关切实质上是对我们自身的关切,我们需要创造一个既包含自我又包含“他者”的框架,两者都不处在和谐地位,这样才是一个基本公正的图景。

[1][加]威廉·莱斯.自然的控制[M].岳长岭,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2][德]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渠敬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美]戴维·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M].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4][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董慧.空间、生态与正义的辩证法——大卫·哈维的生态正义思想[J].哲学研究,2011,(8).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C91-06

A

1007-9882(2012)04-0004-03

2012-06-26

王鑫(1982-),女,河北邢台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思想政治教育。

[责任编辑:陈如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