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重义不重事:论庄存与和孔广森对《春秋》的看法
2012-04-13郭晓东
郭晓东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21世纪儒学研究
《春秋》重义不重事:论庄存与和孔广森对《春秋》的看法
郭晓东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 上海 200433)
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与《春秋》“义”“事”之争有莫大关系。在乾嘉实“事”求“是”的学术氛围下,庄存与提出“《春秋》非记事之史”,认为《春秋》之所书,皆“约文以示义”,是“不书”重于“书”;孔广森提出“《春秋》重义不重事”,认为孔子之《春秋》,虽然是因鲁史而作,然每每赋予了新义。虽然庄、孔两人严格上讲,都未必可视同于嘉、道之后的今文学者,然这样一种重“义”不重“事”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已为清代今文学之滥觞。
《春秋》;今文经学;庄存与;孔广森
一
皮锡瑞说:“今古文之兴废,皆由《公羊》《左氏》为之转关。”[1](《书经》,P.97)汉代如此,清代亦然。有清今文学之兴起,与庄存与和孔广森师弟有莫大关系,而其中为之“转关”者,当属其对《春秋》之定位,即判定《春秋》到底是“经”还是“史”,其所措意的,到底是“事”,还是“义”。
《春秋》有“事”有“义”之说本之于《孟子·离娄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此说汉儒大致深信不疑,故司马迁作《史记》,在《十二诸侯年表序》称孔子作《春秋》,“约其文辞,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在《太史公自序》中则称其为“王道之大者”,而前汉今文十四博士称“《左氏》不传《春秋》”,亦是出于这一立场,以为《春秋》是“经”,《左传》虽然详于记事,却不能达经之义旨,故称《左传》不能传《春秋》。然而,汉之后《左传》孤行,《公羊》《谷梁》皆成绝绪,杜预以《春秋》为“经承旧史,史承赴告”,则《春秋》虽有“经”之名,而实际上已经被视同于“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