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苏文

（武夷学院 人文与教师教育学院，福建 武夷山 354300）

从19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有闻必录”作为中国近代新闻界颇为流行的一种观点，为社会各界所熟知。著名新闻学家宁树藩教授将“有闻必录”定义为：“所谓‘有闻必录’，乃是当时处理新闻真实性问题的一种原则，它的含义可概括如下：只要是听到有人讲过的事实，报纸就可以报道，至于真伪如何，报馆不负责任”①宁树藩：《“有闻必录”考》，《新闻与传播研究》1986年第1 期，第98 页。。“有闻必录”在近代报刊的应用中，主要包含两方面的效力：一方面，它被认为是办报人的一种不容侵犯的权力；另一方面也成为办报人对所刊新闻不负责任的一种遁词。本文主要就“有闻必录”在近代中国的使用情况及产生原因进行探析。

一、“有闻必录”在近代报刊中的使用情况

19世纪70年代，上海出现了影响很大的中文报刊《申报》和《万国公报》，其中《申报》于1872年由英商美查创办，是以赢利为主要目的的商业报纸。清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九（1874年2月25日），《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驳香港西报论〈申报〉》的文章。文中谈到《申报》在刊登用“聊斋”笔法写的一些荒诞怪异新闻时，辩解说：“本馆所述此等事件，系得之传闻。并非果以为信也。采集人言，搜集众说，遇有奇迹异谈，但使事有可取，为之登录，如古之《夷坚志》、《太干广泛》等书所载，篾火读之，举为谈助。”②《驳香港西报论》，《申报》1874年第2 期，第25 页。从《申报》的这份报道来看，此时该报对于新闻报道需要真实性的理解，处于比较原始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