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海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重庆 400025）

不可能的任务：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

王东海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重庆 400025）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体现了司法文明的进步和对人权保障的重视，进步意义不容置疑。但是，对于当下的我国来说，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注定要成为“不可能的任务”。一方面，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缺乏重个人、重保护、重程序的文化观念土壤，高发的犯罪态势所催生的维稳现状给侦查人员带来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规范规定本身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侦查机关不可能自我排除，而检察机关的监督又无法落到实处，这也成为在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严重障碍。当然，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随着社会文化形态的转型和法治建设的不断进步，该制度必将成为一朵奇葩绽放在我国刑事法领域。

不可能的任务；侦查阶段；排除非法证据

一、历史考察：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发展轨迹

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是一舶来品，并非我国刑事法律本身所固有。该制度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14年审理的“威克斯诉美国”案（Weeks V.United States）中应运而生，并在美国得以正式确立。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非法证据要予以排除，只是简单规定了禁止以非法方法收集证据，即96刑诉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①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