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浩 于苏光

（1.琼州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海南 五指山 572200；2.海南省委党校，海南 海口 571101）

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中，统计资料显示全国黎族人口为1247.8万，其中聚居海南岛的约117.22万，占全国黎族总人口的93.9%。余下的7万多黎族人民，分别分布于贵州、浙江、广东、湖南和广西等省区。在贵州省安顺地区关岭县的花江大峡谷周边，散居着5.61万黎族人民，这是在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政府根据当地黎族人民的申报尊重其意愿而确定的。鉴于上述实际情况，《中国黎族大观》 （多卷本）的研究视野，主要着眼于海南岛黎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

一

黎族是海南岛上最早的世居民族。解放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海南岛先后发现了大量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遗址，其出土器物有石器和陶器。在石器方面，以磨光、有肩、有段式的斧、锛比较普遍，大形石铲较多①参见海南民族博物馆陈列的出土器物.；陶器则有夹砂粗陶、泥质细陶和印纹硬陶3种陶器②参见海南民族博物馆陈列的出土器物.。这些出土器物的性质，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原始文化极为近似。在学术界，大多数人都认为黎族与我国南方操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壮、侗、水、布依等民族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是从古代“百越”族发展而来的，特别是与“百越”中的“骆越”的关系更为密切。我国学者根据文献记载、考古发掘等多方面的材料，初步推断海南黎族的远古祖先大约在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更早的时候，从两广大陆沿海地区（包括雷州半岛）漂渡琼州海峡，陆续迁入海南岛的。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中期或更早的年代，这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殷周之际，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

黎族在海南岛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其先民从采集生活进入渔猎时代，再到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生产，走过了漫长而艰难的历程。随着原始社会的逐步瓦解，黎族社会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据史料查阅，黎族社会自西汉开始就直接受到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平定南越后，为强化中央封建王朝的统治，在海南岛建立了珠崖、儋耳两郡。从此，中央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深化了对海南岛的影响，这在客观上加速了黎族原始社会瓦解的步伐。可是，当时黎族社会内部的父权奴隶制（又称为家内奴隶制或家长奴隶制）因素尚未得到充分发展，其社会形态便直接跨越奴隶制阶段朝着封建制转化。《黎族简史》一书指出：“随着郡县制的建立，封建制度的推行，以封建王朝利用原来的氏族部落首领作为统治黎族人民的工具，更加速了黎族内部的阶级分化。所有这一切，都使黎族在原始社会瓦解后，在通向阶级社会的门槛上，有可能越过奴隶社会发展阶段，直接向封建社会过渡。”③《黎簇简史》编写组.黎族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由此推之，黎族从两汉至1840年应属封建社会时期。从1840年起，黎族在风起云涌的近代社会有了飞跃的发展，特别是在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谱写了光荣的革命斗争史。新中国成立后，黎族人民当家做主，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考古专家于1992～1993年先后两次在三亚市落笔洞发掘出了较为丰富的文化遗存，其中遗迹有用火的堆积和灰烬，遗物主要有石、骨、角、蚌、牙制品等。这些遗物通过14C年代测定，落笔洞遗存距今约为一万年，是海南岛上所知时代较早的一处人类活动文化遗存。据专家研究分析，认为在落笔洞发现的打制石器及骨、角器基本上承袭了华南旧石器时代的技术传统，其中石器器类的不少特点与华南洞穴遗存的旧石器相去不远，具有旧石器的遗风。但在落笔洞遗址的文化内涵中，同时又出现一些新的文化因素，“这种情况正反映出落笔洞遗址含有新、旧两种文化在演变和交替过程中不可避免出现的多种文化因素共存的复杂现象，当处在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发展的中间环节上，故在其文化面貌上表现出固有的承上启下的文化过渡性质特点”①郝思德，黄万波.三亚落笔洞遗址.南方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

落笔洞遗址的古人类，考古专家将其暂命名为“三亚人”。“三亚人”与黎族有没有族源关系呢？黎族学者邢关英撰文指出，“‘三亚人’与黎族人只能是一种血缘关系，族属关系”，但他又同时强调“要确凿地证实这种族属关系，还需要考古学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等的辛勤劳动”，“尚需等待地下考古资料来证实”②邢关英.“三亚人”与黎族人.海南档案，1998年第2期.。

2006年6月，我国考古学者在昌江黎族自治县七差乡南阳溪第2级阶地里发现了约两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制器文物。这处文物与黎族有何关系？这至今尚无明晰解读，但人们就此可以想象黎族在海南岛的历史应该还有上溯的空间。

二

黎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原始社会，黎族先民创造了独特的原始文化，比如古老的“树皮布文化”、“文身”民俗文化、“三月三”传统节日文化和原始的“制陶文化”等等，这些都独具特色。在多彩的原始文化中，特别要提及黎族地区的“合亩制”文化。黎族在其社会历史的进程中，“合亩”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黎族历史上一个特殊的问题。黎族“合亩制”的研究，不仅对于黎族早期社会历史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也有助于探讨我国原始社会史，特别是对研究父系血缘关系的本质特征和父系家族公社的发展规律，可以提供系统的材料。在这方面，“合亩制”可说是具有“社会化石”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在封建化的进程中，黎族的文化又有新的发展，最为突出的就是纺织文化。黎族先民掌握纺织文化伊始，可以上溯到4000年前。被世人称赞的黎锦，在黎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中堪称一绝，其深邃的内涵、丰富的内容、奇妙的技艺、无穷的魅力，都闪耀着黎族人民的智慧之光。黎族的纺织文化，经纺织革新家黄道婆的总结和传播，在我国纺织史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写下了厚重的一笔。广大黎族人民随着封建化进程的加速，先后学会和掌握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比如引水灌田、中耕施肥等，特别是铁制农具的使用，大大提高了黎族地区的生产力。而在文化领域，中央王朝对中原文化的强制传播、黎族人民的主动学习、汉族移民在黎族地区的影响，以及民间黎汉人民的交往，这都使黎族文化吸收了许多新鲜血液，有了新的发展和提升。与此同时，黎汉文化也加强了交流，相互有所促进。探索黎族地区在封建化进程中的文化发展规律，总结黎汉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经验，既可凸显黎族文化的特色，又可提升海南本土文化的内涵。

黎族人民在巾帼英雄冼夫人于岭南执政时期，深受冼夫人的影响。他们拥戴冼夫人坚持统一的施政主张，增强大局意识，坚持民族团结。黎族人民随着社会的进步，他们逐渐将中华民族的“华夷一体”、“共为中华”的思想化为自觉的行动。特别是近代以来，黎族人民的这种精神表现得更为强烈。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列强的一系列侵略战争，到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清政府完全成了洋人的朝廷。此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变成为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统治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人民大众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进一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中华民族由一个自在的民族转变成为一个自觉的民族。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各民族人民在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都以极大的革命热情，团结一致反帝反封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海南黎、苗、回、汉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同德，生死与共，进一步加强了兄弟般的情谊。在“白沙起义”和琼崖纵队23年的革命武装斗争中，充分展示了黎族和海南各民族人民团结战斗的精神。面对国民党对广大人民群众严酷的压迫和剥削，以及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伸进五指山腹地，五指山区的黎苗同胞遭受到敲骨吸髓的压榨掠夺，甚至无辜被枪杀，他们义愤填膺，忍无可忍，于1943年8月12日揭竿而起，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白沙起义”。黎苗同胞团结一致反抗强暴的革命精神震撼海南宝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白沙起义”的领导者王国兴，在斗争中主动寻找中国共产党，主动争取党的领导，坚定革命信仰，坚持党的领导，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各族人民心目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各族人民盼望在党的领导下齐心团结闹革命，彻底推翻反动统治，让人民翻身得解放。

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接见了“白沙起义”的领导者王国兴，并对“白沙起义”作了高度的评价：“中国少数民族起义寻找共产党，消灭国民党，建立根据地，只有王国兴一人。”对此，王国兴同志心情十分激动，久久不能平静，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发出肺腑之言：“我们只有永远跟共产党走，……我们的前途，才会光明灿烂。”黎族人民永远跟党走的革命信仰，坚持“二十三年红旗不倒”的革命斗争实践，他们与兄弟民族团结友好、和睦相处的优良传统，这些都是黎族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海南的宝贵精神财富。黎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提升海南国际旅游岛文化内涵的组成内容，是我们建设海南精神家园必须发扬光大的地域文化、特色文化。

海南解放前，黎族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制度文化，比如黎族氏族部落时代的村、峒组织，封建化进程中的土官制度，以及民间历法、医药和其他方面的文化知识，既具有民族特色，又都具有史学价值和学术价值。

海南解放后，黎族作为新中国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之一，同其他兄弟民族一样，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经济社会大发展，谱写了社会主义时代的崭新历史，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展示出黎族民族文化的魅力和地域特色。

三

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其中有55个少数民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我国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先后组建了研究当地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相关学会，比如藏学、苗学、彝学、壮学、瑶学等等。这些科研机构，肩负着全方位研究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历史使命和时代重任。同样，黎学研究的基本任务就是全方位研究黎族数千年的历史文化，诸如黎族的族源族称、族际关系、历史沿革、传统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民族语言、民族文艺，民间习俗、婚姻家庭、民间历法与其他科技知识，以及黎族的现实社会与未来发展等，皆在黎学研究的范围之内。

黎族作为单一民族的存在，自古以来，其历史文化就受到世人的关注。黎族没有本民族的文字，其相关历史文化的记载，一般都散见于汉文献之中。汉文古籍中提及的“雕题”、“儋耳”、“离耳”及“穿胸国”等，它们是传递有关黎族历史文化的最早信息，古之久远，可以上溯到周秦时代。海南黎族地区，在秦汉时期就受到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封建统治阶级出于加强统治和“抚边”的需要，对黎族问题多了一些关注。因此，黎族的居住环境、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服饰、婚丧和宗教等相关情况，都在汉文献中有一些反映和描述。如东汉《汉书·地理志》，就有关于海南岛风物及乡土民俗的记载，它们大凡都涉及黎族人民的劳动生活，从多方面记述了当时黎族的历史文化。自唐代有关黎族问题的笔记、文稿和著作逐渐增多，如唐代有《岭表录异》，宋代有《桂海虞衡志》、《岭外代答》、《诸蕃志》、《居儋录》、《论海南黎事书》等，元代有《琼海方舆志》，明代有《海槎余录》、《琼崖录》、《崖州志略》、《琼志稿》、《琼台外纪》、《琼台志》、《琼州黎民图》，清代有《黎岐纪闻》、《广东新语》、《游历琼州黎峒行程日记》、《琼州海黎图》、《琼州府志》、《崖州志》、《儋州志》、《万州志》等。

在民国时期，除官方文献及私人著述之外，还有一些境外学者对海南岛及黎族进行考察，撰写了相关的著述。这期间涉及黎学的研究成果计有：《琼岛志略》、《海南岛志》、《海南岛新志》、《琼崖各属黎区调查》、《五指山间黎记》、《海南岛黎人研究》、《琼崖黎俗志略》、《琼黎人之概况》等。这里，特别要提到以下3部著作：一部是1919年出版发行的《棕榈之岛——海南概览》，这是美国传教士写的专著，内容涉及海南岛的历史、地理、资源、交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民族、宗教、教育、卫生等；一部是德国学者史图博写的《海南岛民族志》，该书于1937年出版问世；还有一部是日本学者小叶田淳的著述《海南岛史》（1943年出版）。以上3部著作，较之以前国人涉及黎族问题的文章、笔记和著述，更注重从民族学的视野和方法研究黎族的相关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黎学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陆续有黎学研究的文章、图片和著作问世，具有代表性的有《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区简介》、《海南黎族情况调查》、《黎汉简明词典》、《海南岛黎族合亩制社会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调查》、《黎族人民领袖王国兴》、《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概况》、《黎族简史》、《黎族》、《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黎族风情》、《黎族文化初探》、《海南岛历史上土地开发研究》、《黎语调查研究》、《黎语简志》、《黎族语法纲要》、《中国黎族大辞典》等。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对黎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了新的进展，一批研究黎族历史文化的大型文献著作、学术专著、论文专集，以及展示黎族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故事、歌谣等各类民间文学的作品选集，陆续出版问世，它们对黎族的历史文化作了多方面的评介。黎族学者王学萍主编《五指山五十年》后，又先后主编出版《黎族传统文化》、《中国黎族》等大型文献著作；黎族学者符桂花主编出版《黎族传统织锦》、《清代黎族风俗图》、《黎族传统民歌三千首》；黎族学者刘明哲主编出版《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黎族卷》；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厅、海南省民族研究所的学者，近几年陆续编撰出版《五指山脚下的耕耘》、《越过山顶的铜锣声》、《拂拭历史尘埃——黎族古籍研究》3部论文集；海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著《海南省志·民族志》；黎族学者高泽强与番先锷合作撰写出版学术专著《祭祀与避邪——黎族民间信仰文化初探》；黎族学者王海教授与他人合作撰写出版学术专著《从远古走向现代——黎族文化与黎族文学》；黎族学者文明英和文京编著的《黎语基础教程》；黎族学者符兴恩著的《黎族·美孚方言》；黎族学者亚根著的《黎族舞蹈概论》；蔡於良编著的《黎族织贝珍品——龙被艺术》；李露露著述的《热带雨林的开拓者——黎寨调查记实》等。与此同时，一批研究黎族历史文化“凝固化”和“形象化”的戏曲影视文化艺术作品，诸如人偶剧《鹿回头》，歌舞诗《达达瑟》、《黄道婆》，以及《白沙起义》、《七仙岭传说》等影视作品，这些都是新时期海南人文科学工作者研究黎族历史文化的可喜成果。

建校在黎族地区的琼州学院，长期以来，办学坚持突出民族特色，特别是在科研方面十分重视海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研究。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学校建立了民族文化研究室，随后又扩建为民族文化研究所。在历任民族文化研究室主任、民族文化研究所所长陈立浩教授的主持下，学校陆续有研究海南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著作出版问世，主要有《海南民族文学作品选析》、《海南椰文化·民俗三月三》、《黎族“合亩制”研究》 （国家原教委专项资助课题）、《黎族教育史》 （国家“八五”期间中华基金课题）、《五指山民族文化研究丛书》（该丛书由时任琼州学院校长齐见龙任编委主任，学院党委书记谭照耀、华子奇（原琼州大学党委书记）和陈立浩教授任主编。该“丛书”先后编撰出版《历史的跨越——黎族原“合亩制”地区的变革》、《五指山风韵——海南少数民族文学探析》、《五指山基业——海南少数民族教育探究》、《热带雨林绿韵风姿——海南民族地区绿色生态文化探究》等。2006年，海南省启动编撰《海南历史文化大系》 （以下简称“大系”）的重大工程，全省数百名专家、学者参与“大系”的编撰工作。“大系”由当时的中共海南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文彰博士主持，共设10个分卷，每个分卷10本著作。琼州学院陈立浩、杨兹举等多位教授是“大系”的撰稿者，陈立浩教授还出任“大系”民族分卷的主编。陈立浩教授曾应央视《走遍中国》栏目邀请，在该栏目评介黎族文化。在这期间，琼州学院符泰光、林日举、黎雄峰、吴义、杨金样和邵显明等多位教授，先后编撰出版《海南现代经济发展史》、《海南史》、《海南社会简史》、《海南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问题研究》和《黎族传统体育文化》等学术著作。

四

黎学研究，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其时空跨越数千年，从原始时代直至今日黎族的现实社会。其内容涵盖黎族几千年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以学科而论，涉及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语言学、文化学、民俗学、宗教学、文艺学、哲学、美学、医学和建筑学等。《中国黎学大观》 （多卷本，以下简称“大观”），就是在这样的黎学研究视野下构建其框架的，全书设历史、文化、社会、文艺和生态5个分卷，每个分卷一般由5部专著组成。“大观”编撰者将以下几个方面视为主攻方向，力争研究成果有新的突破和提高。

其一，注重黎学研究的系统性。多年来，从事黎学研究的学者撰写了不少学术论文或调查报告，也有学术专著或论文集出版问世，研究的范围虽然较为广泛，但未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这种现状是“大观”力求改变的。

其二，注重黎学研究“族际性”和“国际性”的特征。黎族与古代百越族群的诸多民族，比如壮、侗、布依、水、傣、掸等，有着历史的渊源关系。考察黎族的族际关系，探索黎学研究“族际性”和“国际性”的特征，这是以往少有人做过的事，亦可以说是填补空白的工作。

其三，注重黎学研究的史料性、科学性和学术性。纵观以往的黎学研究成果，史料较为充实，而学术性尚待加强和提高，“大观”所要求和提倡的是史料性、科学性和学术性融为一体。

以上3个方面，是“大观”编撰者的努力方向，当然也是作者追求的理想目标，希冀这一目标能成为现实。

黎族只有语言而无文字，鉴于此“大观”的研究途径，一是深入系统地查阅历史文献资料，二是对现有的黎学研究成果加以系统的梳理和深入的探析，三是广泛开展田野作业，这三者中后者更为重要，田野调查和实际考察，是“大观”研究的根本途径。“大观”的研究实践过程，既是对黎族历史文化的全方位解读，又是多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在研究过程中以历史、对比、实证等研究方法为主，而统计、图表，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皆可根据需要加以运用。

“大观”的编撰者，在黎学研究领域勤奋耕耘，有多年的科研实践，也有多方面的科研成果问世。一般来说，科研工作是一个不断深入和积累的过程。有人说科学研究是传递接力棒的过程，又有人把科研成果的积累，比喻为“滚雪球”，在正常情况下成果积累越多，“雪球”就越“滚”越大。此次，“大观”编撰成书，是编撰者“传递接力棒”和又一次“深入和积累”的过程。编撰者在“大观”成书的过程中，一方面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对黎学做不断深入的研究工作；另一方面，编撰者依据“大观”的旨意和需要，将前期多年积累的黎学研究成果，经过精选、提炼和加工，吸纳为“大观”的组成内容。数十位学者积极参与“大观”的编撰工作，这既是编撰者在黎学研究领域的深化和积累，又是在科研征程上的一次新的攀登。

“大观”编撰者在攀登的征程上，受到黎族地区社会各界人士的关怀，同时也得到黎学研究领域专家学者的支持，编撰者在科研实践中参阅、借鉴和吸取了相关的黎学研究成果，所有这些，不仅增强了编撰者的工作热情和信心，而且催生了“大观”的早日世问。这里要特别提及的是，三亚市委、市政府为“大观”公开出版给予大力资助和热情关怀，市委主要领导亲自多次过问此事，三亚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热心办理了这方面的具体工作。五指山市委、市政府和陵水县委、县政府，对“大观”的出版给予了资助和热情关怀。“大观”的编撰出版得到海南省委宣传部、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海南省社科联、海南省教育厅、海南省文化广播体育厅、海南省民族博物馆、海南省民族研究所、海南省非物质文化研究会及黎族地区各市县的关怀与支持。“大观”于2009年分别向海南社科联和海南省教育厅申报立项皆获批准。国家新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于2011年5月9日发文通知：《中国黎学大观》 （多卷本）项目，“已经批准为新闻出版改革发展项目库入库项目”。海南出版社积极配合，尽力于“大观”的出版。“大观”刊发的照片为海南省民族博物馆（陈菊梅、罗文雄拍摄）提供。上述单位及其相关负责人，为“大观”的成书鼎力相助，多方关照，在此，编撰者特向关怀和帮助“大观”顺利出版的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的谢意！

“大观”编撰者由于水平有限，书中的不足或错漏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多多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