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祎贞，李碧芳

（福州大学 外国语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2）

身体向来是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探讨的焦点，这深刻地影响到文学批评领域。在柏拉图哲学中，哲学家认为身体束缚着灵魂，他们抵制身体，所以身体处于一种缺席的位置，不被关注。直到尼采提出“一切从身体出发”，身体才不再是沉默者。法国现象学代表梅洛·庞德认为，身体作为一种存在，我们有必要重新挖掘身体上承载的文化意义。人类学家玛丽·道格拉斯也表明身体是一种有力的象征形式，象征着社会文化。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的“被规训的身体（docile body）”则表明身体是受到社会文化控制的，身体上铭刻着社会文化，社会体制等。在身体日益受到关注，其地位日益突出的同时，身体在文学作品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身体带着深刻的文化烙印并具有社会属性。诸如“身体叙事”“身体写作”等成为文学批评者关注的热词。“身体叙述指身体以一种基本的意象存在方式呈现在特定的文本媒介或者语境之中，并且传递出道德伦理价值观念政治文化信息审美情趣等丰富内涵的叙述行为。”［1］法国文学理论家埃莱娜·西苏提出的“身体写作”成为反抗男性话语霸权的工具，是对父权社会的反抗，也体现了女性主体意识的苏醒。

过去女性身体常常处于缄默的地位，充当被凝视的客体，也常常被看成男性的附属品［2］。从“身体写作”我们可以看到女性身体在文学作品中的意义丰富。本文尝试着从苔丝作为被看的女性身体符号、被规训的身体以及苔丝身体和灵魂之间存在的矛盾三方面分析男性作者笔下的苔丝女性身体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