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立坤

（沈阳大学 政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044）

鸦片战争前后，虽有西方科学、文化、宗教的渗透，洋务运动时期也明确欣赏与认同西方器物文化，但儒家哲学中的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观依然支配着民众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取向，就连表面上“大讲西学”的维新先驱王韬、郑观应等人，在根本的信仰上还是认同儒家之道，例如，王韬认为“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1］”。中国传统社会正统儒家思想的稳定性和顽固性如果不因外力的打破，是否会在一个封闭的国家中永远恒久而无所改变，正如梁漱溟曾认为，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自身不会发展出科学一样，都是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但事实上，严复之后，儒家天道观和宇宙观的稳定性和永久性轻易地被外来的文化动摇了，而其中进化论所带来的对宇宙大化流行的根本特征的新“描述”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取代了统治千年的儒家宇宙观。应该说，无论持何种立场的学者，都无法否认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界所思考、争论的各种问题中，“制度”之“变”、“思想”之“变”、“社会”之“变”、“方法”之“变”都或隐或现地相互贯穿。因此，进化论除了带给中国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论”、作为社会组织发展规律的“社会进化论”之外，在哲学层面和思维方式上也带来了巨大影响和变革，因此更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普遍 “宇宙观”。从此意义上说，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大背景下，以进化理论为核心，考察与反思近代以来进化思想在中国的接纳、发展、流变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中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