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环

许学夷《诗源辩体》对曹植诗的批评

杨贵环

（复旦大学 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433）

许学夷的《诗源辩体》作为明代复古派诗论的集大成之作，其诗学思想基本继承复古派，主张师法汉魏古诗与盛唐律诗，重视诗之体制、格调等，但其在诗歌的正变之辩等方面亦不乏创见。如许氏认为曹植诗与汉诗相较，已体现出“体多敷叙，而语多构结”、“体既整秩”而“事由创撰”与“体既端庄，语复雅炼”等特点，并认为曹植工于诗作等。由此也折射出许氏的一些诗学思想：其认为汉、魏之诗有异同；他主张“审其源流，识其正变”，以“情兴”论诗；并主张“体制为先”，强调体制规范的变化，以“本色”论诗。

许学夷；《诗源辩体》；曹植诗；批评

自魏晋始，历代批评者对曹植的诗文推崇备至者有之，贬抑者亦有之，从而形成了一个动态的诗文批评史。而每个历史时期又呈现出不同的批评特点，如在渐趋注重文采、声律等审美特质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批评者对曹植的文才与文辞评价颇高，对其诗文的声律与文辞的优劣及其多种文体体制的辨析等方面也给予了较多关注；隋唐五代时期更注重诗格、诗式等诗学批评，对曹植诗的批评则远远多于对其赋、表与颂等其他文体的批评，对其诗的诗格、诗法及其乐府诗源流等方面给予了较多关注；而宋金元时期，在复古派对曹植诗予以肯定的同时，随着士人对平淡诗文风格的渐趋崇尚，又体现为对曹植诗文关注的热情有所减退；及至明代，批评者在对文体流变予以总结时，对于所处汉魏时期的曹植诗在诗歌演变中的调高、格正给予了审美肯定，但自然冲淡的审美追求使得批评者对其诗文的贬抑也在延续，而明末诗论家许学夷的《诗源辩体》对曹植诗文的批评颇具代表性。许学夷（1563—1633），字伯清，江阴（今江苏省）人，恽应翼《许伯清传》称其“持论既高，谓世无足与言”、“性疎略，不治边幅，不理生产，杜门绝轨，惟文史是紬”，[1](p433)隐居不仕，所撰《诗源辩体》历时四十载，著作体例分诗选和诗论两部分，其“实际上全书所论仍以七子派为宗”，[2](p290)它是明代复古派诗论的又一集大成著作。目前学界对《诗源辩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辩体不辩意、辩体的理论渊源、汉魏诗史观、唐体之辨及其诗歌史意义以及诗体正变论之再评价等，已经取得了不少成果，但诸如《诗源辩体》对具体诗人批评的研究、许学夷与前后七子、公安派之间的关系等诸多问题仍亟待探讨。目前对其研究仍不是很深入，这当与其在清代流传不广等因素不无关系。[3]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对曹植诗的批评，由此以管窥许氏的一些诗学思想。

一、“体多敷叙，而语多构结”：对曹植诗的比较批评

《诗源辩体》对曹植诗的批评，主要体现在许氏对汉、魏古诗区别的具体批评中，其褒扬汉人五言古诗之自然委婉，独具天成之妙，而认为曹植有些诗作有作用之迹。首先，对曹植五言诗的批评。其一，对曹植诗与汉诗区别的比较批评。《诗源辩体》评曰：“汉人五言，体皆委婉，而语皆悠圆，有天成之妙。魏人如曹子桓《杂诗》二首及《长歌行》二首，曹子建《杂诗》六首及‘明月照高楼’……委婉悠圆，亦有天成之妙。如子桓‘兄弟共行游’，……子建‘初秋凉气发’、‘从军度函谷’、‘嘉宾填城阙’、‘置酒高殿上’，……委婉悠圆，俱渐失之，始见作用之迹。至如子桓‘观兵临江水’，子建‘名都多妖女’、‘白马饰金羁’、‘九州不足步’、‘仙人揽六箸’、‘驱车挥驽马’、‘盘盘山巅石’，仲宣‘从军有苦乐’……体皆敷叙，而语多构结，益见作用之迹矣。”[1](p72)在此，许氏认为曹植的五言诗《杂诗》、《七哀》与汉人古诗同样具天成之妙，而其《赠丁仪》、《又赠丁仪王粲》及《赠丁翼》等诗已渐失委婉悠圆，始见作用之迹，而及至曹丕《广陵于马上作诗》与曹植《名都篇》、《驱车篇》、《盘石篇》以及王粲《从军诗五首》等诗，诗语皆有意构结，更见有作用之迹。其另有评曰：“魏人五言，体多敷叙，语多构结。敷叙者，举见于前，略摘以见。……子建如‘山岑高无极，泾渭扬浊清。’‘亮怀玙璠美，积久德逾宜’、‘肴来不虚归，觞至反无余’、‘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鸣俦啸匹侣，列坐竟长筵’、‘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1](p79)许氏此评再次言及魏人五言诗体多敷叙，语皆构结的特点，并以曹植的《又赠丁仪王粲》、《赠徐幹》、《赠丁翼》、《美女篇》以及《名都篇》等诗以证之。再如其评曰：“子建五言四句如‘逍遥芙蓉池’、‘庆云未时兴’二篇，较之汉人，始见作用之迹。”[1](p82)许氏又评及曹植的《芙蓉池》、《言志》等诗，认为它们虽是五言古诗，但亦有作用之迹。此外，许氏还从体例篇幅上对汉诗与建安之后诗的区别进行了批评，其曰：“汉人五言，得于偶然，故其篇章，人不越四五；至建安诸子，始专力为之，而偏什乃繁矣。……子建如‘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烈士多悲心，小人媮自闲。国雠亮不塞。甘心思丧元’、‘滔荡固大节，时俗多所拘。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恩爱苟不亏，在远分日亲’、‘惊风飘白日，光影驰西流。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1](p78)他认为汉人古诗得于偶然，故其篇章不越四五句，而建安诸子始专力为诗，故诗作逐渐繁富，并举曹植的《杂诗》、《赠丁翼》、《赠白马王彪》、《野田黄雀行》等诗为例证之。其实，关于对汉、魏诗的批评，许学夷也曾对严羽与胡应麟的诗学观点有过比较评价，其评曰：“汉魏五言，沧浪见其同而不见其异，元瑞见其异而不见其同。愚按：魏之于汉，同者十之三，异者十之七，同者为正，而异者始变矣。”[1](p71)在他看来，仍是汉诗优于魏诗，正如其另所评：“汉魏五言，本乎情兴，故其体委婉而语悠圆，有天成之妙。五言古，惟是为正。详而论之，魏人渐见作用，而渐入于变矣。”[1](p45)他认为，汉魏五言古诗有天成之妙，但详而论之，五言古诗为“正”，因魏诗渐有作用之迹而视为“变”。他以正、变论诗，仍给予曹植诗肯定。再如，许氏对曹植《赠白马王彪》师法《大雅》而非本于《国风》的批评，给予肯定但视之为“变雅”，其评曰：“或问：‘汉魏五言，本于《国风》，而子建《赠白马王》诗实法《大雅》，何也？’曰：‘子建与白马、任城俱朝京师，任城既被害，子建与白马还国，有司以二王归蕃，道路宜異宿止，子建意毒恨之，故其诗有‘鸱鸮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疎’之句，盖亦当‘变雅’耳，固未可为《风》也。即此而推，则凡他出于《雅》者，亦各有宜耳。”[1](p80)此评更体现出曹植诗作与汉人古诗的不同，许氏认为曹植诗出于《雅》者，但亦有其恰当之处。可见，许氏主张“审其源流，识其正变”，认为“古诗以汉魏为正，太康、元嘉、永明为变。律诗以初、盛唐为正，大历、元和、开成为变”，[1](p440)体现出其褒扬汉魏为古诗之正，而贬抑齐梁古诗已亡，律诗以初盛唐为正，大历、元和、开成时期为变，而至晚唐律诗已尽的诗学观点。

其二，对曹植诗与汉诗区别原因的批评。许氏不仅主张诗以“审其源流，识其正变”，而且以“情兴”论诗，如其曰：“汉魏同者，情兴所至，以情为诗，故於古为近。魏人异者，情兴未至，以意为诗，故於古为远。”[1](p71)许学夷认为汉诗情兴所至，以情为诗，与古人近；有些魏诗则情兴未至，以意为诗，与古诗远，足见汉、魏诗之异同。明代是“用兴象论诗的发展”，[4]此评中的“情兴所至”应该类似于“兴象”论诗，是指诗人兴致、感触与情怀的浑成，而非炼字琢句。但同时，对于曹植等建安诸子五言古诗始见有作用之迹，许氏又认为此是理势所致，也是其文才使然，如其评曰：“汉人五言有天成之妙，子建、公幹、仲宣始见作用之迹。此虽理势之自然，亦是其才能作用耳。”[1](p77)关于建安诸子之文采，许氏另有评曰：“钟嵘云：‘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幹、仲宣为辅。’按：《魏书王粲传》：‘始文帝及植皆好文学，粲与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并见友善。自邯郸淳、繁钦、陆粹、丁仪、丁廙、杨修、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七子之例。’故魏自文帝为五官中郎将，植与粲等六人，实称‘建安七子’。然文帝《典论》论七子之文，无曹植有孔融者，元瑞以为弟兄相忌故也。或即以融与粲等为七子而憾植，非矣。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及李于鳞《代从军公䜩诗》，皆有植无融。”[1](p76)其引钟嵘所评，对“七子”之称进行了辨析，言语之中透出其对曹植的褒扬，并具体评道：“公幹诗声韵常劲，仲宣诗声韵常缓，子建正得其中”。由此可见，许氏认为曹植等人对汉诗的发展，不仅是理势所趋，同时又是“情兴”、才学所致，这也体现出许氏“把诗歌发展的自律和他律各个因素，纳入具有互动关系的整体”[5]的诗学思想。

其三，对曹植四言、七言诗的批评。《诗源辩体》评曰：“子建、仲宣四言，其体出于二韦。……子建、仲宣则才思逸发，华藻烂然，自是词人手笔。然仲宣较子建，才力不啻什伯也。子建《朔风》五章、《应诏》五章、《责躬》十一章，仲宣《赠蔡子笃》四章、……诸家皆不能分。”[1](p77)许氏认为曹植与王粲的四言诗其体皆出于二韦，且二人才思俊逸，辞藻华丽，然而二人才力有别，但曹植之朔风》、《应诏》、《责躬》诗与王粲之《赠蔡子笃》等诗不相上下。可见，他对二人皆有褒扬之义。此外，其对曹植的七言诗评曰：“子建七言有《秋思詠》一篇，声调与子桓《燕歌行》相类。宋本作《秋思詠》，百今集作《愁思赋》，非也。冯元成云：‘词实詠秋。为詠则佳，为赋则拙。’”[1](p82)关于曹植的《秋思咏》一诗，其诗集中未见，而有《愁思赋》，学界则普遍认为曹丕的《燕歌行》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由此可见，曹植的四言诗与汉人四言诗相较，也显现出其才思、才力所致之辞藻华丽的特点，至于七言诗则更体现出古诗体制的新发展。由此亦可见，许氏对诗之体制、格调的关注。

二、“体既整秩”、“事由创撰”：对曹植乐府诗的比较批评

许学夷还认为汉乐府五言诗体例自由无拘束，语言自然率真，而曹植乐府诗则体例渐趋整饬，语言亦多构结，内容亦多杜撰臆造，认为其乐府诗已不具汉人乐府诗的体例。首先，对曹植乐府五言诗的批评。许氏将曹植的乐府诗与汉乐府诗进行比较，认为曹植乐府诗已是“乖调”。其评曰：“汉人乐府五言，体既轶荡，而语更真率。子建《七哀》、《种葛》、《浮萍》而外，体既整秩，而语皆构结。盖汉人本叙事之诗，子建则事由创撰，故有异耳。较之汉人，已甚失其体矣。”[1](p81)许氏认为曹植除了《七哀》、《种葛》、《浮萍》之外，一般体例整饬，且注重语言的雕琢、构结，此外，汉人乐府诗多叙事之诗，而曹植诗多杜撰臆造，因此其认为已有很大不同，已不具汉人乐府诗的体例。其另有评曰：“子建乐府五言《种葛》、《浮萍》二篇，或谓于汉人五言为近，非也。汉人委婉悠圆，有才不露；子建二篇则才思逸发，情态不穷，王敬美谓：‘子建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是也。学者于此能别，方可与论《十九首》矣。”[1](p81)许氏在此否认了有人称曹植《七哀》、《种葛》等诗与汉人五言诗相近的观点，并引王世懋所评，认为曹植乐府诗中已始露任性使才之气，其诗又多具情态。而且，许氏通过比较认为：“子建乐府五言《七哀》、《种葛》、《浮萍》而外，惟《美女篇》声调为近，外惟《名都篇》云：‘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宝剑直千金，被服丽且鲜。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白马篇》云：‘白马饰金羁，连翩西北驰。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数语，稍类乐府，余则谓之乖调矣”、“子建乐府五言 《七哀》、《种葛》、《浮萍》、《美女》而外，较汉人声气为雄，然正非乐府语耳。”[1](p81)曹植《七哀》、《种葛》、《浮萍》等篇除却数语稍与乐府相近，其他都被谓为“乖调”，其乐府诗作与汉人乐府诗相较已有雄壮之音，而非乐府语。此外，许氏另有评曰：“叔夜四言‘微风清扇’一篇，虽调越《风》《雅》，而情兴躍如，盖三曹乐府之流也”[1](p85)、“士衡乐府五言，体制声调与子建相类，而俳偶雕刻，愈失其体，时称‘曹陆为乖调’是也。昭明录子建、士衡而多遗汉人乐府，似不能知。”[1](p90)又评曰：“郭景纯五言《游仙诗》，出于汉人《仙人骑白鹿》、《邪径过空庐》、《今日乐上乐》及曹子建‘远游临四海’，（《远游篇》）‘九州不足步’（《五游篇》），‘仙人揽六箸’（《仙人篇》）等篇。钟嵘云：‘文体相辉，彪炳可翫。但辞多慷慨，乖远玄宗。’”[1](p95)在此，许氏认为嵇康的《四言诗十一首》“微风清扇”一篇，情兴所至，应是由三曹乐府诗发展而来，而陆机乐府五言诗同曹植乐府诗相类，被时人称为“乖调”，郭璞五言《游仙诗》出于汉乐府诗与曹植诗，并引钟嵘所评认为它们皆辞多慷慨，已远离乐府诗的体例；尤其是，许氏在将汉乐府与魏晋乐府的比较中，对昭明《文选》收录曹植、陆机之乐府诗而对汉人乐府诗多有遗漏表示不解与慨叹，则充分体现出其对汉乐府诗的情有独钟，对诗之体制、格调的重视。

其实，关于这一点，胡应麟和谢榛皆曾有过类似的批评。如《诗薮》评曰：“乐府自魏失传，文人拟作，多与题左，前辈历有辨论。愚意当时但取声调之谐，不必词义之合也。其文士之词，亦未必尽为本题而作。《陌上桑》本言罗敷，而晋乐取屈原《山鬼》以奏；陈思“置酒高堂上”题曰《箜篌引》，一作《野田黄雀行》，读其词皆不合，盖本《公䜩》之类，后人取填二曲耳。”[6](p15)胡氏就认为乐府诗自魏失传，文人所拟，多与乐府本题有所不同，并举曹植的“置酒高堂上”一诗为例，认为其题曰《箜篌引》，一作《野田黄雀行》，其辞皆不合于乐府诗。胡氏另有评曰：“汉仙诗，若《上元》、《太真马明》，皆浮艳太过，古质意象，毫不复存，俱后人伪作也。汉乐府中如《王子乔》及‘仙人骑白鹿’等，虽间作丽语，然古意浡郁其间。次则子建《五逰》、《升天》诸作，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景纯《游仙》，体格顿衰，尚多致语。下此无论矣。”[6](p19)如果说胡氏在此还认为曹植《五逰》、《升天》等乐府诗还算辞藻宏富，气骨犹存，及至郭璞的《游仙》，则体格顿衰，如果说其语言尚可观，而此后就无可论及了，其以“体格”等论诗，可见许、胡二人的观点颇为相近。此外，谢榛《四溟诗话》亦有批评，如其曰：“陈思王《五逰》诗云：‘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群后集东厢。带我琼瑶佩，漱我沆瀣浆。踟蹰玩灵芝，徙倚弄华芳。王子奉仙药，羡门进奇方。’此皆两句一意，然祖于古乐府，观其《陌上桑》：‘湘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焦仲卿妻》：‘东西植松柏，南北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相逢行》：‘黄金为君门，白玉为君堂。’《羽林郎》：‘长裙连理带，广袖合欢裙。’此皆古调，自然成对。陈思通篇拟之，步骤虽似五言长律，其辞古气顺如此。”[7](p1192)其认为曹植《五逰》诗皆两句一意，祖于古乐府，通篇拟《陌上桑》、《焦仲卿妻》、《相逢行》等，其辞古气顺，古意尚存。这也体现出他们皆以体制论诗的特点。

其次，对曹植乐府四言诗的批评。关于曹植的乐府四言诗，许氏认为其源出于古乐府，文体自如，尚是乐府正体，不应以《风》《雅》求之，体现出其“本色”论诗的批评思想。如其评曰：“魏人乐府四言，如孟德《短歌行》，子桓《善哉行》、子建《飞龙篇》等，其源出于《采芝》、《鸿鹄》，轶荡自如，正是乐府之体，不当于《风》《雅》求之。”[1](p75)关于此，徐祯卿《谈艺录》亦有相类的批评，其曰：“韦、仲、班、傅辈四言诗，僒缚不荡。曹公《短歌行》，子建《来日大难》，工堪为则矣。白狼、槃木诗三章，亦佳，缘不受《雅》、《颂》困耳。”[8](p770)徐氏认为，曹操《短歌行》与曹植《来日大难》等乐府诗语言尚工，类于古乐府，汉代白狼槃木诗三章亦佳，皆未受《雅》、《颂》的束缚。此外，胡应麟也有评，曰：“子建《来日大难》，已乖四言面目，然汉人乐府本色尚存，如‘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自惜袖短，内手知寒，亲交在门，饥不及餐’之类。至嗣宗、叔夜，一变而华赡精工，终篇词人语矣。”[6](p11)他认为曹植的《来日大难》乐府诗，虽已乖四言面目，然而汉人乐府本色尚存，另如曹操《短歌行》与曹植《善哉行》等，及至阮籍、嵇康，一变为华赡精工的乐府诗语言。可见，他以本色论诗，对曹植乐府四言对乐府本色的遵循还是给予肯定的。这也难怪王世贞曾有如此的感慨：“《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长门》一章，几于并美。阿娇复幸，不见纪传，此君深于爱才，优于风调，容或有之，史失载耳。凡出长卿手，靡不秾丽工至，独《琴心》二歌浅稚，或是一时匆卒，或后人傅益。子瞻乃谓李陵三章亦伪作，此儿童之见。夫工出意表，意寓法外，令曹氏父子犹尚难之，况他人乎？”[7](p982)他认为对于《风》、《雅》本色的继承，能工出意表又能意寓法外，曹氏父子尚且很难，况且他人？这表明，他也是以“本色”论诗。

三、“体既端庄，语复雅炼”：对曹植工于诗作的具体批评

许学夷对曹植工于诗作的具体批评，主要集中于对其诗的体制、语言、俳偶与引事等方面的批评。首先，对曹植诗作体制端庄，语言雅洁凝练的批评。如其评曰：“子建《赠白马王》诗，体既端庄，语复雅炼，尽见作者之功，少时读之，了不知其妙也。元美极称之，谓‘悲婉宏壮，情事理境，无所不有。’”[1](p80)在此，许氏认为曹植诗悲婉宏壮，并引王世贞所评，认为其诗于情、事、理、境皆俱。许氏针对谢榛关于曹植诗语言的批评也有新的见解。谢榛评曰：“《古诗十九首》，平平道出，且无用工字面，若秀才对朋友说家常话，略不作意。如‘客从远方来，寄我雙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是也。及登甲科，学说官话，便作腔子，昂然非复在家之时。若陈思王‘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是也。此作平仄妥帖，声调铿锵，诵之不免腔子出焉。魏、晋诗家常话与官话相半，迨齐、梁开口，俱是官话。官话使力，家常话省力；官话勉然，家常话自然。夫学古不及，则流于浅俗矣。今之工于近体者，唯恐官话不专，腔子不大，此所以泥乎盛唐，卒不能超越魏、晋进而追两汉也。嗟夫！”[7](p1178)谢氏认为，《古诗十九首》语言自然，是家常话，曹植《情诗》诗句注重平仄、声调，因此他认为魏、晋诗家常话与官话相半，及至齐、梁，则皆是官话。学古人不及，则流于浅俗，并感慨时人工于近体诗者，囿于盛唐律诗却不能超越魏、晋进而追两汉。许氏则不太认同谢榛的观点而评曰：“谢茂秦谓：‘《古诗十九首》不作意，是家常话；子建‘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是官话。’予谓：拟之未当。若子建《赠白马王》诗，则全是官话也，然当官自不可无，此《风》、《雅》之辨。”[1](p80)其认为谢榛所评曹植《情诗》是官话，评之不当，若曹植《赠白马王》诗则全是官话，不过他也认为官话也并非要不得，此实属《风》、《雅》之辨。此外，谢榛对曹植《白马篇》的批评也体现出其不太赞同造语太工的做法，其评曰：“陈思王《白马篇》：‘俯身散马蹄。’此能尽驰马之状。《斗鸡》诗：‘觜落轻毛散。’善形容斗鸡之势。‘俯’、‘落’二字有力，一“散”字相应，然造语太工，六朝之渐也。”[7](p1206)谢榛认为曹植在《白马篇》和《斗鸡诗》中，“散”、“俯”等字有造语太工之嫌，是六朝绮靡之风的开端。而其另一条批评则语气平和了许多，其评曰：“凡诗用‘恩’字，不粗则俗，难于造句。陈思王‘恩纪旷不接’，梁武帝‘笼鸟易为恩’，谢玄晖‘恩变龙庭长’，张正见‘谗新恩易尽’，苏廷硕‘戈甲为恩轻’，杜子美‘漏網辱殊恩’，窦叔向‘恩深犬马知’，高蟾‘君恩秋后叶，日日向人疏’、李义山‘但保红颜莫保恩’，此皆句法新奇，变俗为雅，名家自能吻合。”[7](p1212)他认为凡诗用“恩”一般或粗或俗，难于成诗，但曹植《种葛篇》、梁武帝萧衍《直石头诗》、谢脁《永明乐十首》之五、张正见《白头吟》、苏廷硕、杜甫《建都十二韵》、窦叔向《端午日恩赐百索》、高蟾《句》及李商隐《槿花》等诗中，“恩”字用法皆新奇，能变俗为雅，自是名家手笔。可见，在许氏看来：“建安之诗，体虽敷叙，语虽构结，然终不失雅正，至齐梁以后，方可谓绮丽也。”[1](p84)

其次，对曹植诗对偶、骈俪的批评。如许氏评曰：“《三百篇》有‘观闵既多，受侮不少’、‘发彼小豝，殪此大兕’，《十九首》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青青河畔草，郁郁园中柳’，曹子建有‘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秋兰被长阪，朱华冒绿池’等句，皆文势偶然，非用意俳偶也。用意俳偶，自陆士衡始。王元美直谓‘俳偶之语，《毛诗》已有之’，岂以《三百篇》亦后世词人才子流耶？又或以《小雅》‘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斯，雨雪霏霏’为扇对，《楚辞》‘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为蹉对，大堪抚掌。”[1](p88)许氏认为《三百篇》、《古诗十九首》以及曹植的《情诗》、《公宴诗》等诗句，皆是文势出于偶然，非有意使用俳偶，有意使用俳偶则始于陆机，并引用王世贞的观点：《毛诗》即有俳偶之语，或以《小雅》诗句为扇对，《楚辞》诗句为蹉对，许氏显然与之不同。王世贞另有评曰：“‘东风摇百草’，‘摇’字稍露峥嵘，便是句法为人所窥。‘朱华冒绿池’，‘冒’字更捩眼耳。‘青袍似春草’，复是后世巧端。”[7](p978)他认为《古诗十九首》之十一“回车驾言迈”中的“摇”字稍露峥嵘，句法为人所睹，而曹植《公宴诗》中“冒”字更容易被识得，南北朝时何逊《与苏九德别》之“青袍似春草”句，更是后人用字巧妙之例。此评体现出曹植等魏晋六朝诗人逐渐工于字句的作诗倾向。此外，谢榛亦有评曰：“魏文帝曰：‘梧桐攀凤翼，云雨散洪池。’曹子建曰：‘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阮籍曰：‘存亡从变化，日月有浮沉。’张华曰：‘洪钧陶万类，大块禀羣生。’左思曰：‘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张协曰：‘金风扇素节，丹露启阴期。’潘岳曰：‘南陆迎修景，朱明送末垂。’陆机曰：‘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以上虽为律句，全篇高古。及灵运古律相半，至谢朓全为律矣。”[7](p1151)谢氏认为曹丕《猛虎行》、曹植《情诗》以及陆机的《长歌行》等诗，虽为律句，但全篇高古，及至谢灵运古律各半，至谢脁则全为律诗，此评也清晰地揭示出律诗的发展轨迹。可见，三人皆注意到了曹植诗与汉诗以及魏晋六朝诗对偶、声律等方面的异同与变化了。

再次，对曹植诗中引事的批评。《诗源辩体》评曰：“汉、魏人诗，但引事而不用事，如《十九首》‘谁能为此曲，无乃杞梁妻’、‘仙人王子乔，难可与等期’，曹子建‘思慕延陵子，宝剑非所惜’，王仲宣‘窃慕负鼎翁，愿厉朽钝姿’等句，皆引事也。至颜、谢诸子，则语既雕刻，而用事实繁，故多有难明耳。”[1](p114)许氏认为汉、魏诗，一般引事而不用事，如《古诗十九首》诗、曹植的《赠丁仪》以及王粲的《从军诗五首》等诗句，皆为引事，及至颜延之等诸子，则语有雕琢，用事繁多，故多有难明。

综上所述，《诗源辩体》对曹植诗的批评，许氏主要认为曹植诗已具备以下特点：其五言诗已体多敷叙，而语多构结；其乐府诗一改汉乐府之自由体制，语言渐有作用之迹，但仍无刻意于诗句对偶骈俪的工巧，亦多引事而非用事等。由此也折射出许氏的一些诗学思想：其基本继承复古派，主张师法汉魏古诗与盛唐律诗，重视诗之体制、格调，但其在诗歌的正变之辩等方面亦不乏创见：他认为汉、魏之诗有异同，但对曹植诗给予了肯定；他主张“审其源流，识其正变”，以“情兴”论诗；主张“体制为先”，强调体制的变化，并以“本色”论诗。当然，他也不免认识上的局限，譬如其同七子派一样，认为元和以降，诗不再为正体，正如其所云：“古诗至于汉、魏，律诗至于盛唐，其体制、声调已为极至，更有他途，便是下乘小道”。[1](p321)

[1][明]许学夷.诗源辩体[M].杜维沫，校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通史:明代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3]汪泓.许学夷诗源辩体清代流传不广探因[J].江西社会科学，2012，（12）.

[4]杨明.“兴象”释义[J].中山大学学报，2009，（2）.

[5]方锡球.许学夷诗学思想简论[J].文学评论，2001，(1).

[6][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7][清]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8][清]何文焕辑.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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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2）07-0125-04

杨贵环（1974—），女，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

责任编辑 邓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