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伟礼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200020）

杰出继承上的重大创新：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新视角
——评荣开明先生的《邓小平理论新探》

程伟礼

（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200020）

荣开明先生40多万字的新作 《邓小平理论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邓小平理论与世纪之交的中国》的最终成果。荣先生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研究和编辑工作，曾任《江汉论坛》主编、湖北省社科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小平理论研究会秘书长等职，多年来他十分关注并亲身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探》以全球视野、发展眼光全景式探讨邓小平理论体系的科学含义、理论贡献、理论功能、体系结构、历史依据、实践基础和重大创新，因而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新探》一书对于邓小平独具的品格特色，把握得格外生动准确。作者认为邓小平具备的特有品格是十分全面的：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沉着坚韧、从不消沉、乐观进取、无限坚贞、发奋有为、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目光远大、胸襟开阔、崇尚实干、行动果断等。在所有这些品格中，尤其是实事求是、不说假话；信念坚定，乐观进取；无私无畏，敢字当头；尊重实践，热爱人民；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文风朴实，语言明白的评价，显得尤为突出鲜明，恰如其分。

《新探》提出邓小平理论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是，在杰出继承基础上的重大创新。作者主张，在理论的源与流关系问题上，我们既要看到“流”的各具特色，更要看到“源”的“一脉相承”。科学社会主义是近一百六十多年来国际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主流，在其流经的不同地段，由于地质、地貌、地形的差异，在流动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特色。科学社会主义后继者的创新和发展，总不能离开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科学体系的总源头，丢掉马克思主义“老祖宗的根本”。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杰出继承是系统而全面的，从哲学思路、唯物史观基本运用到社会基本矛盾等，杰出继承主要是创造性的继承，而不是平庸的、简单的重复。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永葆其强大生命力的奥妙所在。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个别问题上的创新，而是带有全局性的阶段性的重大创新。这种重大创新体现在理论重心的转移、体制目标的转换、理论观念的整体推进和更新、理论体系的新构想四个方面。具体说来，表现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中国现代化的新构想、民主法制思想的新建树、精神文明的新视野、人才思想的新论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新贡献等各个方面。

譬如，在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上，作者既肯定了市场经济资源配置市场化、企业活动自主化、企业产权明晰化、宏观调控间接化、保障制度社会化、交易过程规范化；同时又强调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完善、现代市场体系进一步完善、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推进、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新突破。在中国现代化的新构想上，作者肯定了邓小平的跨世纪构想是全面深刻、立体网络式的，时间上从18世纪到21世纪，空间上既立足中国，又面向世界，内涵上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包括政治、思想、科技、教育、文化诸方面，既有物的现代化，又有人的现代化；从宏观整体上，既有整体性的社会转型，又有加速度的历史超越、突破性的制度创新。在民主法制思想的新建树上，作者既肯定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必须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社会系统工程，又强调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指明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内容，并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方针，特别是坚持政局稳定、人民团结和生产力持续发展三条标准。在精神文明建设的新视野上，作者既肯定邓小平面向世界为精神文明建设定位，而且面向未来为精神文明建设定向，发展目标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发展方向要实现经济、社会、人、自然之间的和谐与协调。在人才思想的新论述上，作者既肯定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正确看待知识分子，选贤任能，促使人才结构合理化，又强调破格选拔优秀人才，加强人才交流，实现人才管理制度化。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新贡献上，作者既肯定邓小平对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的继承与坚守，又强调他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新运用、矛盾分析方法的新发挥、改革方法的新创造，如摸着石头过河、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看准的大胆闯不争论、发展才是硬道理、制度是决定因素、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国两制”等等。

荣开明先生的学术视野开阔，理论信仰坚定，治学态度严谨，为人处事谦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史上，从孙中山、毛泽东到邓小平一步步艰辛探索直至形成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其中也离不开像荣开明先生这样一代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献身于理论创新事业的平民理论家。

责任编辑 张晓予

程伟礼（1949—），男，上海社会科学院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