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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需要范畴的意蕴探析
——从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出发

2012-04-12鲁长安

湖北社会科学 2012年7期
关键词:马恩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

魏 强,鲁长安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马克思恩格斯需要范畴的意蕴探析
——从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出发

魏 强,鲁长安

(武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人的需要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重要理论和实践问题。分析把握马恩关于需要范畴的多重意蕴,是正确理解人的需要和建立完善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的基础工作。从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从唯物史观角度系统阐述人的需要问题的文献出发,探索马恩需要范畴的多重意蕴,即生存需要是一切人类历史的基本条件,发展需要是人类本质力量的持续展现,最高需要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对深入精准地理解马恩需要范畴的丰富内容和建立完善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不无裨益。

《德意志意识形态》;需要;意蕴

需要范畴、需要问题、需要理论,是当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不管是从价值领域、实践领域还是关系领域探讨马克思主义需要范畴和需要理论,理解需要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变革意义,须首先从马恩系统阐述人的需要问题的核心文本出发,全面地分析和把握需要范畴的多重意蕴。以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这篇从唯物史观角度系统阐述人的需要问题的文献为基础,探究分析马恩需要范畴的深刻意蕴,对深入精准地理解马恩需要范畴的丰富内容和建立完善马克思主义需要理论不无裨益。

一、生存需要是一切人类历史的基本条件

历史是人通过劳动创造的过程,而生产劳动又源于生存需要。没有生存需要,就无所谓生产劳动,没有生产劳动,也就无所谓人类历史。为满足人们吃喝住穿等需要,人们首先就得通过劳动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进而不断创造人类历史。因此,生存需要促使劳动的产生,劳动的产生推动历史的发展,可见,生存需要是唤醒人类生存行为和推动历史前进的泉源。马恩认为,只有满足人们的生存需要,才有“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只有“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才可能创造“全部人类历史”。他们首先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境遇中考察人的生存需要,认为生存需要是“创造历史”的本源性动因。

生存需要固然不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却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前提。“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p519)离开“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离开“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更无所谓生存需要,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便无法存在。为了让生命得以存在和延续,维持肉体组织的存在,必然需要生产生存资料。“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1](p531)这是历史展开的第一个事实,它遵循的线性行动逻辑是:需要→生产→生活→“创造历史”。具体而言,就是为满足吃喝住穿等需要,必须进行生存资料的生产,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又不断地创造和延承生活,即不断创造历史。不管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不管是野蛮人,还是文明人,只要是由人构成的社会,为获取生存资料都必须“向自然界开战”。因此,吃喝住穿等生存需要,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是内在的源发性驱动力,这种历史驱动力源于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自然“不可避免”的客观需求关系。

生存需要是历史产生的泉源,同时促进新的需要的产生,推动历史的发展。肉体的个人以“人的方式”满足“吃喝住穿”等生存需要,这种“人的方式”区别于动物,促进新的需要的产生,推动历史的车轮。马恩将生存需要称为“第一个需要”,并指出,“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1](p531)这是马恩紧接着第一个前提提出的第二个事实。

“有血有肉的个人是我们的‘人’的真正的基础,真正的出发点”[2](p330),吃喝等生存需要与动物的吃喝等生存需要的内容并无实质区别,“吃、喝、生殖等等,固然也是真正的人的机能。但是,如果加以抽象,使这些机能脱离人的其他活动领域并成为最后的和唯一的终极目的,那它们就是动物的机能。”[1](p160)人与动物的区别,不在于这种生存性需要的内容不同,而在于满足生存性需要的方式不同,即人类通过生产劳动来满足需要。原初劳动则是维持肉体个人生存需要的手段。“劳动这种生命活动、这种生产生活本身对人来说不过是满足一种需要即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1](p162)此时,人的需要是自然需要,是生存需要。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尽管人的自然属性产生人的生存需要,同动植物的需要并无实质不同,但是,人们最初的物质联系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并且随着需要的不断发展表现为历史。新的需要的产生,说明需求开始发达,历史活动开始产生。“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1](p575)它遵循这样的线性行动逻辑:已经满足的第一个需要(需要本身、需要活动和需要工具)→第二个需要 (新的需要)→“历史活动”。人们开始的物质联系是由生存需要和生产方式所决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需要内容的拓展,这种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物质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就表现为历史。谋生条件的变革及其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会产生新的需要和利益,而新的需要和利益会变革人们之间的物质联系,促成“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驱动历史向前发展。

二、发展需要是人类本质力量的持续展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需要层次会逐渐提高,需要内容会无限扩大,必将日益脱离动物界范畴的生存需要。并且,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虽然生存需要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然而,生存需要只是人类的原初需要,并非人类的发展需要,人们不仅要为生存需要的满足而斗争,也要为满足发展需要而斗争,“准备为取得高级的享受而放弃低级的享受”[3](p623)。

满足生存需要是促进发展需要的前提,促进发展需要是满足生存需要的必然指向。恩格斯多次强调发展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必须以满足肉体组织的需要为前提。“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4](p601)。生存需要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第一个需要”满足以后,必将产生新的需要。发展需要的产生,以及发展需要的满足本身,是“现实交往”和“现实生活”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受着“现实交往”和“现实生活”的制约。“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5](p515)之所以单个人的历史不能脱离以前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是因为,单个人的生产和需要被“现实的交往”和“现实的生活”所决定。而这种需要的满足方式通过“两性关系、交换、分工”将“从自己出发的”、“不需要发生任何联系”的个人联系起来,形成相互的现存关系。正因如此,每个人都是“处在生产力和需要的一定发展阶段的个人”。

横向来看,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一切人的发展;纵向来看,后代的发展必然继承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后代的发展总是在既有条件基础上的能动发展。发展需要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结果,是人类本质力量不断彰显的必然结果。发展需要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人类的生产在一定的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不再是单纯为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为发展资料,为社会地生产出来的发展资料而斗争,对于这个阶段,从动物界来的范畴就不再适用了。”[3](p623)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类实践活动不断深入,生存资料不断丰富,人们不再单纯地为满足生存需要的生存资料斗争,而是为满足发展需要的发展资料斗争,为发展资料斗争的过程是人类本质力量不断展现的过程。

然而,受分工和私有制的束缚,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导致发展需要的异化,取得一定发展的有限生产力导致发展需要的失衡。私有制条件下的劳动是同自身相异化的劳动,“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1](p193)。异化的人的本质导致人的发展需要的异化,在改造人的生活和为人的解放作准备的同时“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异化条件下的劳动,“人”并没有实现“人作为人”的发展需要,而全部历史的发展就是发展需要不断趋近“人作为人”的需要的过程。“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1](p194)“人作为人”的需要,首先要求褪去劳动的“异化形式”,还原劳动作为人的第一需要的本性,消除人的本质力量的异化,满足人的发展需要。

异化劳动造成的是异化的人的本质,而异化的人的本质力量体现出的又是异化的发展需要,即将劳动视为满足劳动以外需要的手段。那么,“人……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动物的东西成为人的东西,而人的东西成为动物的东西。”[1](p160)劳动沦贬为生存性手段,发展需要降堕为动物的生理机能。劳动成为不自觉、不自由、无意识的与劳动主题相脱节的外在于劳动者个人的活动,这样的劳动与个人相对立、与真正需求相悖逆、丧失劳动本真。劳动者只不过是“会劳动的动物”,被“当做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1](p125),结果便是,受取得一定发展的有限生产力制约,发展需要只能满足部分人,私有制的产生又让这种发展为少数人垄断。“作为过去取得的一切自由的基础的是有限的生产力;受这种生产力所制约的、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生产,……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5](p507)生存斗争变成为享受而斗争,要实现多数人以及每个人的发展,促进发展需要不断向“人作为人”的需要趋近,必须消除异化劳动。发展需要不同于第一重的动力式需要,而是一种确证式需要,一种主题式需要。发展需要不是被对象异化的需要,而是被对象确证的需要,是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对象得以确证的需要。发展需要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真实展现,即并没有被对象异化,而是被对象确证的人的本质力量的需要。整个人类历史社会发展需要的实现过程,是人类本质力量持续展现的过程,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过程,体现为“生存需要→满足生存需要→发展需要Ⅰ→满足发展需要Ⅰ→发展需要Ⅱ→满足发展需要Ⅱ→……”的矛盾运动和螺旋上升的过程,直至最后达致人类的最高需要。

三、最高需要是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实现

发展需要是人类本质力量不断展现的升华性需要,发展需要的最高层级是“人作为人”的需要,即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如果作为真正的人,人对人的一切关系,人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人对劳动的关系,都是人的现实的个人的生活,都与主体的意志相符合。劳动此时成为人的真正需要、体现人的真正需要。“我们现在假定人就是人,而人对世界的关系是一种人的关系,那么你就只能用爱来交换爱,只能用信任来交换信任……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个有艺术修养的人。如果你想感化别人,那你就必须是一个实际上能鼓舞和推动别人前进的人。你对人和对自然界的一切关系,都必须是你的现实的个人生活的、与你的意志的对象相符合的特定表现。”[1](p247)然而,马克思只能“假定人就是人”,要真正还原人、解放人、实现人,还在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变革旧的生产方式,让否定人、压抑人的劳动成为肯定人、发展人的劳动。只有到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会产生“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6](p52)。那时,个人不再奴隶般地服从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同样会消失,劳动不仅只是为谋生,而且还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每个人便能充分地发展体力、智力和能力,从而不断获取生存资料、发展资料和享受资料满足每个人一切合理的需要,那时,个人的独创和自由发展将会真正实现。

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4](p460)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便不会有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无产阶级不会自觉地联合起来取得社会生产力,社会的全体成员同样不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分配和管理,还只能是少数人垄断发展权,每个人的一切合理需要更不会得到满足,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也不会实现。

需要本身离不开劳动,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高需要,同样离不开劳动,而且首先要让劳动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如果科学……只知道那种可以用‘需要’、‘一般需要!’的话来表达的东西,那么人们对于这种高傲地撇开人的劳动的这一巨大部分而不感觉自身不足的科学究竟应该怎样想呢?”[1](p193)可见,不管是满足生存需要,还是促进发展需要,直至实现最高需要,劳动都发挥着关键作用。“第一个需要”和“生活的第一需要”,并不是马恩所指的最高需要。人的根本是人本身,满足人的生存需要、促进人的发展需要以后,最终还是为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因为,消灭私有制,是为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p53)要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须让人人都参与劳动、自愿劳动,从而获得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即“通过有计划地利用和进一步发展一切社会成员的现有的巨大生产力,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1](p709)变革旧有的生产方式是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最高需要的社会前提。个人受分工支配,分工限制个人发展。因此,“旧的生产方式必须彻底变革,特别是旧的分工必须消灭。……一方面,任何个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产劳动这个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中所应承担的部分推给别人;另一方面,生产劳动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全部能力即体能和智能的机会”[8](p310)。唯有如此,生产劳动才会褪去异化形式,成为解放人的手段,从一种负担变成一种快乐。

可见,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要不断发展生产力,让人们共同取得社会生产力,并消灭分工和私有制,将异化的劳动还原为本真的劳动。只有这样,自由联合体才能形成,生产劳动才会从奴役人的手段变为解放人的手段,真正让人体会到劳动是一种能力的展现,是一种解放的表现,是一种快乐的享受,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A811

A

1003-8477(2012)07-0013-03

魏强(1986—),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鲁长安(1982—),男,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历史、理论和现实”的阶段成果。项目编号:201111501020006

责任编辑 张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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