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芬

（广州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外语系，广东 广州 510800）

苏珊·巴斯奈特认为，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这两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都一直经历着的种种过程始终是惊人地相似，因而可以导向相同的方向，也即二者将最终认识到一个更为国际化的语境，同时也需要平衡本土与全球的话语（Bassnett&Lefevere,2001:133）。可见，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共性早在数十年前就存在了。因此，苏珊·巴斯奈特继20世纪初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后又在20世纪末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是两个研究领域互相融合的必然。

一、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翻译转向”的发展过程

在《文化构建——文学翻译论集》第八章“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中，苏珊·巴斯奈特从翻译研究的发展历程、埃文·佐哈（Even Zohar）多元系统论、文化研究起源及其与翻译研究的关系等方面，阐述了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以及两者的异同之处，重点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

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地位还很低，它仅是语言学和文学领域的一个弱小分支，而且在新兴的文化研究领域根本没有地位可言。翻译研究地位的改变是1976年在比利时洛文天主教大学召开的第一次学术会议。而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统论”(polysystem)假说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开辟了新的研究途径。多元系统论假说来源于俄国形式主义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并结合研究派的理论对影响翻译过程的各种因素进行了深入研究。该观点可以看作是文化转向的萌芽，因为它已经突破了传统的语言学翻译观，即脱离字词、句法等从文化视角研究翻译。随后，苏珊·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继续发展多元系统论，在8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从文化角度看待翻译的论文和专著。到90年代初，他们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问题，他们声称，“翻译的操作单位既不是单词，也不是文本，而是文化”（Bassnett&Lefevere,1990:8），这在翻译理论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苏珊·巴斯奈特提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后，又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她指出，翻译研究既利用语言学方法，又已经超过了语言学，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已经形成，现在开始出现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Bassnett&Lefevere,2001:123-139）。巴斯奈特认为，当翻译研究呈现多元系统理论时，文化研究更加深入地探究性别理论和青年文化研究。此外，文化身份、多元文化主义、语言多元论等问题也提上了日程。

二、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翻译转向”的理据

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之间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现象引起学者对这两个研究领域的共同关注。早在上世纪50年代，卡撒格兰德就提出，“译者事实上不是在翻译语言，而是在翻译文化”（引自曾文雄,2006:90）。苏珊·巴斯奈特把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联系起来，追溯两者过去30年中平行发展的历史，她认为两学科跳出各自轨道联合发展的时候已经来临，翻译研究已向文化转向，现在该文化研究向翻译转向了。

那么文化研究如何向翻译研究转向呢？对这一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探讨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因为只有在二者有关联的前提下，才能探讨转向问题。翻译研究学派向来注重从宏观的社会文化角度来考察翻译问题，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在各自的领域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它们的共性表现在：第一、在研究性质和研究对象上，两者都具有高度的跨学科性且密切相关；它们都转向了对人种论、历史学及社会学的研究。第二、在方法论上，翻译研究走出了没完没了的关于“对等”问题的辩论，转而讨论跨越语言界限的文本生产所涉及的诸多因素；同样，文化研究放弃了那种与传统文学研究相对立的说教式阶段，越来越紧密地关注文本生产中的霸权关系问题。第三、在当前的发展状况上，二者都正经历着后结构主义思潮的洗礼，并且正在走向国际化（Bassnett&Lefevere,2001:133）。

正是由于翻译研究越来越关注文本同生产它、阅读它的更大的文化语境的关系，翻译正日益成为文化研究尤其是后殖民话语下的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实践场所和隐喻，这也是巴斯奈特继1990年提出翻译研究中的文化转向之后再次提出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的重要理论和事实依据（胡翠娥,2007:48）。我们认为，既然二者存在共性，那么巴斯奈特继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提出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就是在情理之中了。且任何跨越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和文化的文化研究都离不开翻译的中介，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超越了语言文字之局限的文化的翻译，那么呼唤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就应是理所当然了（王宁,2006:13）。

三、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翻译转向”的优势及不足

（一）文化研究“翻译转向”的优势体现

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文化对翻译活动的操纵上，如勒弗维尔提出影响翻译的赞助人、意识形态和诗学三要素，佐哈的多元系统理论，图里的翻译规范等（石春让,2008:83）。由此可见，从文化角度考察翻译，一般以文化为中心，考察翻译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

翻译在文化研究的作用如何？我们需要从文化研究的概念说起。文化研究除了包括种族研究、性别研究及区域研究外，还包括大众传媒研究。既然翻译属于广义的传播媒介之范畴，因而将翻译研究纳入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无疑是比较恰当的（王宁，2006:23）。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对于反拨文化研究中的英语中心主义模式，率先以翻译学为切入点把文化研究扩展到文化的大语境之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翻译研究的再度兴盛和文化研究受挫，文化中“翻译转向”已被证明是势在必行的，而且必将有着广阔的发展前景（王宁,2006:4）。

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给文化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研究视野，文化研究把翻译研究纳入其领域，更加丰富了其研究范畴，加深二者的紧密联系。文化研究的深入使学者们注意到语言问题、翻译问题，并把翻译作为文化研究的资源，形成了所谓的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从而从外部促进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谢天振,2006:5）。因此，苏珊·巴斯奈特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的提出使原来的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两个领域交相辉映，相得益彰。

（二）文化研究“翻译转向”的不足之处

苏珊·巴斯奈特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这促进了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进一步结合。但是，她没有通过具体实例验证文化研究是如何转向翻译研究的。也就是说，巴斯奈特只是宏观上提出了“翻译转向”的概念，并没有微观地阐述这一理论的实际意义。

向特里维迪(Harish Trivedi)提出，“文化研究显然在更广的领域、更具有理论的摧毁力量面前，继续隆隆向前，不关注也不接受翻译研究学者所提出的建议……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依然是一个未实现的迫切任务，一个未竞的事业”（引自黄德先,2009:17）。看来，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的融合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磨合，以便两者能走出各自的轨道共同发展。

毛思慧指出了翻译流行文化的双重边缘化处境，是由于文化研究不受重视，流行文化的翻译也不受重视。他认为，虽然巴斯奈特提出了“文化研究中的翻译转向”，但实际上文化研究领域却没有敏感地意识到翻译研究的价值所在（引自李波,2008:56）。同时，巴斯奈特也认为：文化研究没有认识到翻译的重要性，此外翻译学者也要乐意参与对话，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才会成为可能（引自黄德先,2009:17）。

四、结语

文化研究“翻译转向”扩大了文化研究的范畴，这既是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观点的补充，又是丰富文化研究和翻译研究成果的体现，这将促使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的进一步联姻。笔者认为，在跨学科研究成为研究潮流的今天，文化研究与翻译研究之间的结合也是必然，但是怎样结合，结合到什么程度，以及具体结合的策略何在，这些都有待进一步探索和研究。

我们应该批判性地待之，防止孤立地看待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我们提倡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旨在提高翻译研究中的跨学科性质，强调翻译研究能够为其他理论研究，尤其是文化研究，提供重要视角，朝着有利于两者的方向和谐发展。

[1] Susan Bassnett.&A Lefevere.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M].London&New York:Pinter Publishers，1990：8.

[2]Susan Bassnett.The Translation Turn in Cultural Studies[A].In S Bassnett.&A Lefevere(eds.),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123-140.

[3]胡翠娥.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11）：45-49.

[4]黄德先.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的未来——苏珊·巴斯奈特访谈[J].中国比较文学，2009（2）:15-22.

[5]李波.全球/本土张力视角下的中国翻译研究——《翻译、全球化和本土化：中国视角》评介[J].中国翻译，2008（4）:54-57.

[6]石春让.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J].外语教学，2008.（3）:81-84.

[7]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6：3-30.

[8]谢天振.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之后——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比较文学意义[J].中国比较文学，2006（3）：1-14.

[9]曾文雄.“文化转向”核心问题与出路[J].外语学刊，2006 （2）:9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