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 琴

（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7）

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今天，大学生传统文化教育显得非常重要。《中国哲学概论》课程就是大学生传统文化素养培育的课程。笔者认为《中国哲学概论》课程教学，应改变以往的“概论型”的公选课通识教育模式，探索“经典精读”模式，把通识教育理解为博雅教育，强调按照“点”——“线”——“面”的思路和方法，通过对于某一学域特定“经典”选择性的“精读”，小班讨论，得到具体文本的“阅读体验”和“阅读方法”，进而举一反三，知微见体，成为日后继续学习的方法论预备。从“概论型”到“经典精读型”，是当代中国大学通识教育模式的转化，有利于深化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概论型”的公选课模式和“经典精读”模式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着眼于“泛知”，后者着眼于包含阅读方法建构和阅读体验培养的“精悟”。“经典精读”模式是真正符合大学人文素质教育的能力性、理解性的要求的。《中国哲学概论》课程教学的探索实践了上述模式的转化。

通识教育是指一种“通材”、“全人”的教育，其概念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的博雅教育意念。通识教育本身源于19世纪，现代大学的学术分科随着社会各个领域的专门化，其专业太过专门、知识被严重割裂，于是通识教育理念应用而生，目的是培养学生多向度思维和广阔的知识面，得以能将不同的知识融会贯通，从“通材”走向“通人”。从20世纪起，通识教育已广泛成为欧美大学的必修科目（哈佛大学教学理念第一条就是通识教育）。大学通识教育在中国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近年来受到高度的重视，内地也逐步跟进，这也反衬出我们对当今高等教育侧重专门教育、忽略基本素养和广博视野的弊端开始进行深刻反思的趋向。美国大学的通识教育有悠久的历史，历经了漫长的演进和改革，其理念主要包括理想常经主义的通识教育、进步实用主义的通识教育、精粹本质主义的通识教育，对当代世界各国大学教育影响甚巨。

二

《中国哲学概论》课程教学的“经典精读”模式，可以从备课、授课的一般要求与具体要求的改革来实现。

从一般要求上来说，有教材选择、教学态度、授课方法、教师素养几个方面。

其一，教材选择。《论语》我选李泽厚注解的，《道德经》我选陈鼓应的版本，都是今人注解，既忠实于原文，又有时代特色，也比较容易理解，我甚至鼓励学生人手一本，作为藏书保留。在这里，经典版本的选择其实表明了经典精讲课程作为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课程的特点：着眼于经典的思想性而不是学术性。显然，作为通识教育而非专业教育，课程的思想性以及时代要求的重要性要高于学术性，着眼于思想大体而不执拗于版本、注解之局部得失错漏，略其小节而顾其大体。但是也有个度，对明显的版本学、校勘学、训诂学瑕疵，也要说明力图避免。

其二，教学态度。上课时，先和学生一起朗读，要有汤用彤所谓的“同情的默应，心性之感应”［1］的感情和热情去阅读，又要有程颐所谓的读经法［2］，尤其是其中“句句而求之，书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的语句，然后讲解，最后再重读这段文字。下一次上课时复习上次课所阅读的，鼓励学生背诵下来，至少是一些经典的语句，这样有助于理解，也有助于巩固阅读成果。另一方面，还要防止太过用现代的思维来解读经典，尽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合理的也是必要的。也要防止用太过西方化的思维来解读。上述两种情况不注意的话，会有严重的误读。

其三，授课方法。老师讲解和学生小班讨论相结合。向大学生讲经典，应该把他们看成是平等的阅读、研究伙伴，随堂多设小型讨论，师生一起共同探讨经典的精神实质和时代意义。对于一些学生困惑的问题，不要先入为主，更不要急于下结论，回到经典本身就具体的文本去回答这些问题。中国传统文化真的是过时的吗？道家的“自然无为”如何面对这个激烈竞争的社会？《老子》真的是愚民政策吗？对于这些高度争议的问题，要深入文本，仔细甄别。事实上，《中国哲学概论》课程在很多的方面极大地改变了学生的认知方式以及诸多的成见和误解。这是尤令人欣慰的。

其四，教师素养。首先要有比较厚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功底，以及对中国哲学史的熟练了解，教师最好有一定的西学功底。另外，教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热爱的态度，有文化传承的使命感和文化再造的信心。在学识、人格上感染学生，不妨做个具有时代意识的“老学究”，中国哲学特别强调“为人与为文”、“知行合一”的品质，这些因素在经典精读课堂上是十分重要的。

从具体要求上来说，有儒道轮讲、按照“点”——“线”——“面”的发散思路、从“文本”走向“问题”、体现时代性和实效性、还原“经典”发生和进行的场景几个方面。

一是儒道轮讲。如果本学期主读《论语》，佐读《孟子》（《孟子》是对《论语》的理论化和系统化，是对于孔子浪漫主义的发挥，孔子现实主义思路由荀子接继，但是中国文化传统主体是“孔孟之道”），那么下学期就主读《道德经》，佐读《庄子》（《庄子》是《道德经》的合理发展）。为什么不同读？还是时间制约问题。可以根据效果扩展其它经典，比如“四书”通读，比如“六经”通读等。由于是计学分的课程，不可重选，学生可以在下学期旁听上学期没听到的儒道其中的一家。可根据情况适当扩展到佛家，毕竟佛家对中国也是影响甚巨，禅宗作为中国化佛教，本身也是糅合儒释道三家的结果，六祖《坛经》也是不错的精读文本。比如讲《论语》时的课程内容设计大致是：①文化专题：从文化复兴走向民族复兴。②儒家文化总讲。③儒教、儒家哲学以及儒家哲学史总讲。④经典解释学总讲。⑤阅读方法总讲（以朱熹著《二程读孔孟法》为底本）。⑥大约从第七周开始阅读经典，还要梳理《论语》史，并对《论语》做校勘学训诂学说明。相应地，道家《道德经》也是如此：①文化专题：从文化复兴走向民族复兴。②道家文化总讲。③道教、道家哲学以及道家哲学史总讲。④经典解释学总讲。⑤阅读方法总讲。⑥大约从第七周开始阅读经典，还要梳理《道德经》史，并对《道德经》做校勘学训诂学说明。前面的通论是为后面的经典阅读做知识上、方法论上的准备。在这里要重点对阅读方法有详细讲解，阅读方法实际上涉及到经典解释学问题，以西方哲学里的解释学为基础，重点结合中国经典解释学的原则、方法，比如说孟子的“以意逆志”解释法，以逐层推进为关键的语言解释，以唤醒体验为契机的心理解释等等。

二是按照“点”——“线”——“面”的发散思路。儒家方面，走《论语》——儒家——儒道对比——中国哲学路线，同样的是，道家方面，走《道德经》——道家——儒道对比——中国哲学路线。具体文本之于学术流派，学术流派之于哲学类别，哲学类别之于哲学本身，上下穿插，力图不孤立谈文本，始终在一定的思想和学术框架内去理解文本，而具体文本的阅读和体验也为抽象的思想和学术框架提供证明。就“点”来灵活谈“线”和“面”，这就使本课程和单纯的原著选读区别开来。原著选读类课程着眼于“点”，而作为通识教育课程由于专业区隔以及时间关系，通识教育的课程又必须强调“线和面”，所以纯粹的原著选读课程比较适合专业教育而不适合通识教育。这样在通识教育前提下，“点”——“线”——“面”的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见微知体。另外，问题配以具体文本，言之有理，持之有故，可以一定程度缓和“史”与“论”的矛盾。

三是从“文本”走向“问题”。以问题为导向，这是经典阅读的总方法。不空论问题，不奢谈智慧。比如在《论语》里接触到“仁”，就对“仁”的思想做一个哲学史的鸟瞰和梳理。读到“亲亲相隐”，就对这一古老的伦理——法律问题做一个专题讲解。《道德经》第七十九章谈到以德报怨的问题，可以结合《论语》、《圣经》、《佛经》中的相关理解来综合地谈论这个问题，甚至可以中西哲学对比，这样就可以从“文本”走向“问题”，不会泛泛而谈了。照此下去，会在阅读过程中找到很多的中国哲学理论点和热点问题，在具体问题引导下，问题可以历史性呈现，也可以做学理性论证，又不脱离文本语境，必定能更好帮助学生理解。

四是体现时代性和实效性。由于时间问题制约，根据问题的重要度，讲解要详略得当，对于一些具有时代意义的问题详谈。比如《论语》中的“君子不器”句，或者《庄子》中的“无用之大用”句，可以结合当代的教育问题做评论。再如对《道德经》中的“大制不割”句，可对当代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或者管理问题做主题评述。谈到“中庸”问题，大学生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也实在是一知半解，可以调动中国哲学史上的资源，整体而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重点讲解中庸为什么不是“折中主义”，不是“保守主义”，还可结合亚里士多德的“中道主义”来对比，切实解决学生的理论困惑。直接面对文本，正本清源，破除似是而非的一些结论（比如《论语》中孔子“唯女人与小人难养”句，就结合文本，说明此句话的具体语境，此句中“女人”并非所有女子，而特指对孔子大不敬的南子，这样就把孔子歧视女子的以讹传讹的恶号给去掉了），着重解答大学生关心的问题。

五是还原“经典”发生和进行的场景。这一点对于阅读体验的累积很重要。现代解释学和接受美学理论都强调文本——作者——读者三者之间的“视域融合”，所以经典阅读不是单纯的程序性的教条记忆，应该复活经典发生的历史场景，并且自己要切入当时的场景，进行“角色演绎”，这样才可以更准确地把握经典原意。北宋程颐有言：“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虽孔孟处复生，不过以此教人。苦能于论孟中深求玩味，将来涵养成甚气质！”［3］“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这一句道尽读经典心法之要。经典阅读中的阅读体验的获得，既是较为本真理解经典原著的前提，也是以后融会贯通、举一反三，进一步经典阅读的心理能量的储备。

三

突破“概论型”公选课以知识教条为授受目的的机械模式，进入以动态思维、问题导向、阅读方法探索以及阅读体验储蕴的“经典精读”模式，是新时期深化素质教育的客观要求。经典精读的通识课程模式，也是和方兴未艾的当代“读经热”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后者更体现在社会层面，而前者仅限于大学。有选择、讲方法的“读经”是符合社会要求也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我曾经做过一个调查，当代大学生对于中国古代经典的了解、无知到让人担忧的地步。现在，国外“孔子学院”是越来越越多，这种差异是不太正常的。亡羊补牢犹未晚，大学生读经，既承担传统文化启蒙的任务，也承担着中国传统文化传承和再造的历史责任，也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好的途径。从“概论型”到“经典精读型”通识课程模式的转变，既是对当代“读经热”的呼应，也是大学通识教育的客观要求。

［1］汤用彤说到理解的方法：……而无同情之默应，必不能得其真。哲学精微，悟入实相，古智慧发天真，深思明辨，往往言约旨远，取譬虽近，而见道得弘。故如徒于文字考证上追求，而无心性之体会，则所获者其糟粕而已。“见氏著《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1页。

［2］程子曰：“学者当以论语孟子为本。化语孟子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矣。读书者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圣人这所以至于圣人，而吾人这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书诵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可见矣。见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44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朱熹对读书方法有系统论述，《总论为学之方》、《读书法》二文收录于《朱子语类》中。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