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明

（湖北经济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部，湖北 武汉430205）

北洋政府时期，社会混乱、府库空虚，军政各费仅靠各地解送中央的部分款项难以撑持。于是，举借外债、滥发内券成为政府偷渡难关的灵丹妙药（外债如善后大借款、西原借款等；内债如民元6厘公债，发行定额2亿元，以全国的契约、印花税为担保，发行折扣为九二折[1]）。值此财政捉襟见肘之情境，教育经费愈益面临枯竭的边缘，而仅有的教育经费或被他用，或化为军费，能实际用于教育的资金少之又少。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百科全书式”的新闻媒体，《大公报》不可能对当时的教育现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而是一秉“开风气，牖民智”[2]之宗旨，对教育经费问题阐发其宏识大义、灼见真知，为中国教育发展道路的顺畅，提供舆论准备，营造探讨氛围。

一、关注经费，牵系教育

（一）呼吁政府解决教育经费问题

1914年，中央与地方互相告穷。皖赣粤军队，兵变猝起，“兵团冲突，交哄互诟”；[3]白朗起义，“横行中原，越郡跨州，如履无人之境”。[4]国家危机四伏，颓败丛生，而袁政府却挥霍甚夥，鲜有顾及教育。“就令教育事业，统通消灭，括其所有，曾不足供政府中人一瞬之挥霍”。同时，政府中某些人附和社会上废教育、复科举的风头，一意以摧残教育为“职志”。该报批评道：“夫天下断无无教育而可以立国之理，裁减教育费，以挪作他用，比之饮鸩，尤为危险”[5]。尽管袁世凯一意孤行，另有他谋，不可能为媒体的一时感慨而放慢其帝制自为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