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婷婷

（福州大学阳光学院外语系，福建福州350015）

言志与抒情：《长恨歌》与《桐壶》外貌描写比较

沈婷婷

（福州大学阳光学院外语系，福建福州350015）

通过比较《源氏物语》首卷《桐壶》和《长恨歌》中人物的外貌描写，可以发现有别于通过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来寄予作者批判现实、抒发志向的中国文学，紫式部并不关注对现实的批判，而是意在“物哀”、抒情，同时又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因此对外貌描写着墨不多，着重刻画的是人物在恋爱中的内心感受。

长恨歌；桐壶；外貌描写；物哀

《源氏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名著，被誉为日本文学的高峰。一提到《源氏物语》，学界很自然地要联想到白居易的《长恨歌》。确实，精通汉文学的紫式部在创作《源氏物语》时受《长恨歌》的影响颇深。

《长恨歌》和《源氏物语》这两部相距200多年的作品，虽然文体不同（一是诗歌，一是物语），但是《源氏物语》结构上基本上是短篇“歌物语”的连缀，叙事相当片段化，特色和基调仍然是情绪性与感受性的［1］，具有诗歌的特征。而《长恨歌》作为长篇叙事诗，具有相当多的叙事成分，因此，两部作品确有其可比性。

外貌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一环，作家的创作思维不同，对笔下人物的外貌描写也就不同。笔者拟以外貌描写为重点，对《长恨歌》和《源氏物语》的首卷《桐壶》进行比较，这对于我们理解日本文学，进而理解日本民族是有积极意义的。

之所以选择《桐壶》与《长恨歌》做比，是因为作为《源氏物语》的首卷，《桐壶》为整部作品的情感发展铺垫了基础，并且显示了《源氏物语》总体的美学倾向。同时，此卷还受到《长恨歌》相当大的浸润和渗透。

一、《长恨歌》中的外貌描写

《长恨歌》中对杨贵妃的美貌作了精彩描写：“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及至道士在海上仙山上觅得贵妃魂魄，亦有“云鬓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风吹仙袂飘摇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等句来描写其在仙境中的形象。

作者通过特写、对比、比喻等一系列艺术手法，将杨贵妃的娇艳欲滴、妩媚多姿表现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让人浮想联翩。如“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像电影里的一个特写镜头，在一瞬间，镜头由远拉近，杨贵妃的花容月貌非常张扬地一闪而过。顷刻之间，皇宫里所有的嫔妃宫娥都黯然失色。诗人运用“一”和“百”、“一”和“六宫”的强烈对比，夸张地展示了杨贵妃的绝顶美艳与万种风情，突出了杨贵妃魅力的巨大与不可抗拒。

再如，“春寒赐浴华清池……始是新承恩泽时，”诗人抓住美人沐浴的两个典型细节——“洗凝脂”、“娇无力”进行点染，增大诗句的想象空间，着力突出杨贵妃皮肤白净细嫩、光滑滋润，而又娇弱如是，由此杨贵妃的美丽动人和千娇百媚再次得到充分的体现。

及至到了海上仙山，清风吹来，杨贵妃的衣袖随之轻轻飘起，如同当年为君王表演《霓裳羽衣舞》时一般袅娜多姿。然而，此时的杨贵妃身居蓬莱仙宫，天长日久，生涯寂寞，已大不同于伺君侧时的华贵妖娆，而多了几分清新飘逸的仙风道骨。听到玄宗派遣使节到来，她如玉的容颜流满了晶莹的清泪，就好像一枝梨花带着点点春雨。“玉容”与“梨花”相对，有白皙之意。由于梨花色白且经不住晚春风雨，诗人用它象征杨贵妃不幸的命运，并寄予怜悯和同情。“泪阑干”与“春带雨”相对，写杨贵妃珠泪潸然之貌。一句直接描绘，一句间接描绘，同一意象获得了叠加的效果，二者融合成一个完整的形象，让人不禁感叹，佳人风采依旧，但已是亡魂，恒在的美丽，掩饰不住人世变迁的哀伤。

杨贵妃形象前后巨大的反差与李杨二人前后境遇的突变相吻合，与诗歌的叙事及感情的抒发相协调，如此鲜明生动的外貌描写，使读者在阅读时能勾勒出更具体的形象，从而有了更深刻的审美体验。

二、《桐壶》中的外貌描写

同样集皇帝万千宠爱于一身，紫式部却极少对更衣作具体正面的描绘。通读《桐壶》，我们所能找到的对更衣正面的外貌描写，只有在其病危时的一处：“可是更衣已经不能答话，两眼失神，四肢瘫痪，只是昏昏沉沉地躺着。”［2］这是更衣弥留之际的病态，对更衣的美貌，紫式部是借桐壶帝及旁人的眼光来大略地描述的，如：“皇上看了《长恨歌》画册，觉得画中杨贵妃的容貌，虽然出于名画家之手，但笔力有限，到底缺乏生趣。诗中说贵妃的面庞和眉毛似‘太液芙蓉未央柳’，固然比得确当，唐朝的装束也固然端丽优雅，但是，一回想更衣的妩媚温柔之姿，便觉得任何花鸟的颜色与声音都比不上了。”［2］又如：“然后知情达理的人都认为这更衣容貌风采优雅可爱，态度性情和蔼可亲，的确无可指摘。”［2］在这里，紫式部略去对更衣的正面描写，而是将更衣与杨贵妃作比，将二者形象重叠，并进一步点出更衣的妩媚之姿更胜杨贵妃，让读者插上想象的翅膀，在心中描绘更衣的形象。［3］

不仅是更衣，在《桐壶》中出现的小皇子——光源氏，这个“容华如玉，盖世无双”的男主人公，紫式部也没有从正面描绘过他的外貌。且看关于他的几处外貌描写：“皇上急欲看看这婴儿，赶快教人抱进宫来。一看，果然是一个异常清秀可爱的小皇子。大皇子是右大臣之女弘徽殿女御所生，有高贵的外戚作后盾，毫无疑义，当然是人人爱戴的东宫太子。然而讲到相貌，总比不上这小皇子的清秀俊美。及至见到这小皇子容貌漂亮，仪态优美，竟是个盖世无双的玉人儿，谁也不忍妒忌他。见多识广的人见了他都吃惊，对他瞠目结舌，叹道：‘这神仙似的人也会降临到尘世间来！’”［2］由此可见，作者对光源氏的外貌描写，主要是从“皇上”、“见多识广的人”等旁人的角度进行侧面描写，同时通过与大皇子的对比来突出其俊秀无双。因此，读者只能知晓光源氏的美貌异非寻常，却难知其具体面貌。

同样是作品的主人公，同样是光彩照人、深得皇上恩宠的妃子，抑或皇子，在外貌描写上，两位作家所用的笔墨以及描写的方式却如此不同。再放眼看去，整部《源氏物语》出场四百余人，给读者留下鲜明印象的二三十人中，男主人公光源氏、夕雾、薰君，女主角紫姬、空蝉、六条妃子、胧月夜、玉蔓、浮舟等，之所以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恐怕不在于这些形形色色的人物的外貌，而在于这些贵族男女在面对爱情时细微的内心感受。

三、基于两国文化传统的考察

从中国传统文学观来看，外貌描写向来是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对于一部出场人物众多的作品，外貌描写更是帮助读者辨别人物性格、厘清人物关系的关键，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寄托了作者对人物褒贬好恶的态度。文学修养深厚的紫式部不可能不知道外貌描写的重要性，可是在《源氏物语》这样一部煌煌巨作中却对人物外貌描写着墨不多，并且多从侧面出发，想必是另有原因的。

主题是一部文学作品的灵魂，是作者行文布局的指导思想。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学界历来众说纷纭。有学者曾指出：《长恨歌》在歌颂李杨二人坚贞不渝的爱情的同时，讽喻了朝政，诗中许多句子，尤其是前半部分的句子可做两种解释：一方面褒扬李杨的爱情，另一方面谴责李杨的贪爱怠政。［4］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白居易，即使在这样一部歌颂爱情的诗作中，依然秉承“诗者，志之所之也”的传统文学观，依然不忘针砭时弊的使命。

再来看看《源氏物语》，对于《源氏物语》的主题，17世纪日本著名学者本居宣长提出了“物哀”观。他认为“物哀”是整部《源氏物语》的美感本质。《源氏物语》不是以道德的眼光来看待和描写男女主人公的恋情，而是借这个题材使人兴叹，使人感动，使人悲哀，让内心的情感超越男女恋情而得到美的升华，即把人间情欲升华为审美的对象。可见，紫式部的关注点并不在于批判现实，她所贯注全副精力、着意刻画、悉心创造的色彩斑斓、引人入胜的艺术境地，乃是“在男女关系上，女人心灵的波动及其微妙的阴翳”［5］。

不仅是紫式部，平安朝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呈现出这种超政治性。当时的作者更为重视的是一个个零落的细节，以及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反馈。而这种真实的反馈，并不在于要暴露现实有多么丑恶，社会有多么黑暗，只在于作者心中有几多欢乐与哀愁。这显示出中日文学观的极大差异。诚如铃木修次所说：“就中国文学的传统而言，离开人生、政治和社会问题，文学就无从谈起。但是日本文学却不然，从来不在文学作品中寄托政治理想和抱负。”［5］在中国，如果文学作品只表现情绪不接触意志，就会被认为不是佳作。然而，在日本，唯有情绪，唯有“物哀”之心才最重要，若不加以细致的叙述，就不能成为好的文学作品。中日文学观互不吻合之处，从根本上讲即在于此。简言之，中国人重视风骨，日本人酷嗜“物哀”，乃是本质区别。因此，中国人为了抒发志向，努力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因此对人物的外貌描写颇费心思。而日本人只想通过所描述的事件来抒发情感，传达“物哀“之情，以引起读者的共鸣，故人物形象也就不像中国文学那样鲜活、生动。

不仅是文学，在绘画上，中日文化的这种差异也有所体现。翻阅平安朝的绘画，便会发现人物像只是简单地勾勒出人物的轮廓和五官，而五官又很符号化、抽象化。因此，人物之间的外貌并没有太大的区分度，带给观众的印象也比较模糊。这与中国的绘画有很大的不同。比如说京剧的脸谱。熟悉京剧的观众很容易从京剧的脸谱上分辨出这个角色是英雄还是坏人，是聪明还是愚蠢，是受人爱戴还是使人厌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脸谱充分运用色彩来表现某种性格、性情或某种特殊类型的人物，如红色的脸谱表示忠勇、义烈；黑色的脸谱表示刚烈、正直、勇猛，甚至鲁莽；黄色的脸谱表示凶狠、残暴；白色的脸谱表示奸臣、坏人。创作者用脸谱直观地向观众传达人物角色的信息，使观众在看到脸谱时能立刻知晓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获得相应的审美体验，同时也通过脸谱知晓创作者对角色的褒贬好恶态度。

平安朝贵族中出自妇人之手的文学作品，其主要读者是宫中的女官，以及少数同情女性作家的男性贵族。作者和读者同属一个阶层，彼此了解，如果将人物刻画得过于详细的话，则读者有可能将书中的人物与现实中的人物对号入座，从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同时，人物外貌描写的抽象、模糊特征，能给读者提供更广阔的想象空间，有助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通过作者的描述及自己的感悟、思考来丰富人物形象，从而达到一种身临其境的效果，深刻地体味人物的喜怒哀乐，而这也正是紫式部所追求的“物哀”之心吧。

四、结语

有了上述的基本认识，就不难理解在相似题材的创作中，两国作家在外貌描写上的不同处理了。白居易秉承士大夫阶层“以文卫道”的使命，试图通过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来批判现实；紫式部则并不关注对现实的批判，而是意在“物哀”、抒情，同时又考虑到读者的接受，因此对人物外貌描写着墨不多，着重刻画的是人物在恋爱中的内心感受。

［1］王向远.日本文学民族特性论［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

［2］（日）紫式部.源氏物语［M］.丰子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3］（日）中西进.源氏物语与白乐天［M］.马兴国，孙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3］周相录.长恨歌研究［M］.四川：巴蜀书社，2003.

［4］李芒.平安朝宫廷贵族的恋情画卷——《源氏物语》初探［J］.日语学习与研究，1985（3）.

［5］（日）铃木修次.日中传统文学比较［J］.郭洁敏，译.学术月刊，1994（9）.

I207.25

A

1673－1395（2012）09－0016－03

2012－05－10

沈婷婷（1983－），女，福建漳州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日本文学、日语教育研究。

责任编辑 叶利荣 E－mail：yeliro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