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新

（长江大学期刊社，湖北荆州434023；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周作人时事散文论

张维新

（长江大学期刊社，湖北荆州434023；长江大学文学院，湖北荆州434023）

周作人时事散文创作几乎涵盖了辛亥革命至抗战之前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留下了作者对中国现代历史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在创作上，周作人大胆探索，其时事散文包含了杂文、随笔、书信、序、跋等多种形式，在风格上，含蓄、隐晦，但富有反语、嘲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周作人；时事；散文

周作人曾把自己文章的主题归纳为两个，即文学和时事。《〈永日集〉序》中说，“我在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可见，时事散文在其创作中的地位。作为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周作人十分关注时事，用心经营其时事散文世界。特别是其前期散文（学界一般把1928年周作人发表《闭户读书论》宣布“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看作是其创作的前期和后期的分界线），及时反映时事，表达对时事的看法，或赞颂正义，褒扬反抗；或针砭时弊，揭露黑暗，往往义正词严，是非分明。周作人的时事散文创作几乎囊括了中国辛亥革命至抗战之前的重大历史事件，留下了他对中国现代历史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价值。

一、周作人时事散文创作历程与思想内容

（一）辛亥革命。1911年7月，周作人从日本回到家乡绍兴。就在这一年，辛亥革命爆发，随之各地纷纷宣告独立，绍兴也不例外。但周作人并没有投身革命。他在文中说，“辛亥秋天我回到绍兴，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大事件，也没有出去看过。”［1］虽如此，但周作人并非不关心辛亥革命的发展，思考辛亥革命的命运。就在辛亥革命爆发2个多月后，从1912年1月18日起，《越铎日报》接连发表他的5篇文章，表达他对这场革命的深刻见解。其中《望越篇》、《望华国篇》、《庸众之责任》等文，周作人全面系统考察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一方面表达对辛亥革命的期待，另一方面，敏锐地意识到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种业”即因遗传而来的中国国民性，并对国民性予以批判。他对革命前景并不乐观，而是很暗淡，大有定命论一派的倾向。他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贤者”，与鲁迅倡导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思想一脉相承。周作人对于辛亥革命的认识，与鲁迅在后来《阿Q正传》中所揭示的正相一致。

（二）“五四运动”。当“五四运动”爆发时，周作人正在日本。听见“五四”的消息，周作人赶紧于5月18日回到北京。他直接参与了“五四”后期的一些活动，亲历“六三事件”，并作为北京大学教员代表，积极营救被捕学生。6月5日下午，反动军警包围演讲学生，用马队驱散人群，周作人亲身经历这一切。当晚，周作人怀着愤懑写下《前门遇马队记》，讽刺当政者：“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喝叱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他在1925年发表的《五四运动之功过》对于五四运动之功过进行过思考，认为：“五四运动是国民觉醒的起头，自有其相当之价值，但亦有极大的流弊，至今日而完全暴露。”这些评价都是较为客观的。但是，由于个人主义立场的限制，他对五四运动表示异议。他在《一封反对新文化的信》中写道：“‘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这才真是文明社会的气象。中国自五四以来，高唱群众运动社会制裁，到了今日变本加厉，大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都来干涉别人的事情，还自以为是头号的新文化，真是可怜悯者。我想现在最要紧的是提倡个人解放，凡事由个人自己负责去做，自己去解决，不要闲人在旁吆喝叫打。”并且对五四以后的中国十分失望：“思想言论之自由已由政府民众及外国人三方面协同迫压，旧的与新的迷信割据了全国的精神界，以前《新青年》同人所梦想的德先生和赛先生不但不见到来，恐怕反已愈逃愈远：复古与复古，这是民国的前途。我们翻历史，不禁不杞人之虑：我不信神而信鬼，我们都是祖先的鬼的重来，这是最可悲的事。”（《五四运动之功过》）

（三）女师大风潮。1924年11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驱杨运动”爆发。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写了一系列文章，坚决站在女师大学生一边，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批判章士钊、杨荫榆等反动当局的丑恶嘴脸，与鲁迅的文章形成互相配合，联合作战态势。1925年5月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论章教长之举措》，揭露反动当局“取缔思想”、“取缔文章”。随着事件的发展，周作人的态度更加坚决。在杨荫榆开除学生自治会6名干部学籍后，周作人于5月21日参加女师大学生自治会召集的校务维持讨论会，并明确表示：“我个人的意思是希望杨先生能够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责辞职。”（《女师大的学风》）5月27日，又与女师大教员马裕藻、沈尹默、周树人、钱玄同、沈兼仕等联名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公开支持学生，这被陈西滢攻击为“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挑剔风潮”（西滢《闲话》），导致周作人等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发表《答张崧年先生书》揭露反动当局侮辱女性人格，《老虎报质疑》批判禁止白话，实行思想文化上的倒退；此外周作人这期间还写了《大虫不死》、《与友人论章杨书》、《章士钊是什么》、《刘百昭的骈文》、《女师大的运命》、《章任优劣论》等文章，表达鲜明的态度和立场。

（四）五卅运动爆发后，周作人发表《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谴责英帝国主义“不拿中国人当人”；《演讲传习所》提醒人们不要“对于军阀官吏没有反抗的表示”；《文明与野蛮》号召人们“切不可相信什么公理正义此以抵炮弹”，主张“他们用机关枪打进来，我们用机关枪打出去”，与帝国主义、反动军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五）“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北京请愿群众在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门前遭到反动军警的屠杀，酿成“三一八”惨案。周作人当天在日记中写道：“下午往燕大，因请愿，不上课。府卫开枪，死伤甚多。”在惨案发生以后，周作人发表文章，揭露痛斥反动政府的凶残，追悼死难的爱国学生，表达其愤怒。《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哀悼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对于死者的感想第一件自然是哀悼。对于无论什么死者我们都应当如此，何况是无辜被戕的青年男女，有的还是我们所教过的学生。……第二件则是惋惜。这回的数十青年以有用可贵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毁于无聊的请愿里，这是我觉得太可惜的事。”通过封棺情景的描写，表达深深的悲痛：“当封棺的时候，在女同学出声哭泣之中，我徒然觉得空气非常沉重，使大家呼吸有点困难，我见教职员中有须发斑白的人此时也有老泪要流下来，虽然他的下颔骨乱动地想忍他住也不可能了。”最后，文章用两幅挽联直接表达作者的愤怒：“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依闾，亲朋盼信。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径几番的枪声惊耳，弹雨淋头。”“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此后，还写了《死法》、《新中国的女子》、《六月二十八日》等文，对“三一八”惨案制造者进行愤怒抨击，从心底里“佩服中国女子的大胆与从容”，“确信中国革命如要成功，女子之力必得占其大半”。对“三一八”事件进行反思，认为：“据我想来，这决不是普通的事件，实含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值得我们的纪念的。正如五四是解放运动的起头一样，这三一八乃是迫压反动的开始。”

（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1927年4月12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北伐革命，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开始了所谓“清党运动”。当清党消息传来时，周作人写了《命运》一文，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是“国民党内讧”，是重演“太平天国的影戏”。在李大钊遇难后，他写了好几篇文章毫不留情痛斥反动当局，如《偶感》、《偶感之三》、《偶感之四》、《怎么说才好》、《猫脚爪》、《人力车与斩决》、《吴公何如》、《功臣》。针对北京的军警为“灭赤救国”而大肆搜捕男女学生及教员，他写了《灭赤救国》、《悖逆字样》、《怎样“做”按》、《可怕也》、《光荣》、《布告第三号》、《火山之上》、《考囚徒》、《陈延年该死的理由》，痛斥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的残忍。

二、周作人时事散文创作特色

首先，周作人时事散文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主要表现在反映时事十分迅速，其作品往往在极短的时间内创作完成，并很快与读者见面。其很多作品都是时事发生的当天或几天就写成发表。比如《前门遇马队记》就写于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一文写于惨案发生后的第五天；对李大钊等烈士表示沉痛哀悼的《偶感》一文，也写于奉系军阀绞杀李大钊之后的第五天。对于时事发展密切关注，跟踪时事发展动向，对时事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特别是这些时事大多发生在自己身边，有的甚至是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是自己熟悉的人和事，因此，能够快速反应，发表看法，这是周作人散文具有很强针对性和时效性的原因。

其次，自然朴实，“立言诚慎”。他在《药堂杂文序》中说，“其实我的文章写法并没有变，其方法是，意思怎么样写得好就怎么写，其分子句法都所不论。”周作人在《药味集序》中说：“疾虚妄的对面是爱真实，鄙人窃愿致力于此，凡有所记述，必须为自己所深知确信者，才敢着笔，此立言诚慎的态度，自信亦为儒家所必有者也。”不夸大，“很怕说话有点近于夸大，便不足取”，又反对虚伪，所以文章“只因不愿虚伪的谦逊，故或不免过于率直尔”。周作人在《知堂文集序》中说：“所说的话有的说的清朗，有的说的阴沉，有的邪曲，有的雅正，似乎很不一律，但是一样的是我所知道的实话。”真实反映时事，讲究事件的真实，情感的真诚，不虚夸，不做作，自然朴实，这是周作人时事散文富有魅力的重要原因。

第三，“挺身反抗”，具有战斗姿态。例如，当奉系军阀绞杀李大钊时，日本《顺天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该文污蔑李大钊等人是不肯“自甘澹泊”、“因为思想的冲动，以及名利的吸引”等，并说，“贪生怕死，蝼蚁尚然，善恶也是另一问题”，“奉劝同胞，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2］周作人看到这则短评，非常愤怒。因为《顺天时报》是日本帝国主义机关报，“以尊皇卫道之精神来训导我国人为职志”（《裸体游行考订》），周作人很快写了《日本人的好意》一文予以反击。他气愤地写道：“据古圣人的遗训，有‘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诸说，与尊见不很相同。还有一层，照我们的观察，日本民族是素来不大喜欢‘苟全性命’的，即如近代的明治维新就是一个明证：要是果真日本的‘智识中人’都同蝼蚁一样，个个觉得去为主义而牺牲‘有何值得’，还不如在征夷大将军德川列帅治下过个狗苟蝇营的生活，恐怕日本此刻也同中国一样早已为西方帝国主义所宰割，哪里还有力量来中国作文化侵略呢？”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人自己轻视生死，而独来教诲中国人‘苟全性命’，这不能不说是别有用意，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我并不希望日本人来中国宣传重生死，更不赞成苟全性命，总之这些他都不应该管：日本人不妨用他本国的文字去发表谬论或非谬论，但决用不着他们用了汉文写出来教训我们。”周作人敢于表达对事态的不满，激励人们挺身反抗。他在《大黑狼的故事序》中说，“有血气的青年对于现代感到不满，也就挺身而起，冒危险，拼性命，去实现革命，绝不坐在家里叹息诅咒，聊以出他胸头的一口闷气。”

第四，周作人时事散文形式多样，或以论文，或以杂感，或以随笔，或以书信，或以序跋，不拘形式，只求达意。在风格上，周作人时事散文在含蓄、隐晦中显露出批判锋芒。胡适指出：“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3］深刻指出了周作人时事散文的这一特征。例如，《前门遇马队记》把军警与马进行对比，先写兵警对我“很和气”“待我很好”，次写马“煞是可怕”，再说马上骑着人，并且是一些有思想和主意的兵士或警察，而“马匹践踏我们自己的人”，责任不在马，而在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作者说理十分含蓄，而且，连用“似乎”、“仿佛”这些不确定词语，增强委婉含蓄的效果。因此，周作人散文虽然委婉、含蓄、隐晦，但富有反语、嘲讽，具有很强的战斗力，达到了绵里藏针的效果。

［1］周作人．知堂回想录［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2］张铁荣．周作人平议［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3］胡适．胡适文存二集［M］．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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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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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1395（2012）09－0001－03

2012－05－22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编号：2005 Y 128）

张维新（1965—），男，湖北荆州人，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期刊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