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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湖南绅士反洋教运动的文化因素

2012-04-01许顺富

城市学刊 2012年1期
关键词:文化

许顺富

湘军在强烈的卫道意识驱动下,以自己的血腥之剑,剿杀了从西方借来并不成熟的基督教理论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但它却无法阻挡以炮舰为先导的西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蔓延。19世纪60年代,随着西方列强对华侵略的不断扩大,其宗教势力也大量涌入湖南。不少西方传教士依仗不平等条约的保护,在湖南耀武扬威,横行不法,掠买民产,包揽诉讼,欺压百姓,制造事端,干涉内政,刺探情报。用基督教的福音来贬损中国长期积淀而成的儒学文化,严重挫伤了以“卫道”自居的湖南士人的民族自尊性。因此,激起了湖南士人的强烈反对,反教会侵略的斗争从此蓬勃兴起。1861~1910年50年间,湖南共发生各类教案50余起,而经过中国官方立案,并会同外国传教士或公使、领事处理过,对晚清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反教案件有7起。分别是:1861~1862年衡州、湘潭教案;1889~1898年周汉反教案;1893~1895年临湘教案;1900年衡州教案;1902年辰州教案;1902年邵阳教案;1910年长沙教案。[1]在湖南众多的教案中,绅士常常起着倡导、鼓吹和组织领导反洋教的作用。许多反教揭帖只有他们这些有知识、有文化的封建绅士才能制造出来。作为乡土社会的实际权威,他们在普通民众中间有着比较强大的号召力;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言人,他们对西方异质文化的入侵有着更为强烈的抵触情绪,尤其当异质文化伴随着武装侵略的血腥,想取代传统儒学的文化地位时,作为传统文化的保护人,他们自然产生出一种义不容辞的反洋教文化的责任,教案的频繁出现虽有多种因素的刺激,但是中西文化的冲突却是隐藏在教案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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