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叙事学学术建设视野中的话语、新闻叙事话语

2012-03-31欧阳明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年3期

欧阳明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武汉 430074)

新闻叙事理论与在此基础上建构的新闻叙事学，近年正在成为我国新闻传播学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在《现代传播》2010年第5期，专门探讨媒体叙事理论的稿件就有3篇。关于新闻叙事的学术探讨，近年除了数量较为可观的论文外，学术著述或亚学术著述几乎年年面世一本，2005年有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6年有何纯《新闻叙事学》(岳麓书社)，2007年有黎明洁《新闻写作与新闻叙述：视角·主体·结构》(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有周雷《深度写作——新闻叙事修辞学例话》(福建人民出版社)，2010年有蔡玮《新“新闻语体”研究》(学林出版社)。不过，这些关于新闻叙事理论、新闻叙事学的探讨，未能深入甚至于准确地区别核心概念话语、新闻叙事话语与不同学科、哲学思潮互动间所产生的差异，忽视了新闻叙事探讨中新闻学与传播学之间，应用新闻学与理论新闻学之间的同异，妨碍了新闻叙事学的科学建构及其研究的健康推进。在这样的情况下，辨析话语、新闻叙事话语和不同学科、哲学思潮互动下的异同就颇有必要。

一、话语的词典意义与学科意义

“话语”一词近年在新闻传播学的学术或专业探讨中频频亮相，出现率不低。不过，在不同的场合，其含义却存在明显的差异。总的看，该词有词典意义与学科意义之别。那种将“话语”二分为诗学、政治学的处理[1]，虑事察物恐未周全，因为即便广义的诗学(Poetics)也仅将研究领域由诗歌扩大到所有文学艺术现象[2]。

(一)词典意义

词典意义来自日常生活的规范化运用，属于“话语”一词的本意，即发源意义之所在。“话语”在汉语中的词典意义指“言语；说的话”[3]，强调语言的口头表达。该词的英文为Discourse。不过，也有学者将genre汉译有“话语”的部分语义，如李美霞《话语类型研究：Genre Study》(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以为Discourse有两个意思，一是演说、论文，二是会话、谈话。[4]其语义的核心也是语言的口头表达，而演讲和会话之间的区别重在表达是否强调有条理。

(二)学科意义

“话语”的学科意义属于基于词典意义之上的衍生意义。按照其与词典意义的关联密疏，“话语”的学科意义先后有三：一是语言学，二是叙事学，三是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与哲学。

1.语言学

在语言学看来，话语指的是句子、语句、言语或篇章，即大于句子的语言连续体，包括书面语和口语。[5]这和词典意义强调“话语”一词的口头表达已有所不同。尽管如此，语言学对“话语”的界定仍距该词的词典意义最近，可谓第一次衍生。需要指出的是，文学是语言艺术，故作为书面艺术的文学，其话语是在语言学范畴之内的。至于语言艺术之外的艺术，如综合艺术中的电影、电视剧，其关于话语的涉及是复杂的：既有在语言学范围之内的部分，又有因对人体语言、非人体语言的非言语符号的运用而仅在符号学范围之内[6]。而这样的非言语符号因与话语缺乏直接关联而不在语言学范围之内。

2.叙事学

叙事学之正统是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盛极一时的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此即经典叙事学。最早提出叙事“话语”的结构主义叙事学学者是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托氏在1966年首次将叙事二分为“本事”与“话语”两部分。[7]在叙事学看来，话语着重于叙事行为所产生的句子总体。在这里，话语语言学值得注意。话语语言学是新开拓的语言学科。传统语言学以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不超过句子，而话语语言学不这么认为。人们发现，忽视一个句子的上下文，即语境，就会严重影响对该句子语义的理解。所以，话语语言学将连贯性话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以为连贯性话语是任何在内容和结构上构成一个整体的言谈或文字，包括整篇文章、整篇作品。话语语言学和中国的文章学十分相近，探讨言语内部构成规律，由话语理论、话语语法和话语修辞构成，其中的话语语法主要研究大于句子的言语单位，即超句统一体。叙事学的研究范围不仅事涉叙事语篇的准确，而且关系叙事语篇的生动；既离不开理论新闻学作为学术研究背景，又离不开修辞学的支援。从这个意义上讲，叙事学包括叙事修辞内容并通过话语研究事实信息本身。不过，托多罗夫的“本事”与“话语”大体分别对应于俄国、英美叙事学学者的“本事”(Story或Fabula)与“情节”(Syuzhet)。托多罗夫的“话语”大体指叙事内容的外在表现的总和，此即相形于所指的能指。而其一级能指下的二级所指也可能成为三级能指的所指，并集一级能指和二级所指于一体。同时，经典叙事学对所指的下级能指化，是可以无限进行的。这就是说，所谓能指的意义，最终是可以成为一颗卷心菜似的空心化的菜心。经典叙事学对能指实在信息的持续淘空，体现出其热衷于形式并以此来进行科学建构的结构主义宗旨。经典叙事学与语言学关系密切，故其“话语”语义属于在语言学的首次衍生后的再衍生，自然距离“话语”的词典意义更远。

3.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与哲学

在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与哲学看来，所谓话语指的是由陈述层次所连接起来的陈述群，且高度关注政治权力、意识形态在其间的拨弄。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尔都塞的学生米歇尔·拜肖认为，话语是意识形态的特殊形式，话语深处的意义植根于人类劳动、社会生活与阶级斗争。[8]荷兰学者梵·迪克的话语研究兼及社会学、心理学。[9]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中的所谓“话语”因指“意识形态再生产方式的实践”[10]而属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与前述语言学、叙事学着重于形式的话语观不同，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与哲学视域内的话语观则直切语义，其衍生意义距离“话语”的词典意义显然更远。

二、叙事话语的经典与经典后

“叙事话语”一词同样不简单。按照发生的先后，该词有经典叙事学与后叙事学之别。

(一)经典叙事学

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之所以为经典叙事学，就在于叙事学的真正成熟直接受益于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从科学主义立场探讨叙事作品的内在规律与技法，一改既往叙事作品研究一内容二形式的研究范式，极大地丰富了乃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更新了叙事作品的研究范式与研究路径，将关于叙事作品的研究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峰。在叙事话语的界定上，经典叙事学学者日奈特的主张影响最大。法国学者日奈特对托多罗夫“叙事”的二分法提出异议，以为“叙事”二分法不合乎实际，故转而提出了“叙事”的三分法。[11]日奈特关于“叙事”三分如下：(一)故事(histoire)：可以译为“本事”，指的是符号所指，即被叙述的内容信息，用来保证话语是叙述性而非非叙述性。[12](二)叙述话语(récit)：又译为“叙事”，指叙述“本事”所产生的口头或书面或视频的话语。(三)叙述行为(narration)：又中译为“叙述”，指的是产生“话语”的行为与过程。[13]需要指出的是，依经典叙事学，话语可二分为叙事话语和非叙事话语。非叙事话语是一种以表达方式议论、说明为主的话语，在新闻报道语篇中居次要地位，在包括新闻评论在内的议论话语、说明文的说明话语的话语体系内则占据主体位置。

(二)后叙事学

后叙事学指的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的后经典或后现代叙事理论。[14]与经典叙事学不同，后叙事学将研究的注意力转向意识形态，转向文本外的社会历史环境，将叙事作品视为一种政治现象，长于解构主义、女性主义和精神分析。[15]因此，后叙事学眼中的“话语”指的是和意识形态打成一片的句子、语句、言语或篇章。陈堂发主编的《媒介话语权解析》(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中的“话语”实际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使用。

三、话语、叙事话语的哲学背景

学科意义的话语、叙事话语除了相关学科的依托之外，还存在着深厚的哲学背景。而话语、叙事话语的哲学背景又与哲学史的此起彼伏息息相关。

(一)叙事学、经典叙事学与结构主义

叙事学视域内的“话语”，经典叙事学眼中的“叙事话语”都和结构主义密切相连。结构主义是由结构主义方法论联系起来的一种现代西方哲学思潮，[16]20世纪60、70年代占据西方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结构主义背后是源自近代西方哲学唯理主义的科学主义。现代西方哲学可以分为两大思潮，科学主义为其一。科学主义思潮认为，人只能认识自己主观所派生的现象，凡是不能证实的问题，皆属于无意义的形而上学，因此其基本特点是强调实证性，推崇经验、依赖感觉，重视探讨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结构主义认为对对象的研究不应停留在表面(表层结构)，而应深入对象的内在联系(深层结构)，强调对事物结构的整体性研究，重视结构内部研究，讲求对内部结构进行共时态研究。

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是有着科学主义哲学背景的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形式主义学说。20世纪上中期繁盛的英美“新批评”是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兴起的前提。面对抒情话语，英美“新批评”于如鱼得水的同时，在操弄叙事文学上却捉襟见肘，力不从心，故叙事学虽始自苏俄并中经英美，普罗普、维·什克洛夫斯基、福斯特、韦恩·布斯等学者也于此贡献不凡，但其蔚为大观的勃兴则来自法国结构主义的20世纪60、70年代。

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特点颇为鲜明。结构主义叙事学有终极追求，此即叙事作品的深层结构。法国结构主义的叙事学学者尊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叙事学只研究叙事作品的内在规律，强调语段乃至于文章的形式在叙事学研究中的支配地位与研究的自足性，此即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致力于叙事作品深层规律的探讨，寻找唯有叙事作品才具备的特殊语言形式，并因而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所谓的科学性，强调研究的事实判断，主张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形式进行客观的描写。二是抽象性，着力于探讨叙事作品的规律，即抽象的叙事结构(Structure narrative)。结构主义的先驱是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结构主义忽视内容重视形式，故经典叙事学的“话语”“叙事话语”是不直接涉及语义的。

(二)叙事学、经典叙事学与后结构主义

后叙事学视域内的“话语”“叙事话语”和后结构主义密切相连。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脱离确定话语意义的传统做法，主要围绕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评展开，语义充满弹性，可以分为两种：一是解构主义(Deconstructionism)，认为话语不表示任何意义，二是实用主义(Pragmaticism)，认为话语表示任何意义。

后叙事学内含西方现代哲学的人文主义哲学背景。西方现代哲学的人文主义思潮认为，理性与科学不能解决世界本质的问题，哲学高于科学，哲学不应当为科学服务，而科学却应该服从于哲学；人的本质与世界的本质是一致的，都是非理性的精神，故探究世界本质则必须研究人的本质。人文主义思潮由此重视研究人和社会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叙事话语观就与对语义的认识有关。人们发现，话语的语义不仅和语境有关，而且和语言之外的社会存在密切相连，也和接受者的心理息息相关。正是因为重视话语、叙事话语中的内容，故后叙事学反形式主义而直接探讨语义，并与历史主义、女性主义、民族主义关系密切，讲求从历史、女性、少数民族中的政治权力来探讨叙事话语中的思想。

法国的雅克·德里达，尤其是福柯是后结构主义的关键人物。福柯批评既往研究忽视话语介入权力的事实，以为政治、经济力量以及意识形态、社会控制一并为表示意义过程的某些方面，权力通过话语获得，支配话语，但也受话语控制。这样一来，后结构主义不仅将内容引入话语，而且将影响内容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视为考察话语的中心。福柯认为权力是用于事物的一种暴力，所谓话语的客观性是错误的，没有绝对的真实话语，有的仅仅是权力或大或小的话语。[17]后结构主义的话语、叙事话语观，达成了对结构主义话语观、叙事话语观的某种消解。

后叙事学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消解，既是叙事学的进步，又是一种无奈。后叙事学打破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形式主义的封闭性，在一定意义上体现了对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超越，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尤其是日奈特叙事理论对叙事规律、技法的探讨精细而实用，几乎穷尽一代或二三代学人的智慧，故后叙事学另辟蹊径中也不乏寻找出路的冲动，可算作其冲破前辈的无奈之举。

四、叙事话语与新闻传播学研究

对于新闻传播学，叙事话语与不同学科、哲学思潮之间的互动具有特别的意义。其意义一言而蔽之，就是高度关注这种互动之间的异同，有助于新闻传播学新闻实务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各自健康发展。

首先，话语、叙事话语研究经过经典叙事学和具有后结构主义背景的后叙事学的过滤而进入新闻传播学之后，分别属于新闻学和传播学两大研究领域。其中，新闻学领域又下分为应用新闻学、理论新闻学两个分支。依靠经典叙事学建构的新闻叙事学属于应用新闻学领域，其研究的要害是为了更好地认识新闻采编工作中关于新闻报道的叙事规律，推动新闻采编工作健康运行。比如，依靠日奈特的叙事学说建构新闻叙事学意在对新闻报道的采编工作产生直接而实用的帮助。而后叙事学进入新闻传播学之后则属于理论新闻学，尤其是传播学。其研究的要害是要更好地认识新闻传播规律，尤其是传播规律，或揄扬正确，批评错误，推动新闻业和新闻传播活动健康进行，或考察新闻叙事活动及其传播与社会的互动，进行事实判断或价值判断或兼而有之。相形于理论新闻学，尤其是传播学，应用新闻学因未和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直接结合而本应在新闻传播学内具有较多的学科研究的独立性。不过，遗憾的是，截至目前，笔者尚未见到真正的有助于新闻报道采编工作的系统而较为全面的新闻叙事理论研究。倒是一些打着“新闻叙事学”旗号的所谓的《新闻叙事学》，如曾庆香的《新闻叙事学》，根本就不在应用新闻学范围之内，似乎以名之为“新闻叙事话语权力”一类更为贴切。曾庆香们的所谓“新闻叙事学”，混淆了应用新闻学和理论新闻学，尤其是传播学的不同研究视域之间对叙事现象的本质分野。毫无疑义，忽视新闻叙事学的应用新闻学根本属性，既无益于应用新闻学，也无助于理论新闻学，尤其是传播学。应用新闻学不是空头讲章，基于经典叙事学而建构的新闻叙事学重在改造世界，而不仅仅是认识世界。新闻报道当然离不开意识形态，但报道者对以政治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知识理论体系的把握应主要在应用新闻学之外的学习领域加以解决。新闻报道规律、技法为应用新闻学所不可或缺。显而易见，区分叙事话语在新闻传播学内部不同领域的各自含义，是推动本为应用新闻学领域内新闻叙事学能够取得真正而切实的科研进步的基本前提。

其次，推进应用新闻学和理论新闻学的学术化建设。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化建设尚任重而道远。学者邵培仁说：新闻学“即将成为‘一门绝望的学问’，……无法挣脱政治的束缚，以传者为中心，……止于主观的经验的描述……脱离传播实际，没有多少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使熟悉这一领域的人常常唉声叹气。”[18]忽视对研究对象的重要概念，尤其是一两个核心概念的界定，并进而推动对研究客体的准确把握，属于新闻传播学研究中的一大痼弊。曾庆香《新闻叙事学》一书就存在这样的缺陷。该著述所探讨的研究对象，实际是新闻报道叙事话语。但是，曾氏关于叙事话语的认识却存在杂糅倾向。对于新闻报道叙事话语，曾氏一方面着力于从句子语言学的角度探讨新闻报道叙事话语的规律与技法，另一方面又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把握新闻报道叙事话语的社会内容，这就使得曾氏《新闻叙事学》同一著述中关于“话语”的认识出现了同一个能指之下两个所指并未一致且相互打架的缺憾，并进而导致研究对象的飘忽不定，且无实用内容。而这就不能不成为曾著的一个致命伤。研究对象的飘忽不定，影响研究的稳定性、科学性与可信性，三人成虎现象也就难免出现。另外，方毅华的《新闻叙事与文学叙事的多重审视》(《现代传播》2010年第5期)科研价值并不大。该文认为，虚构与纪实，是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在真实性要求上的差异；高语境与低语境，即单义与复义是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在语境上的区别；审美与实用，是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在语言上的区隔。但这些纯属常识，缺乏科研探讨的足够创新空间。至于该文把是否将受众放在重要位置，以满足受众各种信息需求为己任，作为区别新闻叙事和文学叙事的一大标准更不合乎实际情况。实际上，对受众需求的满足是包括引导在内的，文学并非不重视受众，时下大众文学对受众的尊重甚至于迁就并不比小报上的花边新闻弱。其实，通过叙事学与应用新闻学的相互融汇，并在此基础上建构新闻叙事学，可以较好地实现操作性与系统理论的对接。这对于应用新闻学学术建设路径的创新、拓展，是具有特别的启迪功用的。因此，区分叙事话语在新闻传播学不同领域内的内涵异同、研究前景，就有助于树立良好学风，推进新闻传播学的学术建设扎实进行，促进真正的新闻叙事学走向合理与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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