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成波

(1.西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成都 611130；2.西昌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川 西昌 615013)

一、引言

中国转型已进行了30多年，这对整个社会来讲是一个重大变革，而其中一些复杂的现象也需要厘清。对于失业问题的认识，在中国转型初期，起初有着一种意识形态上的判断：认为失业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社会主义怎么能有失业。那么失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在刚开始看来，这个问题很让人迷惑。转型也要求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衍生品有所变革，而首当其冲的是国有企业改制问题。国有企业改制涉及千家万户的利益，曾经闹得沸沸扬扬，阻力很大。那么国有企业改制是否真的引起了大量失业？城市中的二元就业体制(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就业)是否是一种正常的市场现象？需不需要政府干预？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政府的决策。

农村是中国转型过程中一个关注的焦点。那么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程度如何？是否随着改革的深入有融合的迹象？这种融合主要表现在劳动力市场的哪一个层面？而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是否对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利益产生威胁？这些属于中国深层次的问题将凸显整个社会的变革。当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农村劳动生产率提高后劳动力出现剩余的必然结果，那么农村究竟有多少剩余劳动力？而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究竟有多大？进一步来看，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女性参与其中，但农村妇女的参与对下一代的成长是正面影响还是负面影响？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经济快速增长，而就业却没有相应增加。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就业弹性比较低？那么在什么约束条件下，就业弹性会比较高？而在中国的失业结构中，自然失业率究竟有多高？这些都是政府在采取就业措施时所必须弄清楚的问题。在政府的就业政策中，最低工资管制和《劳动合同法》的出台是否真的使企业的用工成本增加，从而不利于劳动者的就业？而就业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有多大？比如，父母失业会使子女放弃念大学的概率有多大？另外，在转型期，就劳动力市场本身而言，往往存在发育不完善而产生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否有一种合理的机制作为劳动者的理性选择……

二、转型初期失业原因和就业体制转换问题

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起初人们对失业现象感到很困惑，于是纷纷寻找失业产生的各种原因。袁志刚(1994)从二元经济、企业转制、结构性调整和周期性波动等几个层面，对失业原因作了深入剖析。[1]王诚(1996)则专门分析了转型期隐蔽失业存在的特殊原因，并指出效率型就业是解决中国失业的根本出路。[2]钱小英(1998)从流量和存量两个维度弄清楚中国失业率的特征，并对失业率变动的因素和类型进行了分解。[3]蔡昉等(2004)通过建立两个计量经济学模型，对影响劳动者处于就业、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等三种状态的因素进行了分析。[4]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澄清了人们对失业现象的误解，从而避免了心理上的恐慌情绪。这也表明，失业是任何一种经济体所具有的现象，不应该将其归属于某种意识形态上的认识问题。而厘清认识上的误区，有助于中国改革的继续推进，这对转型期的中国来讲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转型首先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是非国有部门的迅速发展，而这种势头势必将引致劳动力从国有部门转移到非国有部门，从而形成城市中的二元劳动力市场。李实(1997)由三种模型分析了不同部门工资率的不同是如何决定的，进而引导劳动力从国有部门流向非国有部门。[5]蔡昉(1998)对城市中二元劳动力市场阻碍体制转换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指出国有企业工资决定和就业吸纳的传统制度因素是关键。[6]而罗润东(1999)在蔡昉(1998)研究的分析框架内，对就业体制转换作了进一步研究。但文章指出，由于面临制度约束，为节约就业体制转换的交易成本，政府不应该急于追求劳动力市场形式上的统一，而应该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应该说，罗润东的结论更具有可操作性。[7]后来吴要武(2009)的研究更是佐证了这一观点，指出劳动力市场的正规化与否是一种市场现象，不需要政府干预。[8]

由此可见，对转型初期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宏观层面，这只能反映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雏形。其原因在于，中国1978年开始转轨，1992年确立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各种配套措施作用于整个劳动力市场存在一定时滞效应，因此，这段时间劳动力市场很难向纵深发展。当然，劳动力市场的这种表征，恰好说明中国的改革有着它的逻辑基础——“渐进式转型”，这种渐进式转型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逻辑起点(初始条件)，所以才不可避免地看到国有部门与非国有部门之间劳动力流动的现象。国有部门根植于计划经济体制，而非国有部门是孕育于市场经济体制之中，两者共同并存的现象折射出中国“渐进式转型”这一逻辑基础，这也是本文以改革的逻辑为主线梳理文献的重要原因。

三、劳动力流动问题

转型期中国劳动力流动是一大突出特点。杨云彦(2003)指出转型期以来中国人口实际迁移强度已达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高点。[9]而这种流动往往以流入东部现象为主。转轨期以来，区位优势再加上国家层面的配套改革措施，东部地区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并吸引了大量劳动和资本要素的流入。关于劳动力流入东部地区这一现象，杨云彦等(2003)从非农就业机会视角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指出沿海地区区位优势在经济上的实现形成了对内地的刚性就业替代。[10]而刘修岩等(2008)则从新经济地理的视角来解释劳动力流入东部在于市场潜能使该地区形成了循环累积机制，即东部初始的相对优势→吸引劳动、资本等要素流入→↑市场潜能→↑工资水平(福利水平)→吸引劳动、资本等要素流入。[11]中国劳动力的流动反映出改革的作用机制在逐步显现出来：计划经济时代，各种资源由国家统一配置，很少存在逐利性问题和劳动力大规模流动的现象；而转轨以来，市场机制将自动引致各种生产要素的配置，逐利性成为劳动力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两相对比，这也反映出市场经济较之计划经济更具活力，从而达到充分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的状态。

不仅整个社会层面，而且随着转型的推进，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俗称“农民工”)也开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郭继强(2005)从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的劳动供给与工资现象出发，指出主流经济学忽略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研究得到了经典劳动供给曲线拐点后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并对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民工劳动供给现状进行了实证。[12]而农村劳动力流动是农村劳动力出现剩余的结果。那么农村究竟有多少剩余劳动力？王检贵等(2005)采用了古典估算法、新古典估算法、标准结构比较法，通过对比分析发现，古典估算法可信度最强，重新估算了中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4 600万。[13]蔡昉(2007)的研究指出，40岁以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5 212万，剩余比例为10.7%。[14]

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户籍制度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制约是如何在转型过程中被逐步弱化的。这表明中国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有融合的趋势。众所周知，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一大特点，而这种分割有其历史渊源：转轨期以前，中国出于国家战略的考量，优先发展重工业，将城乡分割开来；转轨期以后，由于受城市利益集团的支持，这种分割局面并没有缓解，从而不利于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但转型使得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客观上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从而改变了这种分布格局，这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四、农村劳动力问题

一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闲置起来；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发展中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转移农村中的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成为必要。周天勇(2001)通过研究发现托达罗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的现象，[注]周天勇(2001)指出托达罗模型不符合二元结构转换的实践，因为中国农村劳动力在乡村闲暇时间较长，外出劳动力的农活可由在家的劳动力替补，这样其外出流向城市的机会成本为零。[15]指出发展城镇中小企业可以实现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15]但存在的问题是，农村劳动者进入一个陌生的城市，他们如何比较准确地搜寻到符合自身的工作以及调适由此对其心态所产生的冲击，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事实上，转型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并不完善，这表现出信息不对称的现象，从而增大了劳动者搜寻工作的成本。如何有效地避免这种现象？在没有很好的机制可利用时，劳动者往往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当然，研究社会关系网络对就业的影响，在社会学领域得到很好的体现。而陆铭(2002)则认为将社会关系网络引入经济学领域，来研究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问题显得同样重要。[16]这在邢春冰(2006)的研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该文详尽地刻画了农村地区家庭背景对于子女获取非农就业机会的影响。[17]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对农村劳动者的素质要求也越来越高。魏众(2004)专门分析了健康对农村劳动力获取非农就业机会有显著影响。[18]同样，王德文等(2008)用拓展的Mincer工资方程回归发现，教育和培训(短期培训和正规培训)对农村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有很大影响。[19]

虽然明确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性，但在现实中，这种转移却存在很大障碍，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户籍制度。蔡昉等(2001)指出户籍制度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当地劳动力就业保护的制度基础。[20]李强(2003)运用推拉理论模型进行分析，也有类似结论，指出户籍制度使推拉失去效力。[21]姚先国等(2004)则对户籍制度的影响进行了精确计量，认为城乡工人劳资关系差异的户籍歧视高达20%～30%。[22]王美艳(2005)的研究也指出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工资差异的43%是由户籍身份歧视造成的。[23][注]当然，外来劳动力可能包括外来城市劳动力，但刘学军等(2009)的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主要是农村流动劳动力(占所有流动劳动力的79.8%)。[27]因此，外来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农村流动劳动力和城市本地劳动力的工资差异问题。除此以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其他因素也不容忽视。程名望等(2006)提到城镇拉力、现代工业技术进步和基础文化教育等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很大影响。[24]由此可见，由于受户籍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与城市本地劳动力相比，农村劳动力在流动过程中并没有平等竞争的就业机会。因此，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不会对城市当地劳动力的利益产生威胁。这在袁志刚(2006)[25]、钟笑寒(2006)[26]、刘学军等(2009)[27]的实证研究中均得到了体现。

如果说对“转型初期失业原因、就业体制转换问题”和“劳动力流动问题”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宏观层面，那么这一阶段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点，涉及劳动力市场微观维度的研究，即深入中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城乡劳动力市场这一结构性问题。这反映出，随着改革的深入，相关的制度安排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已发生相应的作用，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正逐步向纵深演进；同时，劳动力市场的纵深演进反过来折射出中国的改革在深入推进，当然，这种深入推进较之初期更加艰难。其实，中国的户籍制度及其相关配套制度蕴含着不同的福利分配问题，因此改革户籍制度涉及利益的重新分配，这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所以，改革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这也证明了中国渐进式转型的合理性和改革螺旋式上升的必然性。

五、两类主体——女性劳动者和大学生群体的就业问题

在转型过程中，有两类主体的就业问题需要引起重视。一类是女性劳动者；另一类是大学生这个群体。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分工越来越需要女性的参与，而女性就业则成了一个重要的专题。在这一问题上的研究，也涌现出不少成果。王美艳(2005)指出，男女工资差异主要由同类行业内工资差异引起，而这种差异主要是由歧视引起的，人力资本所起的作用则很小。[28]杜凤莲等(2006)从产业重组对城镇人口失业持续时间的长短这一视角出发，经过研究发现，女性失业持续时间较男性长。[29]丁赛等(2007)研究发现，在改革渐进期(1988—1995)和改革深化期(1995—2002)已婚女性的就业明显下降。[30]刘靖(2008)采用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农村地区母亲收入增加对孩子健康的正向影响难以抵消劳动时间增加所带来的负面效果。[31]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农村女性劳动者外出务工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李利英等(2008)的研究有别于以往的文献，该研究加入了企业的效应，指出企业的外部市场环境(如，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和内部制度特征(如，采用计件工资制)是决定企业性别工资差异程度的重要因素。[32]

另一类值得关注的群体是大学生。自高校1999年扩招以来，大学生就业深受社会广泛关注。曾湘泉(2004)的研究显示，初次就业率统计指标设计的局限性有夸大大学生就业难的嫌疑，并指出应尽量避免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33]赖德胜等(2005)指出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所造成的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是引起这种失业的主要原因。[34]纵然大学生就业难与高校扩展有一定联系，但不应将视角仅局限于大学生的供给方，还应将视野拓展到大学生的需求方——企业。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即经济在快速增长，但就业却没有相应地增加，也就是说整个社会对大学生的需求并没有增加。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较大争议：宋小川(2004)的研究指出，工资刚性与高劳动生产率并存是造成无就业增长的真正原因。[35]而蔡昉(2007)则对这种零就业增长持相反的观点。[14]简新华等(2007)基于中国特殊情况——企业存在大量冗员的事实，建立了一个就业弹性模型，得出1995—2004年中国的就业弹性并没有下降。[36]丁守海(2009)对这一问题做了更深入的研究，指出当考虑产出变化对就业的即期影响时，中国非农产业的就业弹性比较低；当考虑产出的滞后影响时，就业弹性会出现较大幅度的上升(东部地区工业就业弹性升至0.3左右，中西部地区服务业就业弹性升至0.4左右)。[37]

不管是对女性劳动者的就业研究也好，还是对大学生的就业研究也罢，这种对劳动力市场微观层面的研究，使得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问题变得更加清晰：不仅有城乡劳动力市场结构性问题，还有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层次的结构性问题。这反映出劳动力市场的演进变得越来越复杂，将导致政府政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更加微妙，从而对政府的就业政策提出了更为苛刻的要求。

六、就业政策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

不管争议如何，大学生就业确实面临着诸多困难，其收益与教育投资根本不成比例。如何来缓解这一问题？需要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首先是基于微观层面的考量，应该考虑企业如何增强对大学生的有效需求。王诚(2002)提出过核心就业的新观点，通过扶持企业创新来增加就业，而中国企业的核心就业水平仅为25%左右。[38]通过企业创新来增加劳动力需求恰好符合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大学生就业。黄玲文等(2007)的研究指出，国企改制显著地减缓了就业的下降趋势。[39]事实上，这种国企改制也是一种创新。其次是基于宏观层面的考量，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就业政策。但在采取相应政策之前，需要弄清楚失业的结构，这样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治理。从西方经济学理论来看，按产生的原因，可将失业分为自然失业、自愿失业、非自愿失业和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中的失业。[1]其中，自然失业是市场经济中的一种正常现象，认识其在一个社会失业结构中的比重对于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具有重要的政策涵义。蔡昉等(2004)的研究就指出，中国经济增长没有带来相应就业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对解决自然失业是无能为力的。[40]那么，中国的自然失业率究竟有多高？曾湘泉等(2006)得出1992—2004年中国的自然失业率波动范围为4.8%～5.6%，低于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和地区同期水平。[41]而对宏观就业政策比较典型的研究，要属丁守海(2010)的研究，该文献将最低工资管制和《劳动合同法》两项措施结合起来，研究政策的交互作用对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冲击。[42]所以，应当注意的是，政府在制定政策时，需要对政策的就业冲击进行审视。毕竟，就业冲击对居民的影响实在太大。比如，都阳等(2006)利用线性概率模型研究了父母的就业冲击对子女大学入学决策的影响，发现父亲失去工作使子女入学的可能性下降了约30%。[43]

中国的改革有着它的逻辑基础，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入，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到何种程度？蔡昉(2007)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反映出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总体水平是提高的，并做出了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14]杨伟国等(2007)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测量体系进行客观描述与评估，分析了其中尚存的缺漏和不足，以便能更有效地反映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44]在后续研究中，蔡昉(2010)揭示了人口转变与二元经济发展的一致关系，进而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判断。[45]此外，随着中国加入WTO，开放的程度也越来越深，我们也应该关注国际市场的变化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的冲击。万解秋等(2004)通过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人民币升值将抑制就业的增长，并加重就业负担。[46]从这一阶段的研究可以看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水平较转型初期有很大提高，不仅是就业政策的完善问题，还有劳动力市场本身的发育程度。

七、结语

通过对文献进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理论界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业问题研究的思路：先涉及中国劳动力市场宏观层面的问题——转型初期失业原因和就业体制转换问题、劳动力流动问题；然后深入到劳动力市场微观维度的问题——农村劳动力问题、女性劳动者和大学生就业问题；最后再提升到劳动力市场宏观层面的问题——就业政策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程度。但这种宏观层面较之转型初期是不同水平层次的问题、有较大提升，尽管是一种螺旋式上升。当然，这也是本文的逻辑体系安排。

这种从宏观层面逐步深入到微观维度、然后再提升到宏观层面的研究思路，恰好反映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进：从转型初期的雏形，到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现象，再到劳动力市场中的城乡、不同性别、不同学历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和整体水平的提高等。而这种演进正是改革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演进与中国的改革进行绑定，那么从劳动力市场的演进中可以窥见改革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相互作用的机理：

一方面，改革是如何一步步作用于劳动力市场的。转型初期非国有部门的发展，引导劳动力从国有部门流入非国有部门；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引致整个社会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改革打破了中国城乡社会分布格局，使农村劳动力的流动成为了可能；宏观就业政策的完善(比如，最低工资管制和《劳动合同法》)促进了整个劳动力市场的发育等。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完善正是伴随着改革的深化。

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演进折射出改革自身的逻辑历史进程：从自身的历史逻辑起点(初始条件)——计划经济体制，到各种制定安排的作用机制逐步显现出来，再到转型的深入等。所以，中国的改革有着它的逻辑基础——“渐进式转型”，而劳动力市场演进的复杂性也证明了中国渐进式转型的合理性和改革螺旋式上升的必然性。在渐进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呈现出的各种现象是各种制度安排的效应，这将反过来不断修正改革“试错”的方向。比如，转型使得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客观上需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来，这对户籍制度的改革形成一种倒逼机制。

事实上，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演进看似显得扑朔迷离，但这种复杂的演进却始终遵循中国改革的逻辑。本来，中国的改革是一个重大事件，而且充满着不确定性。但改革本身有着它的逻辑基础，一旦具备成熟的条件，各种问题会得到逐步解决，这就是所谓的“渐进式转型”。因此，我们对劳动力市场的认识，也应该以改革的逻辑为主线，这样才能明白其中现象的内涵。那么，有哪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笔者已完成了这一研究。[47]

[参考文献]

[1] 袁志刚．失业理论与中国失业问题[J]．经济研究，1994(9)：32-37．

[2] 王诚．中国就业转型：隐蔽失业、就业不足到效率型就业[J]．经济研究，1996(5)：38- 46．

[3] 钱小英．我国失业率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1998(10)：28-36．

[4] 蔡昉，王美艳．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4(4)：68-79．

[5] 李实．中国经济转轨中劳动力流动模型[J]．经济研究，1997(1)：23-30．

[6] 蔡昉．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J]．中国社会科学，1998(2)：4-14．

[7] 罗润东．也论二元劳动力市场条件下的就业体制转换——兼与蔡昉先生商榷[J]．中国社会科学，1999(2)：51- 60．

[8] 吴要武．非正规就业者的未来[J]．经济研究，2009(7)：91-106．

[9] 杨云彦．中国人口迁移的规模测算与强度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6)：97-107．

[10] 杨云彦，徐映梅，向书坚．就业替代与劳动力流动：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经济研究，2003(8)：70-75．

[11] 刘修岩，殷醒民．空间外部性与地区工资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8(1)：77-98．

[12] 郭继强．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劳动供给分析——兼论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J]．中国社会科学，2005(5)：16-26．

[13] 王检贵，丁守海．中国究竟还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J]．中国社会科学，2005(5)：27-35．

[14] 蔡昉．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经济研究，2007(7)：4-14．

[15] 周天勇．托达罗模型的缺陷及其相反的政策含义——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就业容量扩张的思路[J]．经济研究，2001(3)：75-82．

[16] 陆铭．社会关系作为转型劳动力市场上的投资——对《社会关系网络对搜寻工作的影响》一文的拾遗和回应[J]．世界经济文汇，2002(3)：52-54．

[17] 邢春冰．中国农村非农就业机会的代际流动[J]．经济研究，2006(9)：103-116．

[18] 魏众．健康对非农就业及其工资决定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4(2)：64-74．

[19] 王德文，蔡昉，张国庆．农村迁移劳动力就业与工资决定：教育与培训的重要性[J]．经济学季刊，2008(4)：1131-1148．

[20] 蔡昉，都阳，王美艳．户籍制度与劳动力市场保护[J]．经济研究，2001(12)：41- 49．

[21] 李强．影响中国城乡流动人口的推力与拉力因素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3(1)：125-136．

[22] 姚先国，赖普清．中国劳资关系的城乡户籍差异[J]．经济研究，2004(7)：82-90．

[23] 王美艳．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5(5)：36- 46．

[24] 程名望，史清华，徐剑侠．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动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2006(4)：68-78．

[25] 袁志刚．中国的乡—城劳动力流动与城镇失业：一个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06(8)：28-35．

[26] 钟笑寒．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异[J]．中国社会科学，2006(1)：34- 46．

[27] 刘学军，赵耀辉．劳动力流动对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09(2)：693-710．

[28] 王美艳．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性别工资差异[J]．经济研究，2005(12)：35- 44．

[29] 杜凤莲，董晓媛．中国城镇人口失业持续时间的性别差异[J]．世界经济文汇，2006(2)：1-10．

[30] 丁赛，董晓媛，李实．经济转型下的中国城镇女性就业、收入及其对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J]．经济学季刊，2007(4)：1319-1338．

[31] 刘靖．非农就业、母亲照料与儿童健康——来自中国乡村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8(9)：136-149．

[32] 李利英，董晓媛．性别工资差异中的企业效应[J]．经济研究，2008(9)：122-135．

[33] 曾湘泉．变革中的就业环境与中国大学生就业[J]．经济研究，2004(6)：87-95．

[34] 赖德胜，田永坡．对中国“知识失业”成因的一个解释[J]．经济研究，2005(11)：111-119．

[35] 宋小川．无就业增长与非均衡劳工市场动态学[J]．经济研究，2004(7)：91-96．

[36] 简新华，余江．基于冗员的中国就业弹性估计[J]．经济研究，2007(6)：131-141．

[37] 丁守海．中国就业弹性究竟有多大？——兼论金融危机对就业的滞后冲击[J]．管理世界，2009(5)：36- 46．

[38] 王诚．中国就业发展新论——核心就业与非核心就业理论分析[J]．经济研究，2002(12)：79-87．

[39] 黄玲文，姚洋．国有企业改制对就业的影响——来自11个城市的证据[J]．经济研究，2007(3)：57- 69．

[40] 蔡昉，都阳，高文书．就业弹性、自然失业和宏观经济政策——为什么经济增长没有带来显性就业？[J]．经济研究，2004(9)：18-25．

[41] 曾湘泉，于泳．中国自然失业率的测量与解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4)：65-76．

[42] 丁守海．最低工资管制的就业效应分析——兼论《劳动合同法》的交互影响[J]．中国社会科学，2010(1)：85-102．

[43] 都阳，John Giles．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冲击对家庭教育决策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6(4)：58- 67．

[44] 杨伟国，孙媛媛．中国劳动力市场测量：基于指标与方法的双重评估[J]．中国社会科学，2007(5)：104-113．

[45] 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刘易斯转折点[J]．经济研究，2010(4)：4-13．

[46] 万解秋，徐涛．汇率调整对中国就业的影响——基于理论与经验的研究[J]．经济研究，2004(2)：39- 46．

[47] 徐成波．转型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几个重要问题解读——基于就业研究文献述评的视角[J]．现代经济探讨，2012(2)：88-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