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飞

(上海交通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240)

1.0 引言

关于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界已经有诸多讨论。早在2008年就有学者表示，“学界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那就是后经典叙事学没有取代经典叙事学，二者共存”(唐伟胜，2008: 74)。然而，叙事学的经典/后经典之分直到今天仍然备受质疑，国内外学界对该命题的探讨并未随着后经典叙事学在当下的“爆炸式”发展而有所降温，甚至有不断强化的态势。毫不夸张地讲，自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1997年提出“后经典叙事学”至今的20年来，伴随着学界对后经典叙事学“爆炸式”研究的也是其对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划分合法性的追问。问题在于，经典叙事学的范畴与疆界究竟是什么？后经典叙事学的内涵又是什么？二者之间究竟是何关系？与此同时，相比就叙事学经典/后经典之分本身的探讨，学界对叙事学经典/后经典之分20年来产生的争议和论战的探讨相对不足，缺乏对支持和反对这一划分的不同声音的历时性追踪和批评性辨析，故不能从历时发展的角度对这一极具争议性命题作全局性的透视。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再次聚焦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之分，考辩20年来学界就这一命题所产生的观点交锋，廓清其批评的脉络和发展轨迹，最终旨在尝试界定经典叙事学的范畴，并试图澄清后经典叙事学的相关问题，理清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论证后经典叙事学的历史出场和学术性存在的合法性。本文还将进一步指出，在叙事学从“后经典转向”到“批评元语言”建构的新语境下，作为一门学科的叙事学在其“爆炸式”发展的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相关问题，以期为相关讨论提供一定的参考。

2.0 批评的踪迹：叙事学经典/后经典之分的不同声音

1997年，赫尔曼首次提出了“后经典叙事学”(postclassical narratology)这一概念。赫尔曼在文章中称，“对叙事学相关经典研究方法的重新思考将会产生对行动计划和故事之间关系的更加仔细的研究”，所以他提出“后经典叙事学”，并认为“后经典叙事学视结构主义叙事理论为其自身的一个‘时期’，但是后经典叙事学将运用其他领域的研究路径去丰富旧的叙事学探究方法”(Herman,1997:1057)。在赫尔曼提出“后经典叙事学”概念的第二年，布莱恩·理查森(Brian Richardson)对其观点提出质疑，并从两个方面进行反驳。首先，文学史是一个不断变化和积累的过程，而赫尔曼的观点对文学史的发展只是一种单项性的论述；其次，他认为赫尔曼提出的后经典叙事学试图通过丰富原有的叙事研究方法，去涵盖不同类别的各类叙事形式，而这在他看来既没必要也不可能(Richardson,1998:288-289)。理查森对赫尔曼的反对主要聚焦于理论建构的“可能性”方面。他认为赫尔曼提出的后经典叙事学试图从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吸取思想和方法资源，以克服经典叙事学固有的缺陷，并建构“普遍叙事理论”去涵盖不同形式的叙述类别。与赫尔曼不同，理查森认为，某些先锋作家往往在其作品中可能解构和颠覆先前的“自然”叙事传统，进行“非自然”的叙事实验，传统的叙事理论在解释这些极端的叙事形式时显得乏力，故叙事学的后续探讨应该以扩大叙事学的解释范畴为中心，对非自然的叙事实践给予关注，并建构“非自然叙事学”(unnatural narratology)(同上)。

理查森所谓的建构“普遍叙事理论”的不可能，在赵毅衡看来正是叙事学理论家当前应该开展的工作。他指出，“新叙述学”并没有准备好给小说之外的叙述“提供崭新的定义，以一套有效通用的理论基础、一套方法论以及一套通用术语来涵盖各个学科”，且后经典叙事学还是属于“小叙述学”，它只是“从叙述转向‘汲取养分’”，并不具有能够涵盖不同叙事类别的功能(赵毅衡，2008：34)。在这一背景之下，他认为“当代叙述学应当从大局面着手，把视野拓宽到各门类叙述已经取得的成就，着手建立一门广义的理论叙述学”(同上：31)，以为“人类文化使用的各种叙述”建立一套有效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同上：36)。赵毅衡认为赫尔曼所提出的后经典叙事学并不能够涵盖多元的叙事类别，不具有理论的普遍性，属于“小叙事学”，他由此提出建构“广义叙事学”的设想。

无独有偶，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叙事学研究应该在关注普遍性的前提下，破除结构主义式的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研究范式，走向关注文本特点、媒介多样性、语境主义的叙事学研究(Wolf,2010:626)。然而，他同时也指出，叙事学的研究应该首先关注普遍性，这是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首要目标，所以他质疑赫尔曼所谓的“复数的叙事学”(narratologies)，并认为“后殖民主义叙事学”和“女性主义叙事学”等后经典叙事学分支最多只能称得上是对经典叙事学的一种补充，或是研究方法上的一种拓展，它们只不过是基于某些携带具体内容和主题的叙事文本所进行的具体叙事分析而已，并不具有普遍的意义(同上：626)。不得不承认，沃尔夫所提出的关注叙事理论的普遍性是有道理的，因为理论性才是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根本生命力，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首先应该依赖于叙事学理论的建构，而非叙事理论的实践批评。

2011年，以色列特拉维夫叙事学派代表人物梅尔·斯滕伯格(Meir Sternberg)对赫尔曼就叙事学所做的经典/后经典划分提出明确质疑，并从两方面表达了质疑。首先，他认为这种划分本身就存在问题，因为承认这种划分，就意味着认定经典叙事学等同于结构主义叙事学。而在他看来，所谓的“经典叙事学”在其形成之初就绝非是单一的，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同时兴起的还有出现在其他学术地区、其他学科领域的“叙事学”或者叙事研究(Sternberg，2010：35)。其次，后经典叙事学是一个笼统的名称，涵盖了很多混杂的、有关叙事研究的方向(同上：36)。应该说，斯滕伯格的观点有其合理性，但也颇有值得商榷之处，因为他提出的反对意见似乎默认了“经典叙事学”就等同于“结构主义叙事学”，他也正是在这一理解框架之下对“后经典叙事学”提出质疑的。然而，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根本没有去界定经典叙事学的范畴，也没有将结构主义叙事学之前的叙事学以及同期其它非结构主义的叙事研究排除在经典叙事学的范畴之外。

乔国强(2014：208)认为：“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叙述学从诞生直至今日，始终是在结构主义的框架内建构和发展的。”“‘经典叙述学’与‘后经典叙述学’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叙述学这个整体的内部的一种‘次序结构’关系”，“‘经典叙述学’与‘后经典叙述学’的诸多差异是这个学科整体自身所进行的一些转换和调整的结果，而不是一个什么全新的学科”(同上：212)。同时，他对赫尔曼批判“经典叙事学”的四个错误(即科学性、拟人观、漠视语境、无视性别)进行了申辩。首先，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科学性”不仅是早期叙事学家建构叙事学学科的严谨性体现，同时也是叙事学“学科的本质使然”，即经典叙事学在建构学科学术语和进行分类时所体现的“森严”和“严格”，是叙事学这门学科的需要，因为建构叙事学的初衷是力图发现能够表达结构规律的形式，以对“那些具有原型意义的‘母结构’做通盘考虑”。其次，关于“拟人(性质/状态)”这个话题的讨论之所以经典叙事学不及后经典叙事学讨论得多，是因为它并不属经典叙事学需要讨论的范畴，且在赫尔曼的论述中，“拟人的”(anthropomorphic)一词并不是特别指向叙事研究的。再次，后经典叙事学也并未“把‘语境’当作一个特别的术语来界定”，在对于语境的忽视方面，经典叙事学家和后经典叙事学家“只有‘漠视’程度的差异”，并没有是否‘漠视’的本质区别”。最后，经典叙事学“无视性别”的问题其实是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其构建、转换、调整过程中的正常表现，且后经典叙事学之所以能够将性别予以考虑，是得益于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打下的基础，没有这种基础的女性主义叙事学研究将不属于叙事学研究的大范畴，只能是性别研究的一种翻版。(同上：213-214)

综合来看，学界对赫尔曼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之分的质疑理由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建构涵盖所有叙述类型的叙事学既不可能也不必要；(2)后经典叙事学无法涵盖各类叙事类型；(3)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忽略了结构主义叙事学同期的其他叙事学的研究；(4)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是叙事学这一学科在结构主义框架内所作的调整与转换，并不是一个全新的学科。这些论点引发如下几个问题：经典叙事学的范畴究竟应该如何界定，即什么是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是不是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叙事学学科？它与经典叙事学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

3.0 边界的重审：经典叙事学范畴之再论

学界对于经典叙事学的范畴界定尚未达成共识，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导致学界对于叙事学经典/后经典之分存在争议的一个重要原因。应该指出，经典叙事学不完全等同于结构主义叙事学。经典叙事学包括三个部分：第一，结构主义叙事学；第二，结构主义叙事学之前的叙事学研究；第三，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同时期并行发展于其他学术区域的叙事学研究。德国叙事学家安斯加尔·纽宁(Ansgar Nunning)曾指出，“‘叙事学’从一开始就不止一种”(Nunning,2003:245)。尽管在今天看来，经典叙事学在其早期是一个单一且完整的事业，但早在结构主义盛行之初，学界就存在多种定义和研究叙事的方法，主要包括语义叙事学，故事叙事学，话语叙事学，以及修辞实用叙事学(同上：246)。然而，西方学者往往对于经典叙事学的涵盖范畴存在理解偏误，“他们要不认为经典叙事学等同于结构主义叙事学(尤其是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要不认为经典叙事学完全隶属于结构主义叙事学”(尚必武、胡全生，2007：121)。如果只是简单地将经典叙事学与结构主义叙事学划等号，就很有可能忽视结构主义以前的叙事学理论，包括亨利·詹姆斯的小说理论、帕西·卢伯克等人的叙事视角理论、E. M.福斯特的小说理论、维恩·布斯的小说理论等；同时，这也很有可能将与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同期发展于其他地区的叙事研究排除经典叙事学的疆域之外，其中包括德国学者弗兰兹·斯坦泽尔(Franz K. Stanzel)20世纪50年代对“叙事情景”的研究、俄国形式主义叙事理论研究、以色列“特拉维夫学派”的叙事理论、荷兰学者的叙事研究等(尚必武、胡全生，2007；皮尔，2012：83)。

导致“经典叙事学”被等同于“结构主义叙事学”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之所以有西方学者对经典叙事学的范畴界限含混不清，把经典叙事学等同于结构主义叙事学，主要是因为“叙事学”一词由法国叙事学家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提出，且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在当时产生的影响颇大(尚必武、胡全生，2007：121)。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之前的叙事学研究，以及与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并列发展于其他学术区域的叙事学研究对于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兴起毫无疑问也做出了贡献，将其排除在经典叙事学的范畴之外是不恰当的。其次，语言的障碍是另一个原因。上个世纪60年代左右，各个学术区域之间的学术交流远没今天频繁，由于语言的障碍，来自不同区域的叙事学学者无法取得及时的交流，导致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研究之前的小规模的、零散的叙事学研究无法进入学术主流。

4.0 内涵的澄清：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关系之再考

上文界定了“经典叙事学”的范畴并探讨了“经典叙事学”范畴被简单化的原因，与“经典叙事学”相对应的“后经典叙事学”的实质内涵也需要加以明确澄清和界定，因为这是理清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探讨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划分实质的必要条件。下文将试图澄清与后经典叙事学相关的几点问题。

第一，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不是要建立一门新的叙事学。首先，要厘清这一问题，必须从源头去考察。赫尔曼虽然并未对其具体指涉作清晰的界定，但他明确指出，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并不代表“经典叙事学已经过时”，更不是要将之抛弃；相反，后经典叙事学仍然强调经典叙事学的有用性(Herman,1997:1048)。后经典叙事学视经典叙事学为一个关键的“时期”，它主张从“其他学科领域吸取理论和方法的资源，以丰富原有的研究方法”(同上：1057)。后经典叙事学提出的最初基础并非是去解构经典叙事学，建立一个全新的学科。它是叙事学发展和调整的一个阶段。如果说建构经典叙事学的核心任务是以结构主义为基本理论框架，探讨文学作品的母结构和根本叙事语法，以此建立作为一门学科的叙事学，那么赫尔曼所提出的后经典叙事学则旨在通过从认知科学等其他学科领域获得方法和理论支持，以此在进行叙事理论建构和实践批评中考虑语境、读者、历史、性别等因素，克服经典叙事学只关注文本内部结构所产生的种种局限，突破结构主义式的文本诠释窠臼。其次，从后经典叙事学在目前的发展状况也能发现，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并不是且并没有建立一门新的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实际上涵盖了诸多叙事学研究流派，包括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跨媒介叙事学、认知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等。后经典叙事学绝非一个单一的批评流派，更不是一个与经典叙事学毫无关系的另一门新的叙事学。

第二，后经典叙事学与经典叙事学之间并非是相互冲突和对抗的关系。经典叙事学为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打下了基本理论基础，后经典叙事学则通过重审和修正相关叙事学概念，并从其他学科领域吸纳研究方法和理论资源，克服经典叙事学面对新语境之下日益复杂多元的叙事形式缺乏解释力的这一问题，以促进叙事学的重生和再次繁荣。“经典叙事学过于依赖语言学批评模式，一味寻求批评的科学性，失却了对文学作品‘文学性’的关注，脱离了文学作品的创作语境和接受语境” (尚必武，2015：19)，这一问题虽然与经典叙事学的学科定位紧密相连，因为它旨在探讨文本的整体结构和叙事语法，但这的确是一个固有的缺陷。随着叙事形式和类型的多元化，如后现代主义叙事的蓬勃兴起，经典叙事学的这一缺陷日益凸显，这就从学科发展的内部动力上要求对经典叙事学加以重审和修正，以建构更具解释力的叙事理论。换言之，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是叙事学学科发展的必然，也是叙事学为应对新语境之下日益复杂和多元的叙事形式所作出的一种有效回应。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叙事学的研究“受到了解构主义、读者反应批评和各类文化、意识形态研究日益强烈的批评或冲击”(申丹，2002：46)，叙事学的结构主义式的纯洁性开始受到挑战，叙事探究也从早期只注重文本结构和文本语法的分析，悄然转向注重历史语境、阅读过程、性别差异等因素，进而产生了叙事学研究的范式转变。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便有学者对这种范式的转变有敏锐的洞悉，露丝·罗恩(Ruth Ronen)就是一例，她称：“尽管从表面上看叙事学是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工程，而实际上却包含了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和取向，经典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所提出的假设已经发生了范式的转变”(Ronen,1990:817)。她进一步将这种转变总结为三个方面：(1)由对句法功能主义式的探讨转为对叙事语义学式的研究；(2)由原来旨在发现叙事语法转向对叙事结构的动态探究；(3)由去指称性叙事研究转为对叙事结构指称性研究(Ronen,1990:840-841)。罗恩1990年提出的叙事学研究范式转变的问题，在1997年被赫尔曼进一步概念化和理论化，即提出了“后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是叙事学学科发展的历史使然，因而并非是对经典叙事学的一种颠覆，二者之间存在难以割舍的源与流的关系。

第三，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对叙事学事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清晰界定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推动了叙事学整体事业在新语境之下的繁荣和发展。正如经典叙事学是叙事学的一个关键时期一样，后经典叙事学也是叙事学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关键时期。后经典叙事学涵盖了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新时期的蓬勃发展，指涉叙事学领域那些实现了研究“媒介”和研究“方法”双重突破(尚必武，2009:117)的叙事研究新成果。对此约翰·皮尔(John Pier)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赫尔曼为这些术语的使用起到了战略性的作用，因为这些术语彰显了1999年开始的叙事学复兴，叙事学在这一时期走向其他学科，这些术语为即将来临的创新性研究指明了方向”(皮尔，2012：82)。但他进一步指出，如果过分强调后经典叙事学也可能产生两个错误导向：首先，经典叙事学在形成初期有其清晰的思想流派轮廓，然而在新时期却变得过时了；其次，早期的叙事理论可能会被忽视或遮蔽，特别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60、70年代以来不同地区的叙事研究传统(同上)。虽然皮尔的第二个观点有些偏激，但不无道理。叙事学整体事业在当下的发展应该以对后经典叙事学中的各个流派的实质性推进和各个流派之间关系的深入探讨为题中之义，而非对后经典叙事学作为一个命题和概念的过分关注。

对后经典叙事学的澄清是界定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划分实质的前提，因为只有从内部去把握后经典叙事学提出和发展的本质内涵，才能从根本上厘清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进而透视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之分的实质内涵。从实质上看，经典叙事学/后经典叙事学之分并非两个学科之间的划分。它是对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不同阶段发展状况的一种界定，有两个重要作用。首先，它对准确界定新语境下多元的叙事研究流派和方法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相较于经典叙事学，由多种叙事研究流派组成的后经典叙事学有其独有的特点。首先，后经典叙事学用跨学科、跨文类的研究方法，去分析和阐释除文学叙事文本以外的多种叙事类型，并考虑历史语境、意识形态、文化权力等因素，以此破除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研究范式。其次，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通过界定学科的不同发展阶段，进一步推进了叙事学的整体发展。但也应该指出，并非是因为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而催生了女性主义叙事学、修辞性叙事学、认知叙事学、非自然叙事学等后经典叙事学流派。这些叙事学研究流派中的一些分支实际上在赫尔曼提出后经典叙事学之前就已经初见端倪。更加确切地讲，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涵盖了那些在研究方法和对象上对先前叙事学做出发展和突破的叙事学研究流派和方法，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将这些研究流派进行统一整合，清晰界定，也进一步推进了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探究，铸就了叙事学在新时期的繁荣。

5.0 从后经典转向到批评元语言的建构：问题与挑战

自“后经典叙事学”被提出以来的20年间，叙事学领域已经不只是“出现了小规模但确凿无疑的爆炸性局面”(赫尔曼，2002：1)。更确切地讲，由于后经典叙事学的蓬勃发展，叙事学过去20年经历了大规模的爆炸式发展局面，直到目前还在以强劲的发展势头不断取得令人可喜的发展成就。有学者称，叙事学已经成为继现象学、符号学之后又一大跨国界、跨学科的“批评元语言”(critical metalanguage)，它正在日益成长为一种文学研究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Sommer,2004:4)。不可否认，当下叙事学的众多分析术语的确已经延伸到其他诸多非文学学科领域，包括历史学、认知科学、人类学、社会语言学、心理分析、戏剧学和电影学等学科。作为“文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 (同上：5)，今天的叙事学在所有人文学科分支领域都呈现出繁荣景象，体现出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从这一层面来看，叙事学在新时期的发展已经从其“后经典转向”走向了一种“批评元语言”的建构。

叙事学之所以能够成为批评元语言，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首先，叙事学能够对众多类型的叙事进行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实现对虚构文本的不同方面进行专业探讨，比如讨论叙事文本的叙事可靠性、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空间等。其次，叙事学(特别是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也是跨学科、跨文类研究的基础，它不但对传统意义的“虚构叙事”有阐释的力道，而且也能成为诸如戏剧、电影、超文本、绘本等其他叙事类型的有效分析工具和解释模式，即叙事学研究可以突破传统文学研究的限制，开辟新的研究领域，进而推进学科之间的跨界研究与对话。最后，叙事学之所以能够实现从90年代的重新“复活”到新世纪的爆炸式发展，是因为它不仅关注文本的特质，而且还考虑文本之外的语境，关注文本中的政治、哲学、人类学、心理学和历史学等其他方面。(Sommer,2004:5-6)

需要强调的是，叙事学从后经典转向到建构一种批评的元语言犹如一把双刃剑，这种强劲的发展势头在为叙事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可能带来相应的潜在问题。在新语境之下，叙事学的研究范畴破除了结构主义的窠臼，用日渐丰富多样的研究方法去探索日益多元的叙事对象，这毫无疑问将解构以结构主义叙事学为中心的经典叙事学的霸权，将叙事学研究带入一个多元共生、众生喧哗的时代。如果将叙事学作为一门批评元语言，用以对不同类型的文本进行叙事分析，不得不考虑其可能带来的相应挑战和问题。在维尔纳·沃尔夫(Werner Wolf)看来，将来自文学叙事学领域的相关概念应用到对非文学媒介的分析时，如何保持这些概念应用的准确性，如何审视这些概念在跨媒介分析中的有效性，以及如何克服批评者往往只具有单一学科基础的专业性等问题，都是在推进叙事学作为一种广义的批评元语言发展时应该被给予重视的(Wolf,2008:129)。他同样指出，将文学叙事学拓展到其他领域，使其作为一种批评元语言，可能导致叙事学研究者过分强调不同叙事形式之间的共性，进而使源于文学叙事学领域的相关概念贬值，最终可能导致文学叙事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的疏离和异化(Wolf,2011:514)。有鉴于此，一方面，叙事学应该以积极的姿态拥抱叙事学的跨学科和跨媒介实践，并从其他学科领域汲取理论和方法资源，丰富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在方法和研究对象层面的拓展，并最终推进叙事学整体事业的繁荣。另一方面，在建构叙事学作为一门批评元语言的过程中，对于跨学科和跨媒介叙事研究可能带来的问题和挑战应该有清晰的认识，并以谨慎的态度去加以回应。

此外，过分地将叙事学作为一门批评元语言用于分析多样的叙事文本，开展叙事实践批评研究，可能会减弱叙事学作为一种理论和诗学的发展和建构。众所周知，后经典叙事学领域中诸多冠以语境主义之名的叙事学研究流派强调将历史语境、文化权力、意识形态等因素纳入叙事分析的实践中，这类后经典叙事学研究流派的关注焦点不是从理论层面拓展叙事学，而是注重运用叙事理论进行语境主义式的文本阐释。理查德·斯多克(Richard Stock)指出，这种过分注重案例分析的横向叙事探究有取代对叙事学进行纵向理论探索的趋势；此外，为了让叙事学更好地服务于文本阐释，叙事学理论也可能有被简化的风险(Stock,2013:383-384)。这也是为什么纽宁曾经对后经典叙事学各个分支理论的理论性程度做出了区分并对之进行排序。在他看来，“可能世界叙事学”和“认知叙事学”的理论性强于叙事学的跨媒介、跨文类、语境主义的应用(Nunning,2003:256)。所以在拓展叙事学的过程中，学界仍然应当注重对叙事学的理论建构，切忌本末倒置，用叙事阐释取代诗学建构，因为理论性本身才是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的根本生命力所在。

6.0 结语

如果说过去20年叙事学学科经历了大规模的爆炸式发展，那么毫无疑问，后经典叙事学所涵盖的诸多叙事研究流派是推动这一发展盛况的主要力量。后经典叙事学“不仅复兴了叙事学这门学科，而且也为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增添了诸多活力，提供了新的契机”(尚必武，2012：34)。当下，叙事学已经不仅仅只是满足于发现文本内部的普遍叙事语法了，而是运用更加具有解释力道的分析模式和分析逻辑，去诠释不同文本类型中的形式和意义，并在此过程中加强叙事学的理论建构。叙事学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强劲的发展势头，这和学界对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及在这个领域的深入探索分不开。就此而言，后经典叙事学的提出具有学科发展史上的历史意义，对整个叙事学事业的推进起了不容忽视的作用。与此同时，后经典叙事学内部不同叙事学研究流派和方法都为拓宽叙事探究领域开辟了新的视野，这些不同的研究方法之间相互对话、共同促进、通力合作，也构成了跨学科、跨领域叙事探索的基础，为促进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在学科连接点的生长提供了可能性。后经典叙事学在新的语境中取得(还将继续取得)如此大的进步和发展，和后经典叙事学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分不开。但必须指出，在推进后经典叙事学发展的过程中，学界应当对相关问题有清晰的认识，以谨慎的态度去思考这种疆域拓展可能带来的潜在负面后果，严肃对待并处理诸如叙事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性，以及叙事学作为一门文学学科的整体性和完整性，理性地推进叙事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