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阳

(丹姿集团，广东 广州 510000)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转换了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因为洋务新政的破产和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发生明显的转变，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不约而同地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人的问题的认识。这一时期他们对人的问题的认识是以国民问题的讨论为核心的，他们猛烈批判了中国国民的种种劣根性，以西方近代国民为标准，建构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新民”模式，希望以此挽救日趋严峻的民族危机，实现国家的富强，掀起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第一次高潮，因此也标志着中国近代人学思想的真正形成。“新民”思想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本文集中探讨这些因素的表现与作用。

一 民族危机推动“新民”思想的初步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重的民族危机把广大民众置于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呜乎!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1］“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2］他们急切地呼喊，“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3］如何才能寻找民族的出路，探索救国的方略，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甲午战争后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使20世纪前后进步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国家竞争的实质是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素质之间的竞争。“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争也”，“处各国以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