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民”思想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2012-03-31杨阳

长沙大学学报 2012年6期

杨阳

(丹姿集团，广东广州 510000)

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转换了探索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因为洋务新政的破产和持续紧张的民族危机发生明显的转变，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不约而同地都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对人的问题的认识。这一时期他们对人的问题的认识是以国民问题的讨论为核心的，他们猛烈批判了中国国民的种种劣根性，以西方近代国民为标准，建构了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新民”模式，希望以此挽救日趋严峻的民族危机，实现国家的富强，掀起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第一次高潮，因此也标志着中国近代人学思想的真正形成。“新民”思想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本文集中探讨这些因素的表现与作用。

一民族危机推动“新民”思想的初步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严重的民族危机把广大民众置于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呜乎!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1］“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2］他们急切地呼喊，“时局之危，有危于此时者乎?图治之急，有急于此时者乎?”［3］如何才能寻找民族的出路，探索救国的方略，他们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

甲午战争后激烈的国际竞争以及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使20世纪前后进步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国家竞争的实质是民族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素质之间的竞争。“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争也”，“处各国以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4］“国之盛衰强弱，常视人民之动作为衡”［5］，他们认识到，决定国家强大的关键是人，是民众的整体素质，“国之见重于人也，亦不视其国土之大小，人口之众寡，而视其国民之品格。”［6］近数十年来，世界各国，无不“以国民程度之高低，为其国民族帝国主义发达与否之比例差。”［7］陈独秀把中国民族危机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国民性质的“恶劣”，“不是皇帝不好，也不是做官的不好，也不是兵不强，也不是财不足，也不是外国欺负中国，也不是土匪作乱，以我看起来，凡是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8］主张国民性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认为，正是中西国民性的差异导致了中国的惨败，“彼以适于近日而战优胜，我以不适于近日而归劣败故耳。”［9］

与以前狭隘的民族排外主义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更多自觉地从本民族自身方面来寻找民族衰亡的原因，他们勇敢地承认，“云南之将为他人之云南，非他人能使为己有也。惟我不能自有其所有，斯他人得乘虚攻敝，以有我所有。”“然则捧云南以与他人者，罪不在政府，不在官吏，实在我栖息于云南之云南人也。云南人之罪，诚难辞矣。”正是这种深刻的民族自我批判精神，开启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想的征程。

二洋务运动失败促使中国现代化重心转换

洋务运动以“中体西用”为理论指导，只是片面引进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固守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人为地把整体的现代化运动机械地分割为物质和精神的两个部分，拒绝对后者的相应的改进，这在根本上违反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甲午战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主张国民性改造的进步知识分子一方面指责洋务运动“徒靡巨款”，却“无救危败”;另一方面又对其失败的原因展开了深沉的理性思考，洋务新政，“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强之基，而自吾人行之，则淮橘为枳，若存若亡，不能实收其效者，则又何也?”“夫吾国言新法数十年，而效不睹者何也?”［10］

接受了西方近代社会知识的启迪之后，康有为等维新派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合系统，他们关注的重心转向了政治体制的变革，但是显然也注意到国人本身的弱点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根本制约，“中国民气散而不聚，民心独而不群，此其所以百事而不一效者也”［11］;事实上中国之不变，恰恰在于“吾民之过也”［12］;中国的改革之所以总是失败，根本的原因在“新其政不新其民”［13］。

戊戌变法的再次失败让他们从政治革新的迷梦中唤醒，认识到比政治改革更根本的问题在于国民性的改造。因为国民程度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国民之文明程度低者，虽得明主贤相以代治之，及其人亡则其政息焉，譬犹严冬之际置表于沸水中，虽其度骤升，水一冷而坠如故矣。国民之文明程度高者，虽偶有暴君污吏虔刘一时，而其民力自能补救之而整顿之，譬犹褥暑之时置表于冰块上，虽其度忽落，不俄顷则冰消而涨如故矣。”［14］从来都“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15］

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认准改造国民性，提高中国人的国民素质，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根本所在，“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16］所以，“为中国今日计，必非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评，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17］

三严复等人传入的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知识提供了坚强的理论武器

严复虽然接受了达尔文“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但是他并不赞同把人类社会的进化看做是一个完全服从于生物规律的自然过程的观点，他对赫胥黎重视人在进化过程中的作用的“任人为治”思想加以改造，强调世界本身是一个大竞争场，任何民族都无法逃避物竞天择的竞争规律。而在人群之间的激烈争斗中，只有那些适应生存竞争的智者强者才能生存和发展，所以提高人群的竞争能力，即提高其自身素质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他们还接受了西方的“社会有机体”理论，强调国家就像一个生物体，个人为一细胞，生物体的强弱优劣取决于各个细胞的强弱优劣。要研究一个事物整体的状况，必须先考察构成该事物的部分状况。同样，国家既然是由“民”构成的，那么“民”自身的素质就决定着国家的强弱盛衰;在整个社会“民力已恭，民智已卑，民德已薄”的情况下，无论有什么好的措施，都不可能实行。因此，治国之根本在于治“民”。从这一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出发，严复得出了民族强弱兴亡系于民力、民智、民德的结论，指出:“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18］

四日本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成功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

戊戌维新失败以后，梁启超等流亡日本，时至日本大规模的“民权运动”时期。福泽谕吉以及中村正直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国民德、智的提高是国家进步的前提;人民的智德水准决定文明程度，日本的文明，因为人民的智德不足而还远不及西洋各国，所以，为达到国家进步这个目的，必须追求智慧和道德［19］。他们极力主张剔除国民的陈腐思想观念，培养具有近代性质的社会心理，养成独立、自主、进取的新型行为方式。这些思想与行动都对流亡日本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梁启超从日本改造国民劣根性、变更人心的改革中，认识到了中国现代化的关键，疾呼“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吾今极言新民为当务之急”［20］。

综上所述，洋务新政的失败和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从内外两个方面促使梁启超、严复等进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转换思路，从国民性改造的崭新角度探索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崭新途径，他们陆续出版了《新民说》(梁启超)、《文明论概略》(福泽谕吉)等鼓吹国民性改造的著作，同时，在国内外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浙江潮》等报刊杂志，深入揭露、批判了奴隶性、自私、虚伪等种种国民劣根性的表现，探究了造成这些劣根性的政治、文化、教育以及地理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具有鲜明近代特征的崭新国民形象——“新民”，掀起了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第一次高潮，从而也使中国人学思想开始具备崭新的时代特征，成为了中国近代人学思想形成的标志。

［1］严复.译《法意》按语［A］.严复集(第4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2］康有为.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A］.康有为政论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1.

［3］谭嗣同.报贝元徵［A］.谭嗣同全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97.

［4］［10］［14］［15］［17］［20］梁启超.新民说［A］.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5］论今日国民之动作［J］.东方杂志，1906，(1).

［6］梁启超.论中国国民之品格［A］.梁启超全集［C］.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7］万声扬.中国当重国民教育［J］.湖北学生界，1903，(2).

［8］陈独秀.亡国篇［A］.陈独秀著作选［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9］《云南》杂志发刊词［J］.云南，1906，(1).

［11］麦孟华.总论·民主第一［J］.时务报，1896，(28).

［12］欧渠甲.论大地各国变法皆由民起［A］.戊戌变法(第3册)［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13］唐才常.尊新［A］.唐才常集［C］.北京:中华书局，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