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兴永，鲁 涛

(湖南理工学院期刊社，湖南 岳阳 414006)

一切价值态是从信息态发源的。湖湘文化价值态的发轫与发迹，与屈原文化信息态有莫大关联。抑或说，湖湘文化的文源、文脉，是随着屈原文化信息的走向而清晰、而丰富、而完善和扩展的。从这一意义上说，屈原文化价值态，是湖湘文化脉络的图腾。

一 屈原是提炼湖湘文化的开山鼻祖

(一)屈原文化与中华文明

屈原“求索”的理论根基应该是儒家“忧”文化。屈原虽为贵族，但其实感作品却来自民间。所以，屈原是人民的屈原。屈原诗作的突出贡献在于打破了以《诗经》为代表的四言诗格调，吸收了民间诗歌形式与特点，创造了一种句法参差多变的新诗体“楚辞”。这是诗歌形式的一次大解放，把中国诗歌从《诗经》后的沉寂，推向了第二个高峰。有学者评价，如果说《诗经》代表了当时中原文化的话，那么《楚辞》则是当时南方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分别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尽管，赛龙舟的习俗也许在屈原之前就已经存在，但是，自屈原于汨罗江自沉后，中国民间五月初五端午节包粽子，都知道是纪念伟大的屈原。1953年，屈原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因此，研究由屈原文化传承下来的湖湘文化价值态，以及长期积淀下来的湖湘人文精神，就是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的精神需要。

(二)湘楚文化渊源

文化是由人类共同创造并经过历史检验的物质和精神信息态(即信息的运动状态)。其特点:第一，区域性;第二，群体共享性;第三，客观显性与主观隐性;第四，可以演化为人们的文化生活图式;第五，文化信息态与精神信息态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和谐发展。

湖湘文化作为区域性文化，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

应该说，湖湘文化是楚文化的演进。《史记·楚世家》载:“熊绎当周成王(约公元前1042年左右)，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汉书·地理志》载:“周成王时，封文武先师鬻熊之曾孙熊绎于荆蛮，为楚子”。许多学者以此为主要依据，认为熊绎为楚始封君，如此便有了“楚”这个正式的国号兼族号。然而，对于楚地的开发，似乎远晚于中原。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羋姓氏族陆续南迁，楚人始崛起于江汉之间。

楚立国后，有一条重要的指导思想贯穿于统治者的头脑中，那就是以民为本，其表现形式是重民与抚民。楚国的迅速发展壮大有很多的原因，但这一治国宗旨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约在周襄王(前651－前618年)时期，楚国的军事、政治势力征服了洞庭湖以南等地的土著民族，逐步扩张为称霸诸侯、雄视齐秦的泱泱大国。

当然，从时间维度考察，湖湘大地在中华文明的夏、商、西周时期——湖湘文明的先楚时代——由当地荆蛮、越人、濮人创造了最初的湖湘土著文化。据陈甲标的研究，先楚时代的湖南土著，虽然接受融合了夏商周诸王朝在南征中用剑与火带来的中原文化，创造了先楚文化，但这时的湖南仍处在原始氏族社会后期，还没有真正迈入人类文明的门槛。随着楚国将湖南置于自己的版图，湖南土著越过奴隶社会从原始社会直接进入封建社会，湖南先楚文化也随着融合于楚文化，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湘楚文化”［1］。楚文化进入湖南并逐渐演化发展成为湖湘文化的母体，这种变迁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楚国派遣、流放官员和灭国移民等形式来实现的。楚文化通过以屈原流放为代表的这种主要传播方式，开始在湖湘大地上扎根，从而使屈原文化成为湖湘文化发展、演变的母体文化。另外，湖南三面环山，四水竞流，丘陵起伏，河谷纵横，水泽广阔，由于独特的地理和人文环境，亦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湘楚民俗文化。如先秦楚人，最为信奉巫鬼，蕴含着浓厚的神秘意识和虚无理想，到春秋战国时期，楚文化与中原文化接触碰撞，并经屈原等人通过自然界与特别的精神相击发，自然产生出新的别样文化——先秦湘楚文学。

(三)屈原对湘楚民间文化的发现和总结

梁启超说:中国文学的老祖宗，必推屈原。从前并不是没有文学，但没有文学的专家。屈原被流放后，主要生活在湖南民间，他着力吸收湘楚文化营养。从屈原的著述看，可以佐证他生活过的地方有:洞庭湖流域、湘水流域、沅水流域以及南岳衡山。“朝发枉陼兮夕宿辰阳”;“入溆浦……狂顾南行，聊以娱心”。更具体地说，屈原的流放、流浪和采风的路线大体是:自郢都(今江陵纪南城)沿长江东下，至安徽陵阳居九年，又溯江西上，至夏浦、鄂渚，上沅、湘，入辰阳、溆浦，在溆浦度过了一段时间。顷襄王二十二年，秦兵进攻楚巫郡、黔中(溆浦属黔中)，屈原不得不离溆浦，顺沅湘而下，至长沙，自沉汨罗江。

屈原入湘后，“哀民生之多艰”，爱楚之心不移，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潜心文学修炼，传播楚文化。其代表作《楚辞》，就是对湘楚民间文化的发现和总结。

《楚辞》作为文学作品，反映了南楚(大致位于今湖南、湖北、江西)先民的文化生活方式。当时南楚许多地方，甚至还没有文字，但有想象力很丰富的神话传说，有悠扬动听的巫歌。例如，在《楚辞》中出现数以百计的“兮”字，就是楚地巫风歌舞中的文化表达方式，是当时南楚普遍使用的口头方言助词。而《楚辞》遵循的是民间传统的语言表达方式，从想象力中活跳出实感来，传达出众多的民俗风情与文化信息态，是湘楚传统民俗文化的“基因”和非物质文化遗产［2］。

(四)屈原文化对湖湘文化发展、演变的影响

从文化更深的层次上来讲，不难发现，以屈原为代表的楚文化和后来形成的湖湘文化，在文化内涵和文化形态方面都是存在较大差异的。楚文化的内涵从文化形态上讲是浪漫主义的;而后来形成的湖湘文化的内涵，从文化形态上讲是现实主义的。接近的地方在于湖湘文化的爱国情操、经世致用等方面，这些特性与以屈原流放为代表的楚文化存在明显的传承关系，这种传承与差异也正好类似于生命科学的遗传与变异。

二 屈原文化与湖湘文化的结合

在湖湘文化发展和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屈原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毋庸讳言，屈学早已溶入了超越其本身意义的文化信息态和价值信息态，她实际上是精神张扬与传承的历史过程，是历代民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真实映象。屈原文化中的爱国思想、经世致用观，在湖湘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得到了不断的加强和弘扬，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特征。

(一)古代屈原文化与湖湘文化结合的两个高峰

屈原文化的主要源地在湖南广大乡村，自然适合湖湘的土壤和气候。在古代，屈原文化与湖湘文化结合和演进，大体经历了两个波峰期。

第一个波峰期是先秦至秦、汉、三国、南北朝时期。其标志是屈原、宋玉、唐勒等人深入湘楚大地，与当时文化正涨到峰值及哲学勃兴相契合，促进了文学与湘楚文化的平行发展，这是屈原文化与湖湘文化结合的初潮。在此期间，有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对洞庭湖作了浓墨渲染;有西汉洛阳才子贾谊去长沙赴任，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吊屈原赋》;有史圣司马迁，虽已离屈原去世170多年，但他“二十而游江淮……九嶷，浮于沅湘”;“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大量的实地走访，为撰写《史记·屈原列传》积累了大量素材［3］，并赞云:“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

这一时期屈原文化与湖湘文化结合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屈原等人在湖南境内传播楚文化，收集和提炼湖南民俗文化，著就了《楚辞》等屈原文化与湖湘江文化结合的颠峰名篇，因而成为了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二是，自屈原悲壮自沉后，人们有感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以及上下求索的人格魅力，官宦士人用各种方式歌颂他，老百姓用各种形式纪念他，一方面有力助推了湖湘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使源远流长的以龙舟文化为主线的湖南民俗文化得以继承与发扬。

第二个波峰期是唐宋时期。这一时期也是湖湘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其标志有唐朝开元年间中书令(宰相)张说贬于岳州，修建南楼(岳阳楼)，聚集“迁客骚人”，登楼吟唱，大笔开胜游，诗成《岳阳集》;有文学巨子孟浩然、李白、杜甫、刘禹锡、张妨龄、王昌龄、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等，无不入湘凭吊屈子，并留下不朽的诗文，将湖湘文化提升到了高峻的品位。

这一时期屈原文化与湖湘文化结合的最大文化特点是诗词歌赋鼎盛。文人骚客足迹踏遍湖南，诗词歌赋飘满洞庭。“屈原的悲剧的生活，悲剧的死和他忠贞不屈与贪污腐朽的执政者反抗到底的精神，感动了一切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作家们”［4］，也是人们追求美好、上下求索和忧乐意识集中于湖南的文化信息态。

(二)屈原文化与长沙文化

据载，长沙屈子祠建成前，已有屈贾祠，即将屈原和贾谊二人合祀于一个祠堂，位置在贾谊故宅。长沙素称屈贾之乡，屈贾合祀于一个祠堂，是这一素称的物质态和信息态映象，也是漫长时空中，人们对屈原和贾谊精神同一性的认同。三闾大夫祠又名屈子祠，在长沙市河西湖南大学知新村内。但该祠大部分建筑早已改建为湖南大学职工宿舍。

屈原选择长沙并非偶然，楚国的始祖熊绎受封时最先居住在大江以北的丹阳，以后在开拓疆土、迁徙不定中曾在大江之南的长沙经营，春秋之后才正式定都于郢。所以，长沙是楚国祖先生息过的地方，是楚王族的发祥地之一。当郢都和丹阳都已陷入秦国的铁蹄后，屈原要渡江北上死在那里是不可能了，于是想到长沙，准备在这里以死来殉自己的理想，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留下了他的绝笔之辞《怀沙》。“怀沙”就是怀念长沙，更含有怀念先人、怀念故国的意思。

(三)屈原文化与湖湘文化结合的理论基石

从湖湘文化信息态考量，屈原文化与湖南文化的理论根基均为儒家思想，其精义是担当。湖南人自古就有勇于担当社会责任的勇气和霸气，体现出湖南人较强的自觉性和责任感。这正是儒家担当精神的要义。这种勇于担当的人文精神信息就是体现在先秦儒家的上下求索、忧道、忧世的忧患意识上，这种忧患意识使他们自感肩负的历史使命，并内化为挺身而出，不屈不挠而奋斗的精神动力。这种儒家政治担当，外化为具体的政治实践，在传统社会中产生了重大的效应，对传统社会的统一与稳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陈甲标.湖湘文化兼容性特征的形成与影响［J］.湖南社会科学，2000，(6).

［2］胡云晚.汨罗悼祭类韵文中的楚辞体语气助词“兮”［J］.云梦学刊，2012，(3).

［3］［4］戴锡琦，锺兴永.屈原学集成［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