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山民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杜威与李普曼“公众”之争的启示＊

董山民

（中南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湖南 长沙410083）

20世纪早期杜威与李普曼就公众和民主问题进行了争论。前者认为，作为有机体成员的个体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可以形成积极的公众并对现代民主的健康运行发挥作用；而后者则认为，公众基于自身的原因是容易被操纵的，而且公众只是一种幻影，对于民主来说公众只有作为消极力量才能起到作用。从这一认知出发，前者的民主观内涵丰富且充满理想色彩，而后者则主张精英政治，要求严格地限制公众的活动。

杜威；李普曼；公众；民主

20世纪20年代，美国文化界两位重量级人物杜威和李普曼围绕“公众问题”发生了一场论战。在这次论争中，李普曼攻击了杜威民主观的基本立场，即公众能够且只有通过公众的积极参与美国才能不断地重建民主。由于批评击中了民主理论的要害，杜威自己说李普曼的批评“可能是目前用文字表达的对民主制度最有力的起诉”［1］217－218。他觉得有必要重视这个年轻而有影响的人物。1927年杜威出版了《公众及其问题》，以此回应李普曼在其姊妹篇《公众舆论》、《幻影公众》中提出的挑战，同时阐述他对民主、国家等问题的哲学思考。本文试图勾画两人的公众问题之争，阐明到底什么样的公众以及什么样的公众行为才是民主社会的有益条件。

一、杜威与李普曼对“公众”的描述

杜威在《公众及其问题》一书中是这样来界定公众的：“什么是公众？对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不幸的是，许多答案仅仅只是重述了这一问题，根据这些答案，我们被告知，公众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而且这样一个共同体被设想为自我证明和自我解释的现象。但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共同体不仅仅要求以多种方式把不同的人整合在一起的社团关系，而且还是通过一个整体性的原则把所有元素统合起来的组织。”［1］259

我们以日常语境中的情形来例证公众概念，例如，电影院里聚精会神地欣赏《阿凡达》的电影观众；抗议政府建PX项目而“散步”的厦门市民；四个打扑克的大学生。我想读者的第一感觉是厦门市民属于公众的范畴，而对电影观众是否为公众可能意见不一，至于打扑克的大学生则肯定不是公众。那划分的标准是什么呢？杜威认为，要从人类行动的典型形式及其结果出发，如果其结果只涉及直接参与人，那么该活动就是私人性的；如果活动对未直接参与其中的人产生了广泛、持久而重要的影响，那该活动就具有了公共性质。电影观众欣赏电影时可能唏嘘不已，但其观看行为没有对那些不看电影的人构成影响，那怕观众再多，都不是公众。厦门散步的市民则不同，他们的散步影响到现在居住和将来可能居住厦门的人的利益，故他们属于公众范畴。从上述例证中得知，组织起来的个体构成了公众的条件之一，能不能成为稳定而有意义的公众则要看公众是否具有管理自己的能力。

杜威坚持从社会有机体的观点来看待个体及其公众。杜威从不以原子式的方式来看待个体。在这个问题上，他与乔治·赫伯特·米德持相似的观点：“一个个体如何可能从经验上走出他自身以致成为他自身的对象？这是关于自我身份或自我意识的基本心理学问题，寻求它的答案要涉及特定的人或个体所参与的社会行为或活动过程。”［2］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一个个体要成为真正的个体关键要看这个个体纳入他者的内容有多少。而李普曼则从原子式个体主义来看待公众。根据这种观点，公众是看不见的，不能成为研究对象，能看见的只是一个个不同的个体。在《公众舆论》中他用了切斯特顿的一个观点：“现代社会天生就是不稳定的……就像任何罪犯的头脑中都可能隐藏着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罪行一样，在任何一个郊区小职员的家里或者帽子底下，都可能保存着一个完全不为人知的人生观。第一个人可能会成为一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第二个人可能会成为基督教科学家……大街上的第三个人可能不会成为一个基督教科学家，而是相反，成了一名基督徒。……第四个人可能会成为一名神智学者，也许还是一个素食主义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应当愉快地设想第五个人是一位魔鬼崇拜者……无论如何，这种多样性是有价值的，而那一种一致性是不可靠的。”［3］17李普曼进一步把这个隐喻中的个人置换为政党、社团、行会、社会机构、工会、专业团体、大学、宗派和民族，等等。每个个人、每个团体虽然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但是各个心思不一，谋划不同。在《幻影公众》中李普曼写道：“这样的‘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在现实中，公众不是固定不变的个人的组合体，而仅仅是那些对某件事感兴趣的一些人而已。”［4］90在李普曼看来，公众是消极的，个体虽然真实，但却是散漫的，是一些追逐自己感兴趣之物的人。个体不会协调起来成为有机的统一体，反而互相反对，因为一个人利益的获得恰恰是通过伤害其他人的利益来实现的。

在这个问题上李普曼深受米歇尔斯的影响。米歇尔斯在《寡头统治铁律》中指出：“对于大众来说，他们的言行很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们与个人或者少数人的行为方式不同，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它恰恰表明了大众心理的本质特征。在大众中间，个人被隐没了，随着这一隐没，个性的责任意识也荡然无存。”［5］如果这种观点成立，则公众无异于群氓。对于那些吵吵闹闹，大喊大叫的各色人群而言，他们形同鸦群，只为私利而争吵，公众利益对他们来说是不存在的。

杜威认为，李普曼对公众及其公共利益的理解太消极。他从自己一贯的有机统一体学说出发，坚持认为存在一个真实的公众，即使这种公众的形成过程是困难的。之所以是“公众”，是说聚集在一起的人，不是耦合，而是存在公共目的。聚集一起的人的行为后果涉及到那些并没有参加行动的人，因此聚齐在一起的人，无论是街头游行，还是网上发帖的人，其行为造成的结果必须得到管理。尽管管理公众并使之形成有效组织比较困难，但是通过设立公共官员是可以做到的。尽管很难找到既能够管理公众，又能够受到公众约束的公共官员，但却不能否认其真实存在。他说：“有公众存在，但是公众对自身的存在并不清楚，正如休谟不能够确定自我的所在和构成一样”，但是，“只有认识到了间接结果，而可能促成结果发生的机构进行规划时，现代美国社会中的不成熟的公众才有可能组成国家。”［6］325杜威承认在现有国家框架之内新的公众难以得到自然的发展，但是，形成中的公众可能对现有秩序形成挑战。这种挑战存在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促使现有国家调整治理方式以满足新型公众的合理要求；其二，形成中的公众产生的社会压力可以有助于新的民主力量的增长。

李普曼看到了公众的虚幻性和消极性，而杜威看到了公众的真实性和积极性。为什么两者有这么大的差别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考察它们的哲学基础。

二、个体主义与共同体的对立

李普曼在哈佛大学读书时受过詹姆斯彻底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的深刻影响。美国的个人主义和新教伦理变成了美国成功的酵素。李普曼和杜威从这些传统中汲取的养分是不同的。

据洛克菲勒的研究，出生在佛蒙特的杜威少年时感受过精神上不统一的折磨，后来他一直试图在哲学理论上把自身的精神状况统一起来。黑格尔的“绝对”概念变成了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但杜威不喜欢黑格尔那种目的论式的神秘，达尔文的进化论于是成了黑格尔有效的补充，满足了杜威自然主义对统一性的渴望。爱默生的个体主义和惠特曼的浪漫主义民主气息同时潜存于杜威的思想库中。前者强调自我依靠、自我创造；后者鼓吹个人实现、个人做主。可以说，既强调统一性又不放弃独立性变成了杜威思想的两个面孔。洛克菲勒说：“杜威寻求的统一性是一种有机的统一性，是一种保留了个人的自由与重要性的统一性。在其成熟的思想中，他仍然为对统一性的神秘感受、对于一个更大的共同体的归属感的那种充满激情的领悟，都留下了重要领地。”［7］据此，在杜威那里，个体既不是古典自由主义者预设的理性的个体，也不像墨水一样消融在社会的海洋中。

杜威强调有机体在适应环境获得信仰的过程中形成了共同因素，这些因素既可以帮助个体成长，同时又不让个体赖以存在的共同的社会走向瓦解。杜威认为，任何一个个体的活动都与其他个体的活动存在依存关系，有机的社会需要个体以共同的方式追求民主的生活。坎贝尔在评价“公众”概念时说：“人类个体是内在的就是社会性的——对于个体来说，联系和共同体是本质性的。共同体或者公众（用沃尔特·李普曼比较没有争议的话说）是自然的；我们需要以群体为条件才能成为人。我们在共同体的生活中发展出我们的人性和个体性。共同体成员的努力付出会造福其他任何人，因为他们都试图通过共同探究活动来解决他们共同的苦难。”［8］杜威清楚地知道要做到这一点的困难，但仍然强调其重要性。杜威说：“重要的是，要发现和促进活动与积极的关系，使所有相关之人的能力得到激发，使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如何会影响、改变他人的行为……换言之，根据他人的目标调整自己的目标是困难的，把我们的目标进行调整有时需要让步，有时需要适应，这都不是容易的事。但是，还有更难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如此行事之时，其目标是使得他人收益，召唤他人，使他人做出有益行动。”［9］在这个问题上杜威受到了托马斯·杰斐逊的强烈影响，他引用后者的话说：“人生来需要社会，同时人生来就具有与他人合作来满足自身需要的能力。当人创建了社会从而满足了自身需要之后，社会就成了一种结果，人们有权利与所有其他合作创造这一结果的人来共同管理这个社会。”［6］325杰弗逊所说的社会就是杜威理想中的伟大共同体，就是一种创造了间接的行动结果，而且这种结果得到了公共人员有效而善意的管理。

但是，李普曼对此并不感冒。根据斯蒂尔对李普曼的研究，李普曼是位犹太人，但他并没有犹太人那种身份认同的焦虑。基于这样一种认知，他认为杰弗逊和杜威设想的社会状况是一种乡镇农村式的田园，在工业社会根本就不切实际。他认为工业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难以理解和管理的社会，公众因其自身天然的局限和意气用事的特点无法在涉及全局性的问题上得到信任，因此，他看到的个体是分离的，排斥性的，甚至是互相敌对的，时时刻刻都隐藏了冲突的风险。概言之，那种乡镇自治的东西没有了时代的基础。

杜威承认工业社会这种复杂性，但是，他更加看重的是公众消失的原因，而不是消极地接受这种结果。他认为“杰斐逊式民主”之所以失势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财产占有特性和排斥性的联合方式造成的。资本主义的占有关系导致真正的个体趋于并正在消失。杜威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关系基于一个“顽固的个人主义”，这种“顽固的个人主义”的实质是以人的赚钱能力为评判标准，把社会分成互相隔离的群体，最终结果是一部分人的自由以另一部分人遭受奴役为代价。他说：“共同、互动行为间接；广泛、持久而严重的后果促成了公众的产生，这个公众群体共同关心的就是对这些后果加以控制。然而，机械时代却大大扩展、增加、强化和恶化了间接结果的范围，引发了非人际层面的，不是共同体层面的广泛而牢固的联合行动。结果是，由此产生的公众群体不能认识和辨认自己，而这明显是公众群体对自身进行有效组织的先决条件。”［1］314彼此不能有效组织起来的个体被财产制度分割，以致他们感到失去了共同基础，不能在共同行动中分享共同利益。更可怕的是，这种切割使公众丧失了发展的可能性，用杜威的话说，就是个体失去了成长的机会。杜威不能赞同李普曼对公众的悲观而消极的看法，他主张改造资本主义制度，重新培育新的公众。杜威认为：“只有当自由主义公然承认的那种目的已经从掌握了那种在社会上为狭隘的个人利益所创造出来的权力的人手里夺取出来的时候才能达到目的。目的是继续有效的。但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要求激烈地改变经济制度以及依赖于它们的那些政治上的安排。”［10］

李普曼不同意杜威的建议。他说：“必须让公众适得其位，这样他们就可能行使权力，起码是如此，我们每个人才可能得以摆脱那帮懵懵懂懂的乌合之众的蹂躏，而得以自由自在地生活。”［4］191两个文化巨人对公众理解的不同导致了他们政治立场的不同，这种不同表现在他们对民主问题的认识上。

三、两种民主：民主现实主义和民主理想主义

从以上两个层次我们可以窥见，李普曼是典型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者。在他眼里公众是消极的，是一种幻影。从这种角度出发，他进一步论证不能让公众以民主方式参与现代工业社会的治理。相反，杜威认为公众在公共问题出现时应该变成积极的力量。他说：“主要问题在于美国人民是否要掌握我们的联邦、州和市政府，并且出于社会的和平与福利来运用政府的权力，或者控制权被少数强有力的经济团体所掌握，并且运用所有的行政与司法机器为他们自己的目的服务。”［11］而李普曼在《幻影公众》中说：“只有局内人能够做出决定，这并不是因为他生来就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地位使得他能够了解问题并采取行动。”［4］191

李普曼认为，分别存有外部和内部因素使得公众（如果存在的话）处于对事物无知的状态，而且公众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是歪曲的“舆论”。现代工业社会不断地生产、流动、传播各种各样的信息，而分析、利用这些信息不是普通公众能够信任的。他列举了一则统计资料以证明这一点：“霍奇斯基和弗兰肯曾向纽约市的1761名大学生发放了一份调查表，答卷基本收回。斯科特则向芝加哥的4 000位知名实业家和专业人士发放了一份调查表，收回2 300份答卷。答复了这两项调查的人总计有70%～75%的人认为自己能用15分钟时间读报。芝加哥只有4%的人不足这个时间，25%的人多于这个时间。8%多一点的纽约人读报时间不足15分钟，17.5%多于15分钟时间。”［3］43李普曼的结论是：“所有这些能被合理采用的数据表明，3/4以上的受调查者对于书面上的外部世界的新闻所给予的注意力都相当低。”［3］43李普曼进一步推论，公众不但无力穷理那么多的信息，而且公众花费巨大力气认知的信息都是新闻产品而不是原初事实。就是说，公众谈论的信息都经过了外部力量，包括记者、他人、规管机构等有意无意地编码。李普曼认为新闻不是事实，新闻是被报道的事实，传播媒介在试图告诉大众真相的时候却把自己编码过后的东西塞给了公众。我们不能埋怨他们不负责任，因为他们无法负担这种责任。李普曼说：“报界像一束探照灯的光柱不停地移动，从黑暗中把场景逐个地暴露出来。”［4］161探照灯下总有盲点，更何况那些操作探照灯的人有自己的选择偏好。李普曼认为新闻记者多角度地报道事实确实很有意义，但相比于现代工业社会公众对事实真相的要求，我们不能对媒体人抱有奢望。他说：“在18世纪农村社团中可以办到的事，在今日大都市里是行不通的。”［4］161

不仅如此，李普曼还从公众自身找出公众不能参与现代民主治理的理由。这种理由来自李普曼的实用主义知识观。李普曼在哈佛大学时修过实用主义大师詹姆斯主讲的课程。在《公众舆论》中李普曼多次大篇幅地引用了后者的观点。实用主义坚持认为，行动人参与了知识的构造，因此我们对外部世界、周遭环境的报道都沾染了我们自己的兴趣和理论。李普曼说：“我们并不注意我们的眼睛不习惯注意的事物。时而有意识地，更常见的是无意之中，我们就对符合我们的哲学的事实产生了深刻的印象”［3］90不仅如此，我们经常按照我们的准则报道事实。他说：“正如我们按照自己的准则进行自我调整一样，我们也会按照那些准则去调整我们所看到的事实。从理性的角度看，事实对于我们的是非而言是中立的。但实际上，我们的准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我们应该了解什么以及如何了解。”［3］91如李普曼所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都是虚拟的，在被报道的新闻与事实之间有一堵新闻之墙，公众被绝对地隔离了开来。不仅如此，那些利益集团、蓄意操纵的人还会借助信息垄断的优势以及能言善辩的能力控制舆论的风向标，在必要情况下，还会制造认同。李普曼不无讽刺地说：“在一种共同意志的形成过程中，总会有一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发挥作用。”［3］162李普曼看到了公众的这种消极性格结构，因此在《幻影公众》中他说：“我的思想已经变得越来越反民主了，选民数量之巨大，对他们进行充分教育之困难，几百万受教化和教师支配的初通文墨的人们之极端愚昧无知，这一切都让我希望限制多数人的行为。”李普曼的意思是政治是精英玩的，与黎民百姓无干。

因此，李普曼的民主现实主义思想的应有之义是，把事情交给那些专业人士，民众越消极越好。必须说明的是，李普曼虽然排除了公众的治理权，却并没有剥夺公众的参与权，只不过这种参与限于程序性。除此以外，公众接受结果就行。下面一段话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李普曼对民主理想主义者的批评：

忙于此道的民主理论家，却远离了人性的实际利益所在。他只关心一件事：自治。人类关心的远不止于此，他关心秩序，关心权利，关心繁荣，关心视听之愉悦，希望摆脱烦恼。自发的民主如果不能满足人们其他的利益，那么它在大部分时间对大部分人来说只是空中楼阁。成为成功自治的技艺并非本能，人们并不是为了自治而渴望自治，他们渴望自治是为了得到自治带来的结果……［3］224

从这段引文中我们得出李普曼对杜威的两点批评：其一，杜威之类的民主理想主义者片面强调了民治，而不关注民享；其二，杜威预设了公众的善的意志，高估了民众善治的能力。事实上这种批评对于杜威来说并不公平。杜威之所以认为权力的来源相当重要，原因之一是，穿鞋人对于自己所穿的鞋子在什么地方夹脚是最有发言权的，因此，只有他们才能表达自己最切实的愿望。因此民主应该包括公民直接参与协商和意见表达这一关键的环节。其二，正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包括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造成了公众的无知与无能。如果任凭这种制度运行下去，那么，民主将会走向民主的反面，即专家专政。如果相信专家会给我们提供丰硕的治理成果，那么，这种看起来美丽的诱惑很可能变成民主的毒药。杜威指出：“把权力交给智慧、善良的少数人，其后果就是他们的智慧和善良将不复存在。”［6］43杜威坚持认为，现代工业存在的诸多问题都是公众问题，公共问题的解决不能依靠资本主义兴起时期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精神，这种精神造就高高在上的专家阶层，他们可能不会善意而公正地提出解决方案，反倒可能利用自己对信息的垄断，制造认同，把一己之私描绘成全民的利益，民主社会的根基将因此遭到致命打击。

再者，杜威并非不重视治理的结果。他认为，如果治理的源头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那么结果就得不到保证。事实上会出现如下情况：这一部分人的自由压倒另一部分的自由，一部分人的机会多于另一部分人的机会，甚至另一部分人的自由、福利和机会等等遭到无情的剥夺。杜威认为，李普曼过于狭隘地理解了民主主义者心中的民主。在杜威那里，民主与其说首先是一种政治制度，毋宁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共同体运用科学知识和方法解决具体问题的共同探究方式，其次民主才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且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之重要形式的选举和议会必须时刻受到公众的监督。早在批评梅茵把民主狭隘地理解为一种政治机构和使政策合法化的工具时杜威就明确指出：民主“是一种道德与精神的联盟，而民主政府只不过是民主的一种表现形式”［6］42。不仅如此，杜威还强调经济领域的民主。他说：“毋庸讳言，只有实现了社会的、政治的民主，尤其是在实现了工业民主之后，现实中的民主才能真正实现。”［6］50因此，杜威的民主观绝不是李普曼想象的那么狭隘。

同样地，杜威并没有预设任何一个公民都天生善治的，相反，他认为在一个复杂的工业社会中人们受到自己分工和职业的影响经常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使得自己囿于成见不能以积极的理性参与政治生活，因此，他强调要不断地创造民主的条件，其条件之一就是不断地从事教育，通过教育使得公民不断地具备参与公共事务的理性和合作探究的能力。杜威说：“民主尚未解决的问题在于建设一种教育，它将培养这样一种个性，即在理智上关注公共生活并且对共同的利益具有热切的忠诚。”［6］200对于民主建设来说，教育不是充分条件，但起码是必要条件。因此，李普曼对民主主义者的批评不适合杜威。

四、评论和启示

20世纪20年代的这场争论到底谁是谁非，当时与后来很多美国学者都对此发表了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赖特·米尔斯、小阿瑟·施莱辛格以及维斯布鲁克。米尔斯认为，杜威合作探究的民主观理想色彩太浓，其隐含的均质社会假设不但对一般公众无益，相反还会蒙蔽公众，使人们看不到政治权力斗争的危险性和破坏性。维斯布鲁克则认为：“杜威的所有分析和论述都证明，有必要确立一种知识策略，用以终结公众的困惑状态。但是，这种政治策略在杜威的论述中充其量只是模糊而未加完善的因素。杜威列举了形成伟大共同体的‘无限困难’条件，但却未对如何克服困难给予任何指导。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论证几乎接近于断言幻影公众不会有具体体现的李普曼。虽然杜威对描绘美国民主的悲惨境地作出了贡献，但是事实证明，他并非驱魔法师。”［6］333其实，杜威对自己的民主思想沾染上的理想色彩是有明确的认识的，但是，他认为不能因为现实的不民主而放弃对民主的信心。杜威告诫道：“民主是这样一种信念，经验的过程比任何具体的已经获得的结果都要重要，这样一来，那些特别的已经获得的结果只有在能够丰富和组织行进中的经验时才具有最终的价值。”［12］

对李普曼的评判集中为两点，即李普曼过于把新闻和事实对立起来，过于相信精英治理而贬低民治。斯蒂尔指出，不能让人信服的是，专家是如何摆脱自己的成见的，既然公众不是在所有领域内都是专家，既然专家也生活在一个信息受到操纵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公众舆论》这本书是“怀疑主义令人敬佩的尝试”，在这种怀疑主义作用下，李普曼看来已经把每一种普遍模式和每一个重要观点都从他脚下扫荡干净。在李普曼看来，现代社会里，我们没有办法获得真相。在批评家看来，李普曼把柏拉图的洞穴之隐喻用得过头了，他把真理与意见尖锐地对立了起来。其实，新闻中的真相从来不是在报道出来的文字背后，而是在多角度报道之后呈现给读者的。因此，要想公众真正地成熟起来，从而能够健康而理性地参与公共事务，那么，就应该扩大消息的来源，从而让公众在参与中不受被蒙蔽之苦，不遭被利用之罪。另外，李普曼的另外一个观点——民众不需要关心权力的来源，而只问权力的结果就行，相比于治理的结果这种大善，由谁来治理显得微不足道——也遭到了批评。实际上这种民主已经不是民主而是民享！在一个职业高度分化和利益高度对立的社会，只是寄希望于专家和决策人的智慧和善良，无疑会困难重重！

［1］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1925－1953）：Volume 2［M］.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4.

［2］张庆熊.自我、主体际性与文化交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70.

［3］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4］斯蒂尔.李普曼与美国世纪［M］.于 滨，陈小平，谈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5］米歇尔斯.寡头统治的铁律［M］.任军锋，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21.

［6］维斯布鲁克.杜威与美国民主［M］.王红欣，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7］洛克菲勒.杜威：宗教信仰和民主人文主义［M］.赵秀福，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4.

［8］坎贝尔.杜威的共同体观念［M］∥希克曼.阅读杜威：为后现代作的阐释.徐 陶，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44.

［9］John Dewey.Ethics［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08：275－276.

［10］杜威.人的问题［M］.傅统先，邱 椿，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5：101.

［11］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1925－1953）：Volume 6［M］.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4：176.

［12］John Dewey.The Later Works（1925－1953）：Volume 14［M］.Carbondale and Edwardsville：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88：229.

What Enlightenment Leaves us by Looking back the Debate of Dewey and Lippmann

DONG Shan－mi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Hunan，China）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there was a debate between John Dewey and Walter Lippmann over the public and democracy.The former believes，as a membership belonged to the organic，an individual may manage a positive public，and play an positive role in a modern society.The latter，however，argues that the public is merely some phantom，easily manipulated by some leaders.Thus，only as a kind of negative power can ordinary people play some unimportant role by joining in the democratic procedure.Based on those，Dewey＇s democratic conception has complicate content and ideal meaning，and the latter prefers to the politics of elite and asks for limiting the activity of the publics.

Dewey；Lippmann；the public；democracy

D091.5

A

10.3963/j.issn.1671－6477.2012.02.017

2012－01－15

董山民（1973－），男，湖南省祁阳县人，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720009）

（责任编辑 文 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