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昂

一

1919年，严复咬牙切齿地说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百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晚年严复被鸦片折磨得苦不堪言，每天进餐都面红气喘，甚至连走几百步路的力气都没有了。病根是三十多年前落下的，那是他人生中最黯淡的一段时光。

1879年，严复从英国留学归来，次年进入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学堂执教。他用了九年时间才当上“会办”（相当于副校长），而此时，与他一同毕业于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的同学们早就纷纷成了北洋水师的舰长、分舰队司令员。

时间久了，严复摸到了一些门道：“当今做官，必须内有门马，外有交游，又须钱钞应酬，广通声气，兄则三者无一焉，何怪仕宦之不达乎？”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难题。还有一点严复没有提，在当时的官场中，没有一个本土授予的功名，就意味着得不到多数人的承认。

为了前途，这位海归不得不回过头来，走上无数士子望而兴叹的“正途”—科举。可一连四次，严复都名落孙山，连个举人也没考上。

仕途不顺，情绪消极，严复开始沉溺于鸦片。他托人从上海买来上好的土膏，一日三次，抽得十分讲究。严复不是不知道鸦片的危害，1895年，他曾大声疾呼禁食鸦片，可他本人却始终不能克服烟瘾。

路越走越黑，严复一度无奈地自嘲道：“当年误习旁行書（西文），举世相视如髦蛮。”字缝里，老大帝国与世界的距离正越拉越远。

1895年发生的另一件事情众所周知：大清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了弹丸小国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当时在大清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对海军的问题看得透彻至极：“海军之于人国，譬犹树之有花，必其根干支条，坚实繁茂，而与风日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见焉；由花而实，树之年寿亦以弥长。”严复深以为然。

中日开战前，北洋水师的腐败已经达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程度。一些军舰常年不做保养，“仅供大员往来差使”；官兵中寻花问柳者大有人在；练习打靶时，靶船不动，预先测量好距离，自然百发百中，不过是应付上级检查而已；派系斗争也渗透到每个角落，战事打响后，甚至“有若干命令，船员全体故意置之不理”。洋务派从西方移植过来的鲜花，在大清这棵腐烂的大树上凋零、死亡。

1895年3月，严复的《辟韩》一文已经将矛头犀利地对准了一切问题的终极，他说：“西洋之民，其尊且贵也，过于王侯将相，而我中国之民，其卑且贱，皆奴产子也。”如有战争，西方人是为了自己的权利而战，而中国人只是为了主子而战，胜负不是明摆着的吗？他还说，自秦以来，中国的君主都是“最能欺夺者也”，唯有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

事实上，“民贵君轻”之类的思想，孟子也曾提出过，为什么在中国无法推行？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阐释道，那是因为人民没有自由，在这种环境中出产的，只有失去独立思考能力的顺民。因此，所谓“中体西用”，明显就不符合时代的节拍。严复打了一个比方：牛的身体是用来负重的，马的身体是用来奔跑的，“未闻以牛之体，以马为用者也”。将西方的技术嫁接到一个专制愚民的体制上，结果只有腐烂失效而已。既然要学习西方，严复以为，必须“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这才是西方富强的精髓。

二

甲午战争后，严复得到了英国人赫胥黎的演讲稿《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全文，并着手翻译“进化论”的部分，定名为《天演论》。他在书中说：“吾党生于今日，所可知者，世道必进，后胜于今而已”，畏难苟安，只能亡国灭种。1898年6月，《天演论》的出版引起全国轰动。

尽管身为“进化论”的盗火者，但在社会变革一念上，严复从来不是一个激进者。他常引用英国“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斯宾塞的一个论断—“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以之骤”，以为进化过程和轨迹由客观环境决定。他反复强调，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将百姓从几千年的蒙昧渊蔽中拉出来；倘若在中国已成病夫的情况下，用药太猛，只能让情况更加恶化，导致速死。这个道理，在一个情绪渐趋激烈的社会里，不是每个人都会理解的。

“日拱一卒，不求速成，道路虽远，行则必至。”严复相信这个道理。

严复的渐进改良主张，付之于政治制度，表现为对君主立宪的极力推崇。他曾在《群学肆言》中总结人类社会的演进之路，第一个阶段是“奴虏之于主人”，然后是“专制之君上”，再后面就是“有限之君权，又继之以立宪之政柄”。也就是说，分步骤地将权力还于人民，才是“天演”的正确路径。

辛亥革命爆发前，严复无可避免地卷入立宪运动。1905年，他应上海青年会邀请演讲西方政治学，其演讲稿《政治讲义》后来成为立宪运动时期影响最大的理论著作之一。1909年，他又陆续出任宪政编查馆二等谘议官、资政院议员等职。

然而，在清政府的改革之路越走越窄时，严复又明显觉得事不可为。他在资政院会议上动不动就早退，屡屡受到其他议员的批评。1910年，他被清廷授予“文科进士”，却“泊然无所动”。

这种冷热相缠的感情注定是矛盾的。1911年9月底，严复应邀为中国第一首国歌《巩金瓯》填词，在清廷危亡关头，他写下的依旧是“帝国苍穹保”。

数天后的10月10日，武昌炮声一响，严复的歌词一如反语，成为了大清的殉葬品。10月30日，清廷接连颁布“准开党禁”“实行宪政”“审议宪法”等三谕，严复惋惜地说：“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之中任何一条的话，会在清帝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啊！”

三

1911年12月，严复作为福建省代表南下参加“南北和谈”，同行的特使唐绍仪等人一上车就把辫子剪了，严复则依旧蓄辫明志。唐绍仪在和谈中主张共和，严复大为不满，回了北京就向袁世凯告状：“唐绍仪非议和也，乃往献江山耳！”严复不知道，袁世凯此时也被清廷在和谈中的暧昧态度弄得心神不宁，“民国总统”对他的吸引力已经越来越大。

有人问严复，清政府腐败至此，为何还不划清界限？他说：“今日政府未必如桀，革党未必如汤。”这句话背后，颇有“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事实上，严复自己也明白，“朝廷累次失大信于民”，革命军此次绝不会轻易息事宁人，形势早已不是他能够左右的了。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严复发现，当年自己对于革命后果的担忧，一一变成了现实。革命只不过赶走了宝座上的皇帝，却没有赶走人们心中的皇帝。中国很快陷入到“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的尴尬境地。民初政党林立，几乎所有人都试图逐鹿权柄，而非和衷共济。“二次革命”很快爆发，政局动荡再次引发了社会动乱。这些显然是严复所不愿看到的。

面对混乱的局面，严复几乎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说道：“天下仍须定于专制，不然，则秩序恢复之不能，尚富强之可岐乎？”他依然认为，中国需要有一个权威主导，徐行立宪之事才是正途。

1915年，袁世凯称帝之心已经昭然若揭，他派杨度几次三番找严复，劝他参加其登基专用机构筹安会。虽然不赞同共和体制，但是严复对于复辟一事还是有疑虑的，他觉得君主之威早已扫地，贸然复旧只能乱上加乱。杨度劝他：“某既知共和国体无补救亡，即不宜苟安，听其流变”，“此会宗旨，止于讨论国体宜否，不及其余。”对于使命感极强的严复而言，这两句话无疑很能打动人。第二天，人们在筹安会发起人名单上，赫然见到了严复的大名。一位“进化论”的盗火者，却一心回到过去，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尽管严复在矛盾的心态下，并没有参加筹安会多少实际活动，但复辟帮凶的恶名却是坐实了。当时，天津的《广智报》上刊登了一幅漫画：袁世凯头戴冠冕，身披龙袍，端坐正中，四方画着四条狗，分别代表筹安会“四大将”，其中之一便是严复。对于“走狗”这个称号，严复苦涩道：“我狗了不狗，走也要走的。”

严复真正想要实现的愿望，并没有多少人明白。直到袁世凯陷入全国一片声讨时，严复依然痴心不改地认为，此时分化袁世凯的权力，修订约法，以为立宪的基础，正逢其时。

百年后，很多人都将严复从新到旧的转身视为一种倒退，实际上，这更像是严复对两个割裂的历史时期进行的接驳。

四

洪宪帝制结束后，严复淡出政坛。列名筹安会的狼狈经历，令他在晚年失去了往日呼风唤雨的影响力。

此后，他把大量的精力放在评点《庄子》上，他说：“庄生在古，則言仁义，使生今日，则当言自由、平等、博爱、民权诸学说矣。”他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寻找通往现代文明的因子，这其中蕴含着他毕生经历背后的一种深沉的思考。

有学者将严复的西学东渐之旅称为“悖论”，即单独移植西方一项东西，缺少相应的生存环境则不能活，但全部移植实际上又是不可能的，犹如把牛完全变成马一般。沿此思路，可见中国现代化的难题所在，和辛亥革命之后的共和之殇。

严复晚年的努力，就是挖掘传统，实现传统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用斯宾塞的话说就是：“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使其效不期而自至。”事实上，“寻根”也是那一代士人在风雨之后的共同选择。在他们看来，过去才是孕育未来的最好载体，尽管很多人将这称为“保守”。

对于晚年的境遇，严复多少有些落寞。1920年他回到家乡，说道：“还乡后，坐卧一小楼，看云听雨之外，有兴时，稍稍临池遣日……槁木死灰，唯不死而已，长此视息人间，亦何用乎？”但是他也说：“以此却是心志恬然，委心任化。”

在严复之后，既有革命者在他早年介绍的“进化论”的启发下，用血与火推动“进步”，又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新儒家，继承他晚年的思想，继续着接驳古今中西的尝试，辛亥往事，未完待续。

1921年10月27日，严复在福州去世，临终遗言：“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他的墓碑上，刻着四个大字“惟适之安”。只要适合便好，这是严复毕生的智慧。

编 辑/高翠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