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强

（1．南京大学经济学院，江苏南京 210093； 2．安徽科技学院财经学院，安徽蚌埠 233100）＊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国都采取了不同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救市，其中财政政策被各国普遍采用。而我国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也制定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这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用于基础设施建设，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到现在已经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了，是否这样的财政政策真能达到刺激计划效果？本文试图从财政投资的细分出发，来探讨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及其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古典增长理论最初在增长模型中并没有加入基础设施变量，从索洛模型到拉姆齐增长模型中都没有把基础设施投资或者说政府公共支出作为一个独立的变量放入到模型当中，而将其与其他政策因素、技术因素一起归结到“技术变化”中。直到上世纪80年代，内生增长理论开始兴起后，以卢卡斯、罗默等学者才开始把基础设施作为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因素放入到增长模型中。

Arrow与Kurz（1970）开创性地把公共资本存量纳入总量生产函数，他们把公共资本看做是外生的，认为公共资本会在稀缺的资源方面和私人资本竞争，因此会提高私人资本的边际生产能力［1］。Barro（1990）根据Arrow与Kurz（1970）的模型建立了现代内生增长模型，加入了基础设施变量，发现由于基础设施的公共品性质，使得私人资本的边际报酬将不随人均资本积累而变化，政府通过提供基础设施等公共产品可以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