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振威

公务接待作为影响政府运营成本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改革一直是政府改革的难点。2011年中央单位“三公”经费中，用于公务接待的费用达到143799.2万元，而财政部公布的中央本级“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中，公务接待费则高达15.19亿元，其中，国税总局（含全国）2011年公务接待费预算额最高，为6.67亿元，平均每工作日花182万元。[1]对此情况，各级政府也纷纷采取积极措施应对，如资兴市施行“领导量化定额，超支就扣工资”的公务接待改革；河北衡水施行公务接待“刷卡制”；上海将公务接待纳入政府采购名单以及安徽芜湖全面禁止公务员同城吃请等等。但总体上说，这些改革还停留在初始阶段，改革范围不广，改革深度不够，改革成效有限。而之所以如此，主要还是由于我们对公务接待的运行实态缺乏深层次研究所致。

公务接待的实际运行过程符合经济学上的两个基本假设：（1）人是理性的“经济人”。公共选择学者缪勒（Mueller, D.C.）指出，人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2]4从而，政府及其官员也和市场主体一样，所追求的并不是公共利益，而是自身的利益及其最大化。（2）理性的机会主义倾向（opportunism）。在信息不对称且缺乏有效约束机制的前提下，理性的经济人往往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在损害委托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有鉴于此，我们完全可以运用博弈论和期望理论的分析模型对我国当前公务接待的结构性和行为性两大问题进行考查，分析出当前状况下公务接待改革的最优策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