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建构

2012-01-29刘燕

周口师范学院学报 2012年6期

刘燕

(华东师范大学社科部，上海 200241)

人格是一个人的志趣、性格、能力和道德品质的总和，理想人格则是依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道德要求，从而激励人们向往并力求实现的完善人格。共产党人的人格如何，不仅仅是党员自我精神世界的反映，而且是党的先进性在党员身上的体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优秀共产党人的高尚人格，既集中体现了人类道德文明的精华，又是无产阶级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品行上的集中反映。高尚的人格闪耀着理想的光芒，具有穿越时空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以自身的实际行动树立起一个个共产党员的理想人格形象，至今仍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为实现崇高理想而不懈奋斗。

一、理想信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魂

动力源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激励共产党人拼搏进取的精神力量。理想是一个近代以来才在中文词典中出现的词汇。在古代汉语中与理想一词相近的词汇是志气、志向、向往等。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凡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有所作为的人一般来讲都是胸怀大志、积极向上的人。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家孔子所云“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三国时期军事家曹操所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唐代青年才俊王勃所言“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脍炙人口的格言至今仍在激励着有志之人发奋努力，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马克思、恩格斯在吸收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合理成分，摒弃其不切实际的空想，并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深入研究和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对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理想作出了科学的预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向我们表明: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最美好、最进步、最合理的社会制度。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一种科学的理想信念，因为它不仅代表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最高利益，而且表明了共产党人所从事的事业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最壮丽的事业，是最值得为之奋斗和引以为自豪的理想。胡锦涛指出:“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理想信念，就有了立身之本，站得就高了，眼界就宽了，心胸就开阔了，就能自觉的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1］科学的理想信念为我们指明了奋斗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明了前进的力量: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因此，科学的理想信念成为共产党人顽强奋进的动力源泉。斯大林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这种特殊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的材料制成的。”［2］这种“特殊的材料”指的就是坚定的理想信念。

行动写照: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奋斗足迹的真实体现。科学的理想信念是一个人思想和行动的“总开关”、“总闸门”。坚定而正确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奋勇前进的指路灯塔，也是我们党的强大政治优势。邓小平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3］110“那时我们没有飞机，没有大炮，主要是靠人。……认识到人民自己的利益并为之奋斗的有坚定信念的人。”［3］190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个崇高的理想和信念，许多共产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体现了老一代共产党人高尚的人格理想。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革命先驱李大钊面对敌人的绞刑架，从容发出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的豪迈誓言;中共中央委员、红十军政委方志敏面对敌人的枪口，慷慨陈词“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革命烈士夏明翰牺牲前曾写下《就义歌》，大义凛然地喊出:“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邓小平等也都先后多次受到错误路线的排斥和打击，却丝毫没有动摇他们对理想信念的追求。邓小平在讲到个人经历的时候很淡然。他说:“我自从18岁加入革命队伍，就是想把革命干成功，没有别的任何考虑，经历也是艰难的就是了。”［4］历经艰难，矢志不渝，始终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无疑是高尚人格的体现，是理想和人格在老一代共产党人身上的完整统一。正是有着无数革命先烈和前辈的英勇奋斗，我们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国共产党人从建党初期的53名党员，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新中国时的450万人，其间历久弥坚，走过了一条极其艰难曲折的道路，却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更是令世界为之赞叹。邓小平说:“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政治优势。”［3］144党的奋斗历史证明，崇高的理想信念正是激励共产党人终生为之奋斗的强大动力和精神支柱，是影响共产党人思想行为最深远、最为持久的决定性因素。

二、全心为民: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理想人格之本

本质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是共产党人始终如一的根本价值取向。马克思指出:“过去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这是无产阶级政党第一次公开声明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宣言，也是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最本质区别。这是因为其他的任何政党或者团体所代表的都是一部分人或者团体的利益，只有无产阶级政党公开声明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主义“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基础上，改造借鉴我国古代思想家民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的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6］1004这一宗旨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它体现了我们党服务的范围是人民，强调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这不仅是党的宗旨中的量的规定更是质的规定，鲜明地体现了我们党的价值取向;二是指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基本要求是全心全意，而不是三心二意，这就保持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三是指出了为人民服务的目的是为人民谋利益，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权力行使、情感归宿、精神状态上主动自觉地服务人民群众。党的七大通过的党章第一次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写入党章的“总纲”和“党员应尽的义务”中。以此为标志，“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就镌刻在党的旗帜上，成为立党之本和力量之源，成为广大党员的行动准则和理想人格追求。

宗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是共产党人在不同时期的不懈追求。毛泽东指出:“有无群众观点是我们同国民党的根本区别，群众观点是共产党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7］中国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政党，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在自觉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并把它作为全部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为人民服务的具体体现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这一思想贯穿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现在有学者提出党的宗旨已经从“为人民服务”转变到“为人民谋利益”，试图割裂宗旨和利益的关系，这是对党的宗旨和为群众谋利益关系的曲解。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指出:共产党“应当是无产阶级中最有革命精神的大群众组织起来为无产阶级之利益而奋斗的政党，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急先锋”［8］82。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过的大会宣言进一步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疏忽的。”［8］152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中，党领导农民开展工农运动，为广大劳动者争取经济和政治权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坚持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的有机统一。既调动了广大农民参加革命的积极性，又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大义出发，促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最终经过八年抗战打败了日本法西斯，赢得了全民族抗战的胜利。在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最大利益。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政府逆历史潮流而动，否定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正确主张，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发动内战，人民最终选择了共产党，选择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邓小平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含义或任务，如果用概括的语言来说，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个党员的最高准绳。”［9］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可以看出，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和为人民服务是每一个共产党员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核心内容，是共产党人利益观、地位观的永恒主题。

三、不怕牺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员理想人格之华

生死考验:生死观是检验共产党人人生观的根本标准。人生观的根本问题是人为什么而活着，以及为谁而活着的问题。与这个问题相联系，也就产生了一个人为什么而死和如何对待生死的问题。古往今来，大凡那些自私和为“小我”而活着的人，在死亡面前一般都会表现出极度恐惧与不安;而只有那些真正懂得人生真谛并珍惜人生价值的人，在死亡面前才会表现出从容镇定和视死如归。南宋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一诗中所抒发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犹似人世间的洪钟大吕，响彻天际。南宋女词人李清照的“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不仅具有震撼山岳的气势，同时也表明了这位女中豪杰对于生与死的情感取向。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称:“人固有一死，或重如泰山，或轻如鸿毛。”毛泽东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基础，将此言进一步升华为:“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6］1004一个人对生命真谛的理解和怎样面对人生，是由其人生观所决定的。在这方面堪称典范的是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他的自传体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既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整个的生命和全部的精力，都献给了人类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共产党人的人生观在对待生死的问题上选择的标准是一样的，就是无产阶级总是以本阶级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以有利于革命事业为出发点，始终把革命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6］1005著名诗人臧克家在讲到鲁迅时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无数的革命先烈和共产党员在为人民谋利益的征程上牺牲了，而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所铸就的事业却万古长青。

视死如归: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员的英雄气概。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夺取政权。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并且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勾结在一起共同镇压革命，反对人民。这就注定了“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也注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但是，面对强大的敌人我们的力量却是弱小的。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我们的力量就是“星星之火”，或者是“小石子”。显然就物质条件来讲我们是弱势，那么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是什么呢?是精神!是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正是共产党人这种不怕牺牲的精神才使我们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战胜了物质上无比强大的对手，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战场上，一个人的牺牲往往可以改变战斗的态势，使战士受到鼓舞，减少伤亡和损失，从而更快地取得胜利。“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英雄气概和理想人格的真实写照。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提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口号，全国6.5万名共产党员被敌人杀害了5万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8.5万人，而到达陕北时却只剩下1.5万人。八年抗战，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的伤亡约60万人。新中国成立时，可以统计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350万人。面对敌人的屠杀，我们的共产党人没有被吓倒。中国共产党人有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勇气概，有愚公移山的坚强决心，有改天换地的伟大力量。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6］1036回顾党的奋斗历史，一个个为革命英勇献身的优秀共产党员的名字浮现在我们的面前，方志敏、杨靖宇、赵一曼、刘胡兰、江姐、董存瑞……他们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选择了牺牲，坦然面对死亡。小说《红岩》中的共产党员陈然利用敌人让他写自白书的机会，拿起笔写下了惊天动地的诗篇《我的自白书》:“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面对死亡的从容态度和内心表白，他以浩然正气，抒发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对无耻叛徒的蔑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人格。毛泽东曾深情地说道:“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6］1098

四、虚怀若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员理想人格之质

闻过则喜:共产党人积极进取的优秀品质。早在两千多年前，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吾日三省吾身”的名言。一个人要有宽广的胸怀、宏大的度量才能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和思想境界，才能成就一番大的事业。俗话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们的党员不是神仙，既然生活于大千世界中，就不可能没有缺点、不犯错误。一个人有了缺点、犯了错误并不可怕，重要的是能够认识和改正。而要认识和改正缺点及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是不可或缺的。恩格斯指出:“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10］列宁指出:“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自己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11］中国共产党人是中国优秀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者，更应该有“吾日三省吾身”和“闻过则喜”的精神。毛泽东在改造传统文化“内省”方法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利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这种方法培养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思想。1938年，在《论联合政府》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把批评和自我批评列为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他指出:“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6］1096“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利于战斗的武器。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应该拿起这个武器。”［12］毛泽东同志还曾经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比作“扫灰尘”、“照镜子”、“洗脸”。我们的党员干部要经常“扫扫灰尘”、“照照镜子”、“洗洗脸”，勇敢地拿起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战斗武器，本着对党、对同志、对自己负责的态度，要敢于讲真话，敢于提批评意见，把思想上的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毛泽东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6］1004这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宽阔胸怀和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自我超越:中国革命从成功走向成功的宝贵经验。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实，即使是圣贤，也难免犯错误。孔子在《论语·子张》中就曾说过:“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也就是说，君子也会犯人所共睹的错误，重要的是君子能够改正错误，这是君子能受到尊敬的根本原因所在。如果说听取别人的批评是我们前进的外在推动力的话，那么自我批评则是前进的内在推动力，有了这种推动力，我们才能有自我净化和提高的能力，才会不断克服自己的缺点，使自己成为一个道德高尚、品质纯正的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强大的敌人，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要探索出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不走弯路，不犯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错误，如何对待错误，如何改正错误。对此我们党的态度是:第一，不讳疾忌医，不回避错误。就是毛泽东说的:“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要让人家讲话，让人批评。”［13］第二，态度端正，正确认识错误。也就是“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第三，行动迅速，坚决改正错误。也就是毛泽东所说:“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14］第四，批评的目的不是为了闹意气，泄私愤，图报复，而是为了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也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和“团结—批评—团结”。正是有了这种精神，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依靠自身力量成功地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以及张国焘的逃跑主义等错误，领导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毛泽东就以有错必纠、知错就改而闻名。在整风学习运动中，曾经一度出现过偏差，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敌情，将来自白区的同志列为“特嫌”进行审查。大搞逼、供、信，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党中央及时发现了这种“左”的倾向，对受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向被整错的同志赔礼道歉。1945年年初的一天，在延安党校礼堂开会，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15］52说到这里，毛泽东恭恭敬敬地把手举在帽沿下，向被整错了的同志赔礼道歉，毛泽东还诙谐地说:“我向你们赔礼，你们也该还我一个礼吧?你们不还礼，我这手就放不下来了。”［15］52大家以长时间的热烈鼓掌向毛泽东答礼，许多同志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胡锦涛指出:“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核和党的行为主体，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靠党员的先进性来体现。”［16］在革命战争年代，共产党员一声“跟我上”，激励着多少人前赴后继、冲锋陷阵。这与国民党一声声的“给我上”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的人格价值具有超强的感染力、凝聚力和吸引力，他们以自己的人生实践表明，人格高尚就能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威望，带领人民共同开创美好未来，实现人格理想的升华。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人理想人格的核心，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信念是这种理想人格的动力，不怕牺牲则是这种理想人格的菁华，而谦虚谨慎、虚怀若谷就是这种理想人格的质地。这些特点使得共产党人的这种崭新的人格具有了人类历史上一切理想人格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崇高性和强大生命力，成为完全不同于人类历史上一切理想人格的崭新人格。

［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21.

［2］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9.

［3］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戴菁菁.邓小平1926年所著自传面世［N］.人民日报，2004-08-19(5).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3.

［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7］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71.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2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

［9］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57.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24.

［11］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7.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