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恩全

(周口师范学院中文系，河南 周口 466001)

由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河南大学文学院、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南省孟州市人民政府联合发起的2012中国·孟州韩愈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8月29日—31日在韩愈故里河南孟州召开，来自全国高校、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以及河南孟州、广东潮州、广东阳山、江西宜春的韩愈研究者共100余人参加了这次盛会，会议收到论文60多篇，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内容较为突出。

一、韩愈研究现状综述方面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李乔研究员继2005年发表《1991-2004年韩愈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1］一文后，应张清华会长邀请，撰写了《2005-2011年与1991-2004年韩愈研究的比较研究》［2］。作者以《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所收韩愈研究论文为样本，从时间分布、空间分布、作者分布等方面对韩愈研究进行统计分析，得出了如下结论:韩愈研究已经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一批中青年作者已经成为韩愈研究的骨干力量。但韩愈研究的集中度还不够强，一是韩愈研究作者队伍比较分散，二是刊载韩愈研究论文的期刊比较分散。《周口师范学院学报》成为韩愈研究的重要理论阵地。

二、韩愈文献研究方面

主要有沈文凡《韩愈诗歌明代接受文献初辑》、丁俊丽和王燕飞的合著《试论李宪乔韩诗评点的成就》、郝润华和杜学林合著的《文谠与王俦韩诗注释的学术价值》、欧阳丽霞和李伯瑶合著的《民国时期韩愈研究书录(三则)》、刘荣德《韩愈“五原”写作时间浅析》等几篇文章。沈文凡《韩愈诗歌明代接受文献初辑》统计了七八十位明代诗人别集以及唐诗选本、序跋、诗论等文献中的“集韩”、“拟韩”、“用韩”，“仿韩”、“效韩”、“集韩”等创作现象，分类排列，展示了明代诗人的韩愈观，描述了明诗创作对韩愈的接受轨迹。丁俊丽和王燕飞的合著《试论李宪乔韩诗评点的成就》就清代李宪乔手批方世举《韩昌黎诗编年笺注》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概括，认为李宪乔用“以意逆志”法“逆”韩诗政治理想与生活性情并存之“志”，改变了历来注家忽略韩愈生活性情之“志”的倾向。李宪乔以“辨味说”与“诗言志”相融合评韩诗含蓄淡远之风，则在王士祯“神韵说”和高密诗派其他成员一味排斥王士禛“神韵说”之间另求融合之路。李宪乔还用“推源溯流”法探韩诗开白战体之先河。他认为，在古代评韩、注韩的诸家评论中，只有李宪乔注意到了这一问题。郝润华和杜学林合著的《文谠与王俦韩诗注释的学术价值》认为，文谠注、王俦补注的《新刊经进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是现存较早的宋代韩集注本，该书共计四十卷，其中韩文三十卷，韩诗十卷。目前卷十二至卷十八已经亡佚，韩文注释部分已残缺不全，前十卷诗歌注释部分尚属完整，在宋代韩集注释文献大量散佚的情况下，文谠、王俦的韩诗注释能够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显得尤为珍贵。文谠、王俦韩诗注释征引文献保存了相关典籍“宋刻本”的某些面貌，具有十分重要的校勘价值。文谠、王俦征引文献中也有不少今传本失收的遗文，对相关文献的重新整理具有十分重要的辑佚价值。文谠、王俦韩诗注释广泛收罗中唐至南宋初年韩诗研究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宋代学者对韩诗的接受和评论等相关文献，对于研究韩诗在宋代的接受和流传乃至宋诗发展等相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学史料价值。文谠、王俦的韩诗注释出现一些新气象，如以史证诗、以韩注韩、诗意串讲等，在诗歌诠释学上具有一定的价值。欧阳丽霞和李伯瑶合著的《民国时期韩愈研究书录(三则)》就徐震《读韩述记》、黄天鹏《韩愈研究》、龚书炽《韩愈及其古文运动》三部民国出版书籍作了介绍。刘荣德《韩愈“五原”写作时间浅析》在前人说法基础上提出了新的看法:应写于唐元和二年(807年)至元和六年(811年)，韩愈任职东都洛阳期间。理由是韩愈分司东都的原因就是谤毁，符合韩愈不平则鸣的写作特点。从《原毁》一文的内容来看，完全是因为其在京受到恶毒诽谤和攻击后，被迫调任东都后有感而发。其写作时间基本可以认定为唐元和二年(807年)。韩愈于元和四年(809年)六月至元和五年(810年)冬，在洛阳由真博士改任都官员外郎，掌管东都祠部，辖理东都佛老寺观，使他有机会接触到佛老的内部事务。再加上平日的见闻，写出反对佛老的《原道》。

三、韩愈政治思想研究方面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西北大学文学院李芳民的《韩愈惧为史官发覆——以〈答刘秀才论史书〉的绎说为中心》、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孙君恒和高珍合著的《韩愈的孔墨相用研究》、汕头大学隗芾的《从韩愈释奴看其执政艺术》、韩山师范学院陈岑博《韩愈法律文化的问题初探》、潮州市韩愈纪念馆黄智敏的《谈韩愈法治思想的形成及其表现》等文章。关于《答刘秀才论史官书》中韩愈对史官的看法，已有多篇讨论文章，西北大学文学院李芳民《韩愈惧为史官发覆——以〈答刘秀才论史书〉的绎说为中心》从韩愈写文章的心态入手，讨论了《答刘秀才论史官书》的特殊价值，角度也颇为独特。孙君恒《韩愈的孔墨相用研究》一文详细分析了韩愈认识中的孔墨相同点:爱的内涵、思想来源、圣人崇拜、贵王贱霸、尚贤、尚同、天神等七个方面。进而分析韩愈主张:孔墨互补(名行互补、道术互补、体用互补)，甄别利用，同时注意孔墨不同，谨慎利用。隗芾的《从韩愈释奴看其执政艺术》首先介绍了唐代奴隶问题的复杂性，奴隶的正常来源是:对外战争的俘虏;外国进贡，如突厥人、泥婆罗人、斯拉夫人、马来人(俗称昆仑奴)、高丽人等;依法处罚的罪犯及其家属，根据唐律规定，反叛罪者杀头，父和子十六岁以上绞死，十五岁以下及母妻妾(包括子妻妾)、祖孙兄弟姐妹全都收为官奴婢;少数民族首领送来的奴隶，如吐蕃人等;奴隶所生子女。而由于奴隶的需要量大，合法的奴隶不够用，补充的渠道有两个:接受下级官员的赠送和从市场上购买。再有就是穷人借贷后，由于无力偿还，最后被迫以身抵债为奴。韩愈“释奴”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些人。韩愈以“仁政”思想为指导，以法律为依据，有理、有据、有利、有节，展示了非常高明的执政艺术。韩愈的法律思想则是潮州市委、潮州韩愈研究会关心的问题。黄智敏的《谈韩愈法治思想的形成及其表现》指出，韩愈提出的“以德礼为先而辅以政刑”，透过道德上的约束与政刑上的威慑，使整个社会形成以仁义道德为基础、以礼乐政刑为行为规范的运行机制，从而促进国家的长治久安。2012年10月，潮州将举办韩愈法律思想学术研讨会。

四、韩愈文学研究

韩愈文学研究一直是韩愈研究的中心之一，这次会议同样有不少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韩愈诗歌研究论文有成都大学张天健和张起合著的《韩愈诗歌艺术总体观照》、澳门大学林律光的《略论韩愈诗歌的艺术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鹏的《论韩愈的七言绝句》、宜春学院高建青和付文东合著的《浅析〈荐士〉一诗“以文为诗”的特点——兼论韩愈“以文为诗”的历史影响》、安徽师范大学卢坡的《“以哀景写乐情”——对韩愈几首诗歌的一些思考》、内蒙古师范大学陆有富的《论韩愈“以文为诗”对后世“以文为词”之影响》、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焦尤杰的《白居易诗歌之坦易和韩愈诗歌之奇警》、南通大学王志清的《韩愈仿写〈辋川集〉的深层原因与美学形态》、湖北大学张震英的《论韩孟、姚贾对唐宋诗转型的影响——兼论唐宋诗的时代与体性之争》等文章。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王志清的《韩愈仿写〈辋川集〉的深层原因与美学形态》。韩愈学习李杜，已成共识。王志清提出了一个新命题——韩愈学习王维，他认为韩愈《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诗，显然是模仿王维《辋川集》二十首的。韩愈《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二十一咏》是唱和刘伯刍的，而刘伯刍喜欢王维，所以韩愈的和作也似王维。但韩愈学习王维时却呈现出了不同的美学风貌。王维的《辋川集》“多‘顺应性’的心理动作指向，心舍于有无，眼界于色空，诗多‘空’、‘无’措辞，也是空无的造境，诗人摆脱了外在人事的种种纷扰，内心充满了愉悦与安宁的禅悦。因此，其生活情状则是人应天道的随缘，无求无欲、随心闲心，诗意存在”。“深契禅理而多风神。”韩愈诗歌多“使令性”的心理动作指向，诗中重复使用“莫”，外加诸如“欲”、“应”等意动词，表现出士人难以消解的内心焦虑，虽也充满了家的自由与天真，却因为意欲太盛，而让人读出了多心、存心、戒心、惊心、焦心、揪心。“哲味隽永而尽理趣。”张震英《论韩孟、姚贾对唐宋诗转型的影响——兼论唐宋诗的时代与体性之争》视野开阔，也是一篇值得注意的论文。他认为:唐风之变发端于杜子美，至韩愈而全开新境界。在唐宋诗的转型上，韩、孟诸人全开宋黄陈以至江西一派，而姚、贾全开四灵、江湖一派，虽同是源于对唐风的变革，但却是同中有异，故而形成了唐风向宋调转型的不同路数。在唐宋诗的时代与体性问题上，由时代变迁所造成的差异是深刻而根本的，远胜于所谓“体态性分之殊”。唐宋诗之别毋庸置疑，而唐宋诗之争在宋代究其实乃为宋诗不同风格派别之间的消长与争鸣。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鞠岩《论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及中书舍人期间诗风之变》一文也是一篇优秀的论文。他认为，元和九年(814年)十二月至十一年(816年)五月，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及中书舍人期间，诗风发生转变:体式上，由以古体为主转变为以近体律绝为主;风格上，由奇险雄鸷、奇崛骜兀转变为平淡妥帖、清新自然。这种转变可以从他任考功郎中知制诰和中书舍人的角度加以解释。首先，诗风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任中书舍人期间诗人心态的改变;其次，与同僚的广泛唱和也促成了其诗风的转变;最后，任中书舍人期间的公文写作，对韩愈诗风也有一定影响。

韩愈散文研究方面的论文，有中国人民大学谷曙光《韩愈的骈文创作与中唐骈散互融的新形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郭树伟《“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宁《韩、欧古文与拟圣传统》、沈文凡和勾文章合著的《试论韩愈散文的艺术变革》、清华大学杨朗《“叹老嗟卑”之辨析——论欧阳修对于韩愈〈感二鸟赋〉之批评》等。刘宁认为，韩愈为“古文”所赋予的精神意义，并非是“家言复起”，而是“拟圣”精神的承当，较之柳宗元所主张的“文以明道”，“拟圣”更能揭示韩愈对“文”、“道”关系的独特理解。欧阳修强调以常情与理性来把握“圣人之志”。韩愈对“圣人之文”的尊崇与追摹，往往在后学中导致机械摹古的文风。这种文风在北宋道学展开中屡屡出现。欧阳修对此表达了明确排斥。杨朗文章认为，韩愈的《感二鸟赋》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禽鸟赋的传统，体现了韩愈“务去陈言”的写作方法。与贾谊《鵩鸟赋》相比，其主旨的宗儒也区别于贾谊的宗道，体现了韩愈文章归宗儒道的特点。宋人忧天下的观念影响着欧阳修，他要超越一己之遭遇，面对挫折时，要以儒家之道约束个人情感，与韩愈的“缘情”文学观有明显的差异，造成了欧阳修《感二鸟赋》批评的时代性和偏差。郭树伟文是对宋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提出的“韩愈学独孤及之文当必有据”一说的具体阐释，以萧颖士、李华、萧存、独孤及、梁肃五人为主的文人集团，称之为萧李集团，他们之间有父子、翁婿、师生、同学、门生、座主、同榜、长官部属、同游等诸多层关系，而韩愈的父、兄韩云卿、韩会则厕身其中。韩云卿与韩会俱为萧、李之爱奖，并与萧李的弟子们相友善。韩、萧两家的交情十分深厚，早先韩会与从叔韩云卿俱游萧颖士、李华门下，皆为两人所爱赏，韩会又与萧存友善，韩愈年少時得萧存爱赏。萧氏父子对于韩氏兄弟的赏识，以及韩愈游于梁肃门下，可以看出韩愈与萧李集团的密切关系。韩愈的《进学解》被“执政览之，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进学解》的怨滞之气很容易被人解读，而此时“执政”居然立刻提拔韩愈，此种奥妙不难理喻，较之于独孤及初进京都，求为知制诰，而被元载拒绝，韩愈实在是幸运得很，这很显然和萧李文学集团的荐引有关，韩愈实际是萧李文学集团政治力量的受益者。谷曙光《韩愈的骈文创作与中唐骈散互融的新形势》一文是这次会议较为突出的成果，也是较早的专门研究韩愈骈文创作的论文。谷曙光统计出韩愈创作的骈文数量，分析韩愈的骈文素养，概括出韩愈骈文援散入骈和善于状物的特点，进而说明韩愈骈文的历史地位:改变了骈文面貌，开宋四六先声。

五、韩愈接受学研究

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陈祖美《试析秦淮海有关韩愈的进策、进论暨其他》、曾楚楠《韩愈之官风与潮州吏治》、广东海洋大学教授卞良君《古代小说中韩愈故事的演变及韩愈形象的创造》、袁赣湘和罗名鑫合著的《袁州历代“咏韩诗”初探》、合肥学院查金萍《宋代韩愈接受史中的另类典型——契嵩的“非韩”》等文章。陈祖美文章勾稽出秦观著作中涉及韩愈的作品，加以分析，认为秦观“从善如流”般地追随苏轼，将其“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的关于韩愈的经典之论，加以铺衍疏解，对读者多有启发。袁赣湘、罗名鑫依据《袁州府志》、《宜春县志》及其他相关文献资料可搜集到的历代文人咏赞韩愈刺袁的诗约有60首，这些“咏韩诗”创作时间跨度较大，作者众多，按其思想内容归类，可大致分为对韩愈春台无诗之憾、瞻仰拜谒之盛、刺袁政绩之评、文学成就之赞、发扬儒道之誉等五个方面。通过对袁州历代“咏韩诗”的归类整理与分析，可大致了解韩愈刺袁史迹及其在袁州的传播与影响。曾楚楠文则说明历代“潮州官佐在继承‘惟道是师’、‘一以公为师’这一吏治传统的同时，往往又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治绩与文公当年的作为进行类比，并以能绍昌黎馀绪为荣”。査金萍认为契嵩举起“非韩”大旗，力图护教，对韩愈的思想、人品、文学等进行了批判，对当时的排佛运动、韩愈评价、理学建构等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韩愈研究新领域的则是卞良君的《古代小说中韩愈故事的演变及韩愈形象的创造》，他勾稽中晚唐直至宋明有关韩愈的小说史料，概括出韩愈在小说中形象演变的两个阶段:中晚唐五代阶段，发展取向不明朗，但为后来的韩愈故事做了铺垫;宋明阶段，韩愈故事呈现出浓重的仙道色彩。指出小说中韩愈形象塑造的方式:一是史上或有其事，但记载十分简略，而小说据此充分发挥，较好地刻画了韩愈文学形象的某一个侧面;二是史上或无其事，但小说根据韩愈其人既有的某种思想、性格、行为、态度以及中晚唐时缙绅士大夫的生活习尚，加以合理的想象，从而在某一个方面丰富了韩愈的文学形象;三是史上或无其事，小说所写完全是虚构，但对于韩愈文学形象的塑造却往往至关重要，或是一种有价值的补充。所以，小说中的韩愈形象有多重复合的特征:首先，从家庭伦理的角度看，韩愈是一位孝友的“子弟”和严慈的“家长”;其次，从社会担当的角度看，韩愈是一位忠君爱民的“士夫”和命运多舛的“能员”;再次，从尘凡世俗的角度看，韩愈是一个趋荣贪位的“愚氓”和七情六欲的“常人”;最后，从宗教信仰的角度看，韩愈是一个曾经的“顽固不化”的“异教徒”和最终的心悦诚服的“受度者”。

六、韩愈文化普及方面的研究

韩愈文化普及方面，一直是孟州、潮州、阳山致力的事业，是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是韩愈研究会的特点之一。中共阳山县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欧阳峻峰《韩愈文化的定义与历史底蕴》、《韩愈文化的内涵与现代价值》、《韩愈文化的本质特征与当代创新》、《韩愈文化的扬弃与恒常发展》四篇文章是这类文章的代表性作品。他认为，所谓韩愈文化，就是韩愈这个特定的人，他的思想理念、政治主张、理想情操、道德人格、精神风貌、生平事迹、从政业绩、生活态度、诗文著作、文物遗迹、故事传说以及后人对他的研究、评价、敬仰等等的总和。从韩愈文化的精神(思想理念)层面看，韩愈作为中唐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教育家，他的思想理念是非常丰富的。他的政治伦理思想、社会伦理思想、文学思想、教育思想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至今仍然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建和谐社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思想资源。从韩愈文化的行为(实践)层面上看，韩愈的一生，是忧国忧民、积极入世、顽强拼搏、勤奋著述的一生。虽然，他是一个封建官吏，在生活作风上带有那个时代的阶级烙印，但是，他的为官做人、处事作文，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风范，至今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从韩愈文化的物质层面上看，韩愈为后人留下一批诗文作品、墨迹遗迹以及后人为敬仰、纪念韩愈修建的名胜古迹，这既是我们今天研究唐代历史的丰富资料，又是我们今天发展旅游业的宝贵资源。韩愈文化只有通过现代价值的再创造即创新，才能获得新的生命力，只有融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影响力。

总之，这次会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是与会人员的共识。同时，这次会议也产生了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新一届理事会，确定了唐代文学学会韩愈研究会新任顾问、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1］李乔.1991-2004年韩愈研究的文献计量学分析［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05，22(6):9-12;18.

［2］李乔.2005-2011年与1991-2004年韩愈研究的比较研究［J］.周口师范学院学报，2012，29(6):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