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晓岚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我国是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国家，文学创作中也屡见称引古人之处，其中常有特殊的意义。韩愈之于辛弃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笔者在读辛弃疾的作品时，注意到他屡屡提到韩愈:辛词中用到韩诗文的有91首105处，占辛词总数的14%强，辛诗中用到韩诗文的有10首13处，辛文中用到韩文的1篇。合计102首(篇)，119处。辛弃疾为什么如此频繁地使用韩愈作品?这两人究竟有何类似?笔者以为其中大有可发掘之处。鉴于学界对辛弃疾与韩愈的关系迄今未曾引起注意，特撰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学界有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之分，而历史文化学家多以中唐为其分界线，这是因为中唐为封建社会文化的转型期，是宋型文化的先导。盛唐时代的兴盛诱发了士人建功立业的热望，但进入文学史家视野的却没有几人能建立事功。“安史之乱”后，寒门庶族之士踏上科举的可能性大于初盛唐时，且参与政治决策、做出政绩者大有人在，从此意义上开启了宋代寒门出高官的风气;而重振儒学道统的历史使命，使文人逐渐向儒林移位。从文化类型看，韩愈已非止于初盛唐诗人身份，其人生追求亦与初盛唐诗人不同。

生在南宋民族矛盾尖锐之时的辛弃疾亦如此。如果说北宋范仲淹、王安石等主要着眼于革除弊政，富国强兵，那么辛弃疾面临的则是如何保住半壁江山，进而收复失地的生死存亡问题。时代赋予士大夫以重任，使他以政治、经济、军事谋略家的面貌出现，迥异于北宋文人。这样一来，对他的研究不能仅作为文学的研究，而需作政治、历史、社会文化意义的观照。

本文拟从三方面作韩、辛比较，以明辛之屡称韩的原因。

一、“终吾生而已矣”与“到死心如铁”——矢志不渝的人生追求

辛弃疾之屡屡称引韩愈，是因为韩、辛两人皆以治世之才自许，都具有以千秋伟业自期的崇高使命意识，以及为此而矢志不渝、追求终身的执著精神。

两人都可说是儒家根柢极深的人物。韩愈自称:“愈于进士中，粗为知读经书者。”(《答殷侍御书》)虽通过文辞取官却不同于一般文人，是通经奉儒、重在政教的人物，曾认真思考中唐政权的主要问题是内为宦官，外为藩镇，思想领域则为释老横行。因此他在政治上努力提倡清除弊政，整顿朝纲，加强中央集权，在思想文化上排斥佛老，振兴儒学——这就是韩愈矢志不渝的人生目标。其《原道》云:

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可见韩愈所谓的先王之“道”，主要指儒家政治、道德、伦理等行为的准则规范，既然孟子之后“不得其传”，那么他就要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如同当年孟子继孔道所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哉”(《公孙丑下》)一样，韩愈亦叹曰:“如使兹人有知乎?非我其谁哉?”并表示“其行道，其为书，其化今，其传后，必有在矣!”(《重答张籍书》)而自己的人生事业就是“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生而已矣”(《答李翊书》)。

韩愈既然毕生以捍卫儒学为人生目标，那么对于妨碍儒学发展的佛、道二教自然要力加排斥。他从现实社会政治和国计民生出发，痛恨佛、道二教给当时社会造成的严重祸害:“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农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贾之家一，而资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穷且盗也?”(《原道》)陈寅恪先生《论韩愈》引唐玄宗和宰相李泌笃信道教为例，指出道教“蠹政伤俗，实是当时迫切问题”，“退之当时君相沉迷于妖妄之道教，民间受害，不言可知。退之之力诋道教，其隐痛或有更甚于诋佛教者，特未昌言之耳”［1］。为达到息民患、行圣道的目的，韩愈提出消弭异端之法:“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其亦庶乎其可也。”他毕生排佛，不遗余力，虽屡经打击，甚至险遭杀头，被贬蛮荒，仍不改其志。在《与孟尚书书》中，对他已信佛教的传言进行愤怒驳斥，不仅重申对佛的批判，并强调了他将一如既往奉行先王之法和圣人之道且万死不辞的决心:“释、老之害，过于扬、墨;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呜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见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虽然，使其道由愈而粗传，虽灭死万万无恨!”斩钉截铁地表明自己一生的理想、斗志，态度比《论佛骨表》更为坚决。薛雪《一瓢诗话》评韩愈“匡君之心，一饭不忘;救时之念，一刻不懈”。王恽更赞曰:“世溺方深，力以道济。百折弥坚，死而后已。”［2］

稼轩的人生目的、为官之愿与韩愈颇为相似。他青年时代随儒者刘瞻学习，以北方儒学之士进入义军，后又为帅守一方的地方官吏，儒家的功业观左右他一生。而他为官作帅建立政绩的主要人生目的，在于抗金北伐，恢复失地，他为之奋斗了一生:幼年时祖父引其“登高望远，指画江山，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十论》)，树立起坚定的抗金志向;少年时代听祖父派遣，趁两随计吏赴燕京参加进士考试之机考察燕山地形，对其南渡后制定北伐计划起了很大作用;青年时即聚集两千抗金义军，投归当时声势最大的耿京部队，并任掌书记;为得到南宋朝廷对北方义军的支持，他劝耿京决策南向;而在南归前后，胆气过人的辛弃疾还曾有过追杀叛徒义端、擒获叛将张安国并押送行在、斩首示众的壮举。他本怀着“恢复之道甚简且易，不为则已，为则必成”(《九议·其一》)的信心南归，面对以主和为基本国策的南宋朝野形势，其抗金复国理想经受了严重挫折和严峻考验，然而漫长岁月始终未能消磨稼轩的斗志，在统治者“天意从来高难问”的暧昧态度下，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苟安风气里，稼轩始终不忘的是“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是“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为达此目的，他连续给皇帝和宰相上书《十论》《九议》以及多种奏章，提出周密详尽的恢复大计;他在多处训练地方武装力量，尤其是在湖南创置“飞虎军”，使之成为日后抗金的主要队伍;他虽被贬退，也仍然选择地处官道、信息灵通的信州，以图东山再起;退居期间，他屡与陈亮、朱熹约会，商讨抗金大计;他仕途多舛，数遭黜退，但为实现北伐理想，竟在64岁高龄再度出山，任职于北伐前线镇江，并做好详细的北伐规划……真是“男儿到死心如铁”(《贺新郎》)，直至临终仍“大呼杀贼数声”，怀恨而逝。纵览稼轩的人生轨迹，不能不让人惊叹其追求理想而矢志不渝的精神，屡遭打击而不屈不挠的勇气!如果说韩愈具有儒家的血性、劲气、执著，稼轩则在儒家的血气之外更融入了墨家的坚忍、顽强。

在韩愈、稼轩矢志不渝地为追求理想而奋斗的人生旅程中，还有一点共同之处，即儒家“尊王攘夷”传统观念的影响。韩愈古文运动的宗旨，一般都认为是倡儒学，反对骈文，但对倡儒学的真正内涵，却少有深究。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昌黎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贯。”［3］韩愈在对佛的声讨中，确实屡屡道及对出于夷狄的佛教的鄙视，对先王之道的卫护:“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论佛骨表》)“何有去圣人之道，舍先王之法，而从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与孟尚书书》)

稼轩出生于金人沦陷区，自小就对金统治者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有切身体会，加之祖父施行的爱国教育，因此在辛弃疾心中，“尊王攘夷”不仅是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积淀，而且是鲜活的现实感受和义不容辞的人生使命。那么，对于经常宣传“严夷夏之防”和“觝排异端”的韩愈，自然容易产生认同感，对夷狄侵华的愤恨屡屡泻诸笔端:“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十论》)“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十论》)“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十论·自治第四》)关于辛弃疾“尊王攘夷”之思想和行动，笔者另有专文论述，此处不赘。总之，排佛也好，抗金也好，无论是思想上的论战，还是军事上的较量，皆体现了在中华民族受到外来民族侵凌，华夏文化与外族文化激烈冲突的历史时期，儒家志士仁人所具有的强烈的民族本位文化意识。这应是处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稼轩认同韩愈的特殊角度和深层原因。

二、“忠犯人主之怒”与“不为众人所容”——逆流而上的直谏精神

《新唐书》本传言韩愈“操行坚正，鲠言无所忌”，“愈性明锐，不诡随”;韩愈亦自言“余戆而狂，年未三纪，乘气加人，无挟而恃”(《祭河南张员外文》)。在反对迎佛骨一事上最可见统治者对韩愈的看法，《新唐书》本传载宪宗认为“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辛弃疾更是属于刚拙之人，不仅他自己有“不肯以身就人”(《九议·其一》)、“生平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剳子》)的自述，时人或后人亦以狂狷视之。《宋史》卷二四七云:“弃疾尚气，僚吏不敢与可否。”两人的这种个性，在其逆潮流而上，敢于直谏中占了很重要的因素。当然，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们为实现理想而置死生于度外的精神。

韩之直谏，是其个性使然，更是其“道”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信奉“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争臣论》)的人生准则，因直谏而多次遭贬，“为御使尚书郎中书舍人，前后三贬，皆以疏陈治事，廷议不随为罪”［4］。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大旱，颗粒无收，但京兆尹李实仍横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韩愈蹭蹬官场十几年才当上官品虽不高却处权要部门的监察御史，作为言官，去触犯炙手可热的李实，后果可想而知，但他以为:“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折。决云中断开青天，噫!剑与我俱变化归黄泉。”(《利剑》)既作好了“归黄泉”的最坏打算，他写出了《御使台论天旱人饥状》，矛头直指权臣甚至最高统治者而为专政者恶之，果然奏章上去不久，韩愈即被贬阳山令。元和十一年(816年)正月，吴元济叛乱，朝廷中主战、主和两派斗争激烈，宰相武元衡甚至因主战而被杀，但韩愈仍积极主张用兵，上书皇帝《论淮西事宜状》。因其与多数执政者的软弱态度相对立，仅几个月，已迁中书舍人的他又被降为太子右庶子。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宪宗命迎佛骨，造成“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旧唐书》本传)。在此情形下，“群臣不言其非，御使不举其失”，韩愈却顶风上书，历数奉佛之弊，言辞激烈，触怒宪宗，欲处之以极刑，经裴度、崔群等人力救，虽被免死罪，仍被贬为潮州刺史，但韩愈毫无悔意，写诗曰:“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体现了他一贯遵循的“谏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答崔立之书》)的直谏精神。梁章钜《退庵随笔》卷十八云:“韩公胆气最大，当时老子是朝廷祖宗，和尚是国师，韩公一无顾忌，唾骂无所不至，其气竟压得他下。”而苏轼《韩文公庙碑》中的赞语“忠犯人主之怒”更是得到了千百年来人们的共鸣。

辛弃疾不避直谏的精神与韩愈同出一辙。他面对的不是唐朝较为开放的大一统环境，而是残存的半壁江山，朝廷的基本国策则是休战弭兵，在朝廷一片主和声中，辛独立特行其抗金主张，亦被视为另类，其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苻离战役失利，原本锐意恢复的孝宗退缩了，曾一度占上风的主战派受到主和派压制，随着张浚去职，主和派代表汤思退、史浩执政，朝廷内“抗战必亡”的论调沉滓泛起，在此危急时刻，辛弃疾挺身而出，给朝廷上了全面论述恢复大计的《美芹十论》和《九议》。在《十论·详战》开篇即指出“天下不至于战”的投降论调，是蛊惑人心的烟幕，历史的趋势是“天下之必战”。因此，他主张:均之不免于战，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权，兵家之上策。主战的基调已定，稼轩便针对主和派的种种投降论调给予反击批驳。

针对主和派认为抗战是“为国生事”、“孤注一掷”，是陷国家、君王于不利之地的恶毒攻击，辛弃疾尖锐指出:“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之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九议·其一》)针对主和派一味追求与敌人“和戎”、“定盟”、“弭兵”的妥协行径和“欲终世而讳兵”的谬论，辛弃疾指出:“凡今日之弊，在乎言和者欲终世而讳兵。……终世而讳兵，非真能讳也，其实则内自销铄，猝有祸变不能应。”(《九议·其二》)“秦桧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而不识兵者，徒见胜不可保之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为膏肓之大病。……臣窃谓恢复自有定谋，非苻离小胜负之可惩，而朝廷公卿过虑，不言兵之可惜也。”(《十论》)针对主和派拼命宣扬“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的言论，辛弃疾针锋相对地提出:“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九议·其九》)并在《十论》、《九议》中，根据“不沮于形”、“不眩于势”的原则，全面辩证地分析当时宋、金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乃至人心向背等形势，得出虏人必败、恢复必有可为的结论，并提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战术。其后他又陆续上《论阻江为险须藉两淮疏》、《议练民兵守淮疏》、《论荆襄上流为东南重地》等奏章，这些都直接触犯了当时主和派的利益。《续资治通鉴》卷一四四载:“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才，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作《九议》并《应问》三篇、《美芹十论》献于朝，言顺逆之理，消长之势，技之长短，地之要害甚备。以和议既定，不行。”

辛弃疾面对南宋主和大势，不仅逆流而上，直言不讳地向朝廷宣传其抗战主张，且身体力行，以自己出众的政治、军事、经济才能，担任起抗金事业诸方面的重任。尤其是在湖南安抚使任上创置飞虎军时，曾扣压宋孝宗的御前金字牌，为了事业可以从权行事，不受君命，辛弃疾此举确为惊人。

三、“勇夺三军之帅”与“懦士为之兴起”——果毅勇烈的事功品格

韩愈与辛弃疾的相似还在于他们都是重在事功的人物，不仅是关心民疾、卓有政绩的官吏，且都为有勇有谋、胆气过人的真英雄。

韩愈虽一生倡导儒学，却非只主于内修的儒者，他不仅在《钱重物轻状》、《论变盐法事宜状》等奏章中，系统提出对当时社会经济问题的建议，而且在任职期间亲历亲为，建树不小，其办事的果断猛厉和过人胆识也远远超出于一般循吏之上。其中最令人称道的是在反对藩镇割据中建树的事功。

元和十二年(817年)平定淮西的战役开始后，韩愈为裴度行军司马，军出潼关，韩愈看出蔡州精兵已分散到边界，认为仅用三千人前去夺城，必可擒得吴元济，于是给裴度提出“请以兵三千人间道以入”、“宜使辩士奉相公书，明祸福以招之”的两条建议。虽然裴度还未来得及如此做，但随节度使李愬用此招赢得首功。在此战役中，韩愈表现出具有处理军国大事的卓越才能。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镇州(河北正定)发生叛乱，杀田弘正，立王廷凑，围困深州(河北深县)。在“救兵十万，望不敢前。诏择廷臣往谕，众栗缩”的情势下，韩愈义无反顾，“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曰:‘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遂疾驱入。廷凑严兵迓之，甲士陈庭。”(《新唐书》本传)韩愈在刀光剑影中晓之以大义，动之以人情，不用一兵一刃而终使强横折服。

这两件事充分表现了韩愈的忠勇和胆识，尤其是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大无畏精神，后人评价极高。王令《韩吏部》诗云:“宣尼夹谷叱强齐，吏部深州破贼围。始信真儒能见用，可为邦国大皇威。”洪亮吉《读史六十四首》:“中唐风节效韩公，讵止文章一代雄;异类强藩尽低首，王廷凑与鳄鱼同。”就连一贯不以退之为是的王安石也曾有“扬雄尚汉儒，韩愈真秦侠”(《寄蔡天启》)的评价。对韩愈人品曾有微辞的理学家朱熹更是佩服:“于汉得丞相诸葛忠武侯，于唐得工部杜先生、尚书颜文忠公、侍郎韩文公，于本朝得故参知政事范文公。此五君子，其所遭不同，所立亦异。然求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疏畅洞达，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5］尤其在文人多有豪情壮志而少有立功实业的唐代，韩愈此举更觉难能可贵。元代戴表元说:“为韩有四难:起孤穷得官，遇当尽言不怀禄，当尽节不畏死，勇难;无师资之素，遗言绝学，径诣圣处，敏难;知顺逆，谓叛镇为必不可宥，明同异，谓外教为必不可殽，介难;与人交无怨仇，而平生所受恩必酬，厚难。是四难者，在同时、同辈中，行之不能一二，而韩子全之。是非有见于道，不尔也。而世人但以文求韩，远矣。”［6］苏轼以“勇·夺三军之帅”赞誉之，实不为过。

辛弃疾更是跨越两界之人。他虽是词人，更是军事家、官吏，他有浓厚的儒家色彩，但又异于二程与朱子等重性理、讲天道自然观的内圣之学，更近于浙东学派的重事功。

南渡后，辛弃疾曾多年任地方官，显示出过人的才干:在滁州任上，面对两度遭受女真铁骑侵凌且水旱继作的荒凉残破现状，他上书朝廷请减赋税，又采取种种有力措施招回流民安居务农，并利用这块抗金边地派人深入金国侦察敌情。在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任内，他采取一系列兴利除弊措施:对贪官污吏或罢或杀;兴修水利，救济三州饥民;整顿乡社，抑制豪强;创置并训练抗金武装力量。在江西任上的救荒行动中，他以“闭粜者配，强籴者斩”八字榜文，对囤积居奇、投机倒把活动采取严刑制止。在福建安抚使任上，置备安库，开释囚犯，修建郡学。在浙东安抚使期间，奏劾官员害农之弊。在镇江任上，招兵备战，遣人侦察敌情……尤其在早年追杀义端、擒获张安国两大壮举中，面对叛徒义端“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的哀告，辛弃疾毫不留情地斩其首;对杀害义军领袖投降金人的张安国，年仅23的青年以“赤手领五十骑，缚取于五万众中，如挟毚兔，束马衔枚，间关西奏淮，至通昼夜不粒食”的英雄举动震撼朝野，“壮声英慨，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比起韩愈的随裴伐吴及面谕廷凑来更具传奇性惊险性，对重文轻武、不无荏弱的宋人而言，尤显难能可贵。无怪洪迈要叹息:“予谓侯本中州隽人，抱忠仗义，彰显闻于南邦。……使遭事会之来，挈中原还职方氏，彼周公谨、谢安石事业，侯固饶为之。”(以上皆见《稼轩记》)确实，如天与弃疾报国之“事会”，此“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的英雄之举，加之政治军事上的远见卓识以及过人的政事才干，又何愁不能在恢复大业中一显身手而最终成就如周瑜、谢安之伟业呢?

以上对比分析了韩、辛之人生角色与人生追求，韩、辛皆非品性完美之人，韩之世俗、褊狭，辛之严苛、狂厉，都不甚合儒家道德典范，但他们以国家大事为己任的崇高理想，百折不挠的志向，临危不惧挺身而出的大节，面对强权直言不讳的精神，识见过人果敢猛厉的作风，都使他们永远保持着无限的人格魅力。

从政治、思想文化的角度言，如果说韩愈标志着唐代进士文化的改变，宋代则完成了士大夫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如辛弃疾《太常引》词所云“今代又尊韩”，韩愈在宋代的地位是很高的，但人们往往只注意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文统与道统关系问题，却未从唐代历史发展和中国文化转换的高度来认识其历史作用。由韩愈形成的中唐文化之变，开启了宋学精神，韩愈执著的人生追求和强烈的事功意识，是以文辞求功名的文人向建立事功的儒林精神的移位，也是辛弃疾向他认同的根本原因。辛弃疾亦文亦武之才和特殊经历，超越了文人以文学为生命的人生模式，而其卓越的战略思想和实践精神，更超越了一般儒林人物。辛之所以屡屡称引韩愈，不仅在于对其文学创作的承继①关于辛对韩的文学认同，笔者另有专文阐述:《从“气盛言宜”到“以气使词”——从“养气”说论辛弃疾对韩愈的文学认同》(《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南宋惟一稼轩可比昌黎”——从“以文为诗”到“以文为词”》(《江海学刊》2005年第5期)。，也在于唐型文化向宋型文化转换之中对前辈使命感、责任感的认同，超越了文学史的意义从而具备了文化史的意义。

文学史上常有大家、名家并称的现象，这为我们作比较研究提供了课题。但是，人们常会忽视不同时代、且非并称的大家和名家，对于诸如辛弃疾之称引韩愈，未能发掘其中的历史——文化内涵。愚意以为，此类论题，大有深意，倘有意为之，无疑是比较文学以至比较文化的颇有意义的论题。

［1］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293.

［2］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六十六［M］//二十四大儒赞并序·韩愈.四部丛刊初编本.

［3］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145.

［4］皇甫持正文集:卷六［M］//韩文公墓铭.四部丛刊初编本.

［5］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M］//王梅溪文集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6］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二［M］//凌氏二子字序.四部丛刊初编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