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振华

（南开大学 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天津 300071）

一、群体性事件：新时期弱者的抗争武器

“弱者的武器”是美国学者斯科特在描述东南亚农民抗争行为的特点时提出的概念。他指出，从属阶级极少能从事公开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弱势的农民群体频繁使用的是各种日常形式的反抗，“包括行动拖沓，假装糊涂，虚假顺从，小偷小摸，装傻卖呆，诽谤，纵火，破坏等等。这些行动的共同特点是，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或计划，它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农民群体偏好这类抗争形式，是由于“此种反抗技术与农民阶级的特点极为适合。”[1]

“弱者的武器”典型地存在于人民公社时期。受制于当时强大的政治压力，有组织的、公开的对抗是极其危险的，社员更多采用各种日常形式的抗争。例如，在公社化运动之前，抢先出售耕畜、杀羊、砍树；通过合法的“挖边”来侵占集体土地；大面积的“偷盗”或变相偷盗，所谓“十个社员九个贼，谁要不偷饿死谁”；严重的瞒产行为。“瞒产行为在20世纪70年代初已经达到惊人的地步，几乎20％的可耕土地被隐瞒。”[2]

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弱势群体越来越多地倾向于采用群体性事件的方式来进行利益表达。“弱者武器”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政治发展限制了执政者对社会抗争行为的可能反应，从而为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提供了更为宽泛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