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沈 毅

自从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举起文学改良的大旗后，白话文的长处和优点很快为人们所接受，地位不断巩固，甚至徐世昌做总统时还下令废止文言的小学教科书，改用国语课本。[1]但反对白话文的势力并没有偃旗息鼓， 1925年鲁迅感慨道，“看看报章上的论坛，‘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2]胡适也指出，“有几个行省公然禁令白话文，学校也不取做白话文的学生”。[3]1927年10月，行将就木的北洋政府，下令“所有国文一课，无论编纂何项讲义及课本，均不准再用白话文体，以昭划一而重国学”。[4]章士钊在青年时代鼓吹反清、讨袁，但他的文化观却是保守的，对新文化运动抱有很大的偏见。20年代中期他做了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后，更是在《甲寅周刊》上频频撰文攻击白话文。1927年掌权的国民党所管辖的南方若干省份也上演过“取缔白话”、“祭孔”等闹剧。[5]面对着这种情况，主张新文学，反对旧文化的人士勇敢地站出来捍卫白话文，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同人周刊《现代评论》就是当时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

一、对于文言文是否利于繁荣文化和普及教育的辩论

章士钊在1925年8月的《创办国立编译馆呈文》中称，中国自古便是一个出版大国，历代好书层出不穷，可惜白话文把大好形势葬送了,计自白话文体盛行而后，髦士以俚语为自足，小生求不学而名家，文事之鄙陋干枯，迥出寻常拟议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