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启成

(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1)

四、法家“得君”观念下的“法治”思想

在荀子那里，还力图在“得君”和“行道”之间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但在荀子同时甚至之前，即有诸多“士”将价值的天平放在“得君”上，导致学术迎合权力，成为专制权力的帮凶和辩护者。如果说这时已呈现出此一演变趋势，到韩非及其所处时代，则成为士阶层压倒性的抉择。与此相应，社会治理的规范也完全从礼、法并存到绝对排斥礼的“以法为治”。从思想主体而言，这一转变之最终完成，是法家学派及其思想主导下的结果。

(一)法家所主张的“势”尊于“道”

和儒、墨、道等其他诸子不同，法家是先有实际的政治革新运动，后才有较为系统的理论出现。既然是政治革新运动，那自然要得到国君的支持才有推行之可能。因此，诸侯国君的“势”自然就具有首要地位，法家借助君主的力量进行革新，实际上是在“得君”的前提下“行道”，离开了“得君”，“行道”自是空谈。换言之，没有“得君”，“行道”本身不具独立价值。如此，“势”尊于“道”自有其逻辑上的必然。战国中晚期时势之演变，“六国诸侯，谿异谷别，水绝山隔，各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取，胜者为右”，(《淮南子·要略》)更助成了法家这种注重现实之学说得势。所以，有学者富有洞见地指出，这一时期之政治思想，“以法家思想为主流，而以兵家思想为辅流，儒、道、墨三家思想在当世虽也是显学，但只是逆流，名家和阴阳家思想，不过是各为一种旁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