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笃才

(辽宁大学法学院，辽宁沈阳110036)

宋代，无论在法制还是法律思想方面，都是个很有创建的朝代。人文荟萃，名家辈出，思想解放，新意盎然。“法意”一语的再现，甚至昭示了法学诞生的契机。可惜，由于中国古代逻辑思维的某些缺失，没有进一步得到发展。诚为憾事，试加论之。

一、法意在宋代的辉煌再现

笔者在题为《情法之平与情伪之变——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几个关键词》①一文中，曾经指出:明清以“情法之平”作为司法标准，可以追溯到宋代。

自古以来，情与法就存在对立关系，所谓“王法无情”。故而先秦法家由于主张法治因此而一直蒙着“刻薄寡恩”的恶名。就是在汉唐期间，虽然儒家在思想领域已经占领了大部分阵地，但是在情与法之间仍然存在对立关系，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缺乏加以协调的意识。汉代，服膺儒术的卓茂曰:“律设大法，礼顺人情。”②认为，法律与人情不同，分别由礼与法规制。礼法分途，各有特点，情法对立，不能通融。，鉴于人的感情与守文断案存在矛盾，晋代的刘颂指出:“夫善用法者，忍违情不厌听之断，轻重虽不允人心，经于凡览，若不可行，法乃得直。”③强调法官在此矛盾前，应克制自己的感情，忍受感情的煎熬，不要为了一时的痛快，而扭曲法律的规定

资料显示，宋代在处理情与法关系问题上是转变的一个关键时点。宋代统治者开始要求协调情与法间的不一致。避免情重法轻，情轻法重;力求做到情法允当。而且，在《名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所载判牍中经常出现将情法两尽作为裁判根据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