瓮怡洁

DNA数据库是当今社会打击犯罪的一柄利器，其能协助侦查机关迅速查破案件，降低犯罪率，实现刑事司法一般预防的功能；另外，将已决犯的DNA信息储存于数据库中还有利于防止其再次犯罪，实现刑事司法特殊预防的功能。从世界各国实践来看，如果能够有效利用DNA数据库，还有利于洗脱被错误追诉者的冤情，减少冤错案件的发生。如在美国，截止2007年，仅在纽约州就有23名被无辜定罪者借助DNA证据血洗沉冤。1在我国，截至2010年12月，全国公安系统共建立了312个DNA实验室，DNA数据总量达700万份，日均破案150余起。2法庭科学DNA数据库在打击犯罪方面取得的斐然成绩固然令人振奋，但公安机关运用数据库的权力是不是可以不受限制？为了实现打击犯罪的目的，是不是可以无限制地扩张数据库的规模，甚至于将全体国民的DNA信息都永久性地纳入其中？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需要借鉴域外的经验来回答。

一、在立法模式上，遵循先立法后建立数据库的路径

目前，多数国家的法庭科学DNA数据库进行分型鉴定时，主要使用STRs分析法分析DNA链条非密码区（non-coding sections）中的短串联重复（shor t tandem repeats），虽然就DNA分型鉴定结果本身而言，通常认为这种分析方法只包含非常有限的基因信息，3但许多学者认为，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如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郑昆山指出：“当事人资讯自我决定权，对于在做DNA分析时，并不是针对密码区的细部构造去多做叙述，而是确定并比较特定片段间长度上的差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