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清，刘静

(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一

明代诗人谢榛认为：“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拘泥其迹可也。”[1](3)这里所谓“可解”之诗，意指有所昭示或寄托之作品，读者自可依照知人论世、诗史互证之法去抉奥阐幽；至于“不可解”之诗，譬若水中月、镜中花，其高远清虚、幽悠宁谧的境界，一方面是诗人神遇外物之际兴会适然的产物，另一方面往往因其虚幻特质而变得难以琢磨。对于“不可解”之诗，阐释者任何的界定和确解，实际上是一种限制和误读，它自然是“不必解”的了。

为了更好地阐明这个观点，谢氏又云：“黄山谷曰：‘彼喜穿凿者,弃其大旨，取其发兴于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鱼虫，以为物物皆有所托，如世间商度隐语，则诗委地矣。’予所谓‘可解、不可解、不必解’，与此意同。”[1](13)作为江西诗派的典型代表，黄庭坚一生以老杜为宗，却以为即便是针对拥有“诗史”美誉的杜诗，阐释者亦不可穿凿附会，以为寄寓无所不在，总是习惯性地为文本寻找现实依据。其正确的方法，应该是取其大旨，弃其枝末，这样不至于把好诗解释成为了历史的传声筒。谢榛对此论深表赞同。

一般来说，赞同黄庭坚、谢榛的诗论家是倾向于标举不可解、不必解之诗的。譬如清初诗论家叶燮，他把“是否可解”作为评判诗歌优劣的重要标准。叶氏《原诗》言：“要之作诗者，实写理事情，可以言言，可以解解，即为俗儒之作。惟不可名言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