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家金

(福建工程学院外语系，福建福州，350108)

一、引言

批评话语分析(CDA)和批评语言学(CL)都以揭示人类象征实践中的言辞互动规律和机构话语权力运作为目标。为简单起见，我们以话语批评指称二者。话语批评强调批评的反思性或对批评实践自身的批评。对话语批评的理论前提进行反思也是批评的要义。作为话语批评最为倚重的当代理论家[1]，Foucault、Bourdieu和 Habermas对主体有着不同的见解。这些不同的主体观没有或未能就批评何以可能的问题作出令人满意的阐释，并导致话语伦理责任无法界定等问题的出现。Fairclough虽然有相当的篇幅梳理探讨Foucault的话语权力观，但随后的批评分析专注于揭示不同机构权力的运作过程而并未触及权力的动源[2]。Foucault权力观最突出的问题是：既然权力无处不在，有意识的批评何以能突破权力之网？批评实践自身的反思何以可能？Pennycook则只将Foucault与Habermas的理论进行关联，指出前者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与后者的现代主义思想存在着内在的冲突以示CDA之不足[3](84)。田海龙在批判系统功能语言理论语境决定论的基础之上指出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想对于人的策略和批评能动性的解放[4](132−134)。然而，“后现代主义”显得过于宽泛笼统。甚而有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如 Foucault、Bourdieu等对主体性都持消极的态度。相对与此，当代西方修辞论辩理论家如 Perelman、Burke则秉持人文主义思想，对话语或批评主体的能动性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所阐说的修辞行动主体观，能够对批评主体性问题作出充分解释。……